世纪初，和犹太社群失去连系的犹太富人便寻求新的社会地位，并开始模仿贵族阶级。但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结果，首先因为贵族很明显已在没落，而相反的，犹太人的地位则不断上升。其次是因为贵族本身（尤其在普鲁士）恰恰变成了第一个产生反犹主义思想的阶级。
犹太人在战争中曾经是君王们的军需供应者和仆人，但是他们本身并不想、也没有介入冲突。当这些冲突扩大成为民族之间的战争时，他们仍然保持国际分子的身份，他们的重要性和有用性恰恰基于不束缚于任何民族原因。犹太人不再是银行家和战争军需商（由犹太人金融支持的最后一次战争是1866年的普奥战争，勃莱赫罗埃德（Gerson Bleichroeder）在俾斯麦拒绝普鲁士国会的贷款后出资帮助了他），他们成了和平条约的金融顾问与助手，并且以一种组织下严密的、无规定的方式成了消息提供人。最后两次不用犹太人帮助而签署的和平条约是维也纳会议和大陆霸权们与法国的条约。勃莱赫罗埃德在1871年德法和平谈判中的作用比他对战争的帮助有意义得多，在七十年代末期，他还提供了更重要的服务，通过他同罗斯希尔德家族的联系，他为俾斯麦提供了一条通向英国首相本杰明．狄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的间接消息渠道。凡尔赛和约是犹太人扮演重要顾问角色的最后一次。沃尔特．拉德诺（Walter Rathenau）是以国际犹太人关系网而在民族舞台上出名的最后一名犹太人，他是魏玛共和国的命舛运蹇的外交大臣。正如他的同侪们在他死后所说的，他贡献出了自己在国际金融界的声望，到处支持在国际舞台上没没无闻的犹太人进入新的共和国担任部长职务，为此付出了一生。
反犹主义的政府显然不会在战争与和平事业上起用犹太人。但是在国际舞台上清除犹太人比起反犹主义来更具有普遍的、深刻的意义。正因为犹太人曾被当作非国家成分来使用，他们在战争与和平中显示价值，只要是每一个人在战争中都试图有意识地保持和平的可能性，只要每一个人的目标都是妥协中的和平和权宜之策的重建。一旦“胜利即死亡”成为决定性政策，战争事实上以彻底消灭敌人为目标，犹太人就不可能再产生作用了。这种政策在任何情况下都驱使着毁灭他们的共同生存，尽管在政治舞台上消失、甚至灭绝一个特殊的群体生活并不必然导致他们实质上的毁灭。但是、不断重复出现一种说法：只要允许犹太人加入纳粹运动，他们就会像德国公民一样轻易地成为纳粹分子，正如他们在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种族立法之前曾经加入意大利法西斯党，这只有一半是真的。只有在牵涉到个别犹太人的心理时，这才会是事实，当然，它和周围环境的心理氛围差别不会太大。但从历史意义上说，这很明白是错的。即使没有反犹主义，纳粹主义对欧洲犹太人的生存也是致命打击；赞同纳粹主义意味着自杀，不必然是针对犹太血统的个人，而是对于作为一个民族的犹太人而言。
除了第一个矛盾，即平等与特权（或说是以特权的形式、出于特权的目的允准的平等）的矛盾，决定了欧洲犹太民族在前几个世纪里的命运，还有第二个矛盾：犹太人是唯一一个非国家的欧洲民族，欧洲民族国家制度的突然垮台使他们比别的民族受到威胁更大。这一情形初看起来很矛盾。欧洲民族的代表们，无论是从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到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之流的雅各宾党人，还是从梅特涅到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这样的中欧反动政府的代表，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认真地关注欧洲的“权力平衡”。当然，他们试图将这种平衡转为对各自国家的利益，但是他们从未梦想过控制欧洲大陆，或完全消灭他们的邻居。为了在这种变动不定的平衡中取得利益，犹太人被利用，甚至成了欧洲各国共同利益的一种象征。
因此，犹太人遭到大灾难，之后是欧洲各民族灾难性的失败，这就不是偶然的了。消灭犹太人这一着很容易使欧洲权力平衡解体，同时也很难使人理解消灭犹太人比异常残酷的民族主义或“旧有偏见”在不恰当的时候复活涉及更多的问题。当灾难发生时，犹太人的命运被看作一种“特例”，它的历史是根据例外的规律，因此，它的命运和一般情况无关。欧洲团结的破产立即反映在全欧洲犹太人团结的破裂。当德国开始屠杀德国犹太人时，其它欧洲国家的犹太人发现，德国犹太人是例外，和他们的命运不一样。同样地，德国犹太群体的崩溃之前，自己就先分裂成了无数小派别，每一个派别都相信并希望它的基本人权会受到特权的保护——应有特权，因为他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士兵，是参战士兵的子女，父亲在战场上作战牺牲的荣耀子女。看来似乎一切犹太血统的个人遭到绝灭都起始于犹太民族的冷酷的毁灭和自我分解，似乎犹太民族的生存都系结于其它民族以及其仇恨。
犹大历史还有一个最动人的方面，即犹太人的积极进入欧洲历史的起因是，他们在众多发展的或已存的民族国家的世界中是一种欧洲国际间的、非国家的成份。他们的这种作用比他们作为国家银行家的作用更长久、更重大，这是犹太人在艺术和科学方面新的现代型创造力的物质原因之一。他们的垮台与一种制度和一种政体的败亡——无论这政体是否有其它方面的缺陷，总需要并且容忍一种纯粹欧洲的成份——相伴随，这并非有失历史公正。
我们不应该忘记犹太人在欧洲的一贯辉煌的生存，哪怕在过去几个世纪里犹太历史无疑有许多不光彩的方面。少数意识到“犹太问题”这一方面的欧洲学者，对犹太人也不会有特殊的同情，只毫无偏见地评估整个欧洲情势。其中有法国十八世纪唯一的哲学家狄德罗（Denis Diderot），他对犹太人并无敌意，认为犹太人是不同国籍的欧洲人之间有用的联结；还有威廉．冯。洪堡德（Wilhelm von Humboldt），他通过法国革命而目睹了犹太人的解放，他说当犹太人变为法国人时，就会失去他们的普遍性地位；最后还有弗里德利希．尼采，他出于对俾斯麦的日耳曼帝国的厌恶，而杜撰“好欧洲人”（good European）…词，这使他有可能正确地评估犹太人在欧洲历史上有意义的作用，也使他免于落入廉价的爱犹主义（philosemitism）和自视优越的“进步”态度的陷阱。
尽管这种评估在描述表面现象时十分正确，但它忽略了体现犹太人奇特的政治历史中的最严重的吊诡。在欧洲各民族中，犹太民族是唯一一个没有自己国家的民族，而且恰恰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一向很期望、并且适适合于任何国家和政府结盟，无论这些政府和国家可能代表什么。另一方面，犹太人没有政治传统和政治经历，他们很少意识到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张力，对于其新角色所面临的明显的冒险性和权力可能性也很少有所意识。他们提供的少数政治知识和传统实践，首先始于罗马帝国，那时他们受罗马士兵的保护，后来在中世纪，他们寻求并接受遥远的君主和教会当局的保护，以抵御人民和地方统治者的伤害。他们从这些经历中多少得出了结论，即当局，尤其是高层统治当局，对他们是有利的，而低层官吏，尤其是普通人，对他们是危险的。这种偏见虽表达了一种确定的历史事实，但不再符合新的情况，此一偏见深深地植根于大多数犹太人的共同心理中，就像对犹太人的偏见为异教徒普遍接受一样。
犹太人和各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历史上有大量例子可资说明，犹太银行家的效忠对象如何迅速地从一个政府转变到另一个政府，即使在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以后亦是如此。1848年，法国的罗斯希尔德家族几乎在不到二十四小时里，就从路易。菲利浦（Louis Philippe）政府转向为新的、短命的法兰西共和国服务，后来又转向拿破仑三世。同样的过程重复发生在第二帝国垮台之后和第三共和国建立之时，尽管转向速度稍微缓慢一些。在德国1918年革命之后，这种突然的轻易转变象征地一方面发生在那些战争堡垒的金融政策上，另一方面表现在沃尔特。拉德诺不断变换的政治野心上。
在这一类行为中牵涉的问题多于简单的资产阶级模式所涉及的问题，资产阶级的方式一向假定，只有成功了的才是真正的成功。如果犹太人是普通意义的资产阶级（bourgeois），那么他们可能正确地估计了其新角色权力可能性，扮演起那种秘密世界力量的虚构角色，能制造或破坏政府，而反犹主义者正是千方百计这样指责他们的。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犹太人对政治权力既无所知，又无兴趣，最多只会出于自卫的微弱目的而施加温和的压力。这种缺乏雄心的表现使犹太银行家和商人们被同化了的下一辈甚感不满。他们有一些人像狄斯累利一样，梦想能有一个他们可以从属的秘密犹太社会，但是这个秘密社会从未存在过，另外一些人像沃尔特．拉德诺一样，他们比较了解情况，也反对发表一些半反犹主义的激烈言论，反对既无权力又无社会地位的富有犹太商人。
非犹太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从来就不能理解这种天真行为。另一方面，犹太人的代表们和作家们对这种脱离权力的情形也习以为常，因此他们从不谈论权力。最多只在遇到对他们有荒谬怀疑时才表达一下惊愕。十九世纪的许多政治家在回亿录中，都肯定地说战争不会发生，因为伦敦、巴黎、维也纳的罗斯希尔德不要战争。即使像J．霍布森（J．A．Hobson）这样清醒而可靠的历史学家，在1905年时也只能这样说：“是否有人认真地假设，如果罗斯希尔德家族及其商业网络抵制的话，有哪个欧洲国家能够承担一场较大的战争，或签署一笔巨额政府贷款？”这种错误判断非常有趣，它天真地设想每一个人都一样，正如梅特涅真诚地相信“罗斯希尔德家族在法国政府中的作用比在任何外国政府中都重要，”或者他在1848年奥地利革命前不久，信心十足地对维也纳罗斯希尔德家族预言：“假如我失败了，你们会跟着我一起失败。”事实真相是，罗斯希尔德家族没有任何政治概念，就像其它犹太银行家不知要在法国有何作为，更不用说有什么明确的目的，足以暗示发动一场战争了。相反，他们像其它犹太同伴一样，绝不和任何一个具体的政府结盟，而是和许多政府结盟，和权威结盟。如果他们在这时或那时显示出明显地倾向于君主专制政府、反对共和政体，那只是因为他们正确地怀疑共和政体在很大程度上以人民的意志为基础，而对于人民的意志，他们是本能地不信任的。
犹大人对国家信任到何种程度，他们对欧洲的实际情况无知到何等地步，这从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岁月中可以看出，当时他们早已对未来感到恐惧，终于在政治上一试身手。他们在几个非犹太人士的帮助下建立了中产阶级政党，名为“国家党”（Staatspartei），这个名称本身充满了矛盾。他们天真地相信，他们的“党”在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中应该代表他们，应该成为国家本身，但是他们从来不明白政党和国家的全部关系。假如有人认真花费心思来思考这个由受人尊敬的、令人敬畏的绅士组成的党，他只会得出一个结论，不计代价表现出的忠诚只不过是一面表相，背后各种邪恶力量阴谋接管国家。
如同犹太人完全忽略了国家与社会之间越来越紧张的关系一样，他们也不会明白是客观情势迫使他们进入了冲突的中心。所以他们不懂如何评价反犹主义，或者说，分辨不出社会歧视变成政治争端的时刻。一百多年来，反犹主义慢慢地发展到几乎欧洲所有国家的所有社会阶层，直到它最后作为一个问题突然出现，而对此几乎达到了一个统一的观点。这个过程发展的规律很简单：每一个和国家发生冲突的社会阶级都变成反犹主义者，因为看来代表国家的唯一社会团体是犹太人。而唯一证明不受反犹主义宣传影响的阶级是工人，他们投身于阶级斗争，对历史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从不直接和国家发生冲突，只和另一个社会阶级发生冲突，即资产阶级，而犹太人当然不代表资产阶级，他们在其中从来不构成一个有意义的组成部分。
十八世纪末在某些国家里对犹太人的政治解放。以及在中欧和西欧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首先导致了他们对国家的态度上一种决定性的转变，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罗斯希尔德家族的堀起为象征。宫廷犹太人最早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