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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恐惧一下子无影无踪了，我能从指甲中除掉那深深嵌入的碎屑了。这之后，我美美地睡了一大觉。醒来时，我明白我不会去西班牙了。我死里逃生。仿佛是羽斯曼小说中的主人公德·艾珊特（他在动身前，完美地想象出到伦敦的旅行，结果他不需要去那儿了）一样，我刚体验了内战的所有暴行。无想象力的人感到需要周游世界或等待欧洲的战争以便形成对地狱的观念。至于我，呆在原地，碰到一块鼻涕，而且还是～块假鼻涕，就足够做到这一点了。
达利自传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
佛罗伦萨——慕尼黑到蒙特卡罗——邦威特一泰尔——欧洲战争重起——莎耐尔小姐与卡尔维特先生之战——回归西班牙——里斯本——发明拍摄思想的机器——宇宙论——老鸦企属
植物叶的永久胜利——文艺复兴
保尔·艾吕雅提出过一个纹章的铭文：“靠谬误和芳香生活。”经过葛莉塔·嘉宝和鼻涕的谬误之后，我了解了“预知力”的芳香。我越在直接和普通的事情方面出错，我就越能看清本来。
我们刚在佛罗伦萨附近租了一个别墅。在柏树的环绕下，我重又获得一种相对的平静。我的好朋友莎耐尔小姐，当时正在西西里游历。一天晚上，我突然感到她患了斑疹伤寒，我立刻给她写了一封信：“我非常担心你患麻疹伤寒。”第二天，我收到一份米西妞·塞尔特的电报，告诉我莎耐尔在威尼斯病得很厉害。我跑去看她。她患了伤寒，在发着高烧。加基列夫之死的回忆让我们都很害怕。
床头柜上放着个卡普里大贝壳。从此以后，并没什么明显的理由，我便总把卡普里同发烧的念头联系在一起，反复说着：
“在卡普里，风景总是发着高烧。应当用它的岩洞治愈卡普里的毛病。”
我吩咐从病人房间里拿掉这个贝壳。随后有人来量了体温，体温突然恢复正常了。从此，这样一个问题始终纠缠着我，那就是想知道加基列夫死的那天在他的桌子上有没有一个卡普里贝壳。
我相信巫术，确信天体演化论或超验的每一新尝试需要以巫术为依据，需要重新恢复那种指引过帕拉塞尔斯或雷蒙·合尔等人头脑的精神状态。偏执狂批判对我的感觉摆脱不掉的那些形象的解释，对撒满我日程中的那些偶然事件的解释，对伴随着我各种无意义行动而来的时常具有“客现仍然性”的那些现象的解释，这一切都不过是向各种符号、各种占卜、各种预兆提供一客观严密性”的尝试而已。要是我不对能预告某些即将发生的事情，那么作为报偿，加拉便是一位真正的通灵者，是一位从该词的科学意义上来说的通灵者。她从不会搞错，并以一种惊人的准确性抽出牌来。就是这样她预言了我父亲一生的确切经历，预言了克列维尔的自杀，预言了德国的宣战。加拉相信我的木片，这是在我们最初的一次散步期间，我有一天在克鲁斯海呷的岩礁上发现的。从此以后，我们始终没放弃这个达利的护符。有一次，我把它遗忘在伦敦的科文特花园，但第二天又找回了它。又有一次，它被卷在纽约圣莫里兹旅馆的床单中送去浆洗了，为了找回它，得把全部胜床单翻个遍。这个木片在我这儿具有了古怪的神经官能症的形式。每当我想换它时，我就忍不住要这么做。就连现在我也不得不从桌边站起来去触摸它……看哪，行了！一瞬间，我的烦恼就缓解了。
在有这个木片之前，我受到各种不像是真的古怪毛病的侵袭。尤其是睡觉的仪式，已达到了精神错乱的程度。抽屉全要关上，东西都要均衡地放在安乐椅上，门要半开着。稍微违反一点儿这想象的规矩，都迫使我再起来把一切安排好。现在只要我能在想的时候摸到这个护符，它就会使这些怪癣全消失掉、…··
九月的秋分将给我们带来慕尼黑的危机。尽管加拉的纸牌向我们证明这还不会是战争，可我们还是谨慎地离开了意大利，来到位于蒙特卡罗访近的罗克布鲁纳的拉波萨，住在何柯·莎耐尔的家里，我在她那儿呆了四个月，相伴的还有大诗人彼埃尔·何维地。何维地是立体主义者那一代的全面的诗人。他是“粗重的”、反知识的、完全踉我相反。这是个使我们争辩并加强我们各自观点的绝好机会。我们把“研究问题”称为是我们交战的乐趣，就像两只公鸡那样。在这期间，我写了我的《生活奥秘》的大纲，准备了我在纽约的展览，并画了《希特勒之谜》，这是幅很难阐释的画，我仍然抓不住它的意义。无疑它是由慕尼黑之后纠缠着我的那些梦的移位构成的。我觉得它的价值是预言性的。这幅画清楚地宣告了欧洲将经历的那种中世纪时期。张伯伦的雨伞以一只阴险的编幅的面目出现在画布上……
我到达纽约时，第五大道的商品陈列并不太令我惊奇。大家全试着变成达利。邦威特一泰尔又请我重新布置两个橱窗。我接受了，因为我觉得这有助当众证明什么是真达利什么是假达利。但我提出了一个条件，我有权怎么想就怎么做，该商店的负责人接受了这个条件，他们让我跟陈列主任李先生联系，他对我极为亲切。我讨厌现代的人体模型，这些可怕的女人体太硬了、太缺少食用因素了，而且鼻子翘得很滑稽。我需要肉体，人造的和过时的肉体。我们去一家老商店的顶楼发掘1900年时期的蜡制人体模型。它们那死人的长发使它们显得十分吓人，多年来，灰尘和蜘蛛网布满在它们上面。
我对李说：“尤其不能碰这些灰尘，正是有了它们，这些人体模型才更美。我要把它们献给第五大道的公众，就像人们送上一瓶小心从酒窖中取出来的阿尔玛汉克陈酒一样。”
照我们发现时的样子，极其小心地把这些人体模型运了出来。要是我把它们展示在一个衬有软缎和镜子的环境中，那种对比的效果就会更加奇异。两处陈列的主题十分单纯：昼与夜。在白昼，一个人体模型进入一只套着卷毛羔皮的、注满了水的“毛茸茸浴盆”里。非常美的蜡制手臂托着一面镜子，用来象征纳尔西斯的神话。一些真正的水仙直接从地毯和家具中长出来。为夜晚，我搭起了一张床，它的天盖是用黑色水牛头和一只嘴中带血的鸽子做成的。床卿是用水牛跨做成的，床单则是烧过的不规整的黑缎。在那些被洞里，可以看到人造的燃烧着的木炭；另一方面，这些木炭还成为了人体模型头枕着的枕头。睡眠的幽灵挂满闪光的珠宝首饰呆在床边，这些珠宝首饰正是蜡制的女睡眼春梦寐以求的东西。
在街中心，这种表现定然不可避免地吸引过往行人的注意力，从而向他们显示一种真正达利的超现实主义景观。
我们刚在大都会歌剧院观看了一场《罗恩格林》的演出，～出歌剧院，我和加拉就到邦威特一泰尔商店去，人们完成了我这两处陈列的创造。在现场，我又发明出一些新东西，最后我们～直呆到凌晨六点，往那些人体模型上挂珠宝首饰，在几乎所有的地方钉上花朵和技布。
第二天，我们吃了顿丰盛的午餐，等我们能去第五大道判断效果时，已是下午五点了。看到一切都变了，可并没人礼貌地预先通知我，我是多么愤怒多么惊讶啊！我那些布满灰尘的人体模型已被商店通常用的人体模型取代了。只留下衬着缎子的墙壁，也就是说，留下的恰恰是我开玩笑议的拓出来的东西。从我惨白的脸色上，加拉明白了我的气愤，她恳求我保持平静。
“去跟他们讲，冲她说，“但要有理智。让他们拿掉全部这些垃圾，我们就不用提这件事了。”
她猜到每一劝告都只会是多余的、无异于火上浇油，便离开我。我走到邦威特一泰尔的经理室，他们先让我在走廊里等了～刻钟。终于一个男人接待了我，他向我表示很荣幸能见到一位像我这样杰出的艺术家。随后轮到我通过一名翻译回答他了，我极其客气地说，我的作品遭到篡改，可并没人预先通知我。我因而希望或是撤下陈列中我的签名，或是照我所想的那样恢复我的装饰。这种把我的观念弄甜的作法有损于我的名声。这位经理回答我他有权保留我的观念中为他们喜欢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大白天降下橱窗的帘子。我坚持着自己的观点。这些变化不到十分钟就能解决好。我的对话者的粗鲁使我决心提出最后通牒，我要求立刻撤下我的名字，派则我将采取行动。这个家伙仍试图向我解释不得不改变橱窗的原因，因为它们留住了太多的行人，影响了交通。现在全都清楚了，他什么都不想改变。我不再坚持了，向我的两名对话者致敬后，我就平静地走向保留着装满水的浴缸的那个橱窗。我走入陈列，一动不动地呆了一会儿，透过玻璃窗注视在人行道上行走的人群。我的出现必定显得颇为奇特，因为立即就有一大群人开始聚拢过来。我期待的就是这个。我用双手抓住浴缸，把它微微提起想翻过它来。它比我相信的要重，我觉得得向参逊要点儿力气了。浴缸滑了下去，靠近了玻璃窗。在我终于成功地把它翻转过来时，它撞到玻璃上，玻璃碎片飞溅开来。人群喊叫着躲开，同时水流到了街上。冷静地端详着这个形势，我认为最好还是从打破的缺口走出去，而不是再经过店门出去。我跳到了人行道上。我跳出后不到一秒钟，一大片玻璃就从高处脱落了，哗啦一声掉下来，差一点儿我就被处决了。始终很平静，我披上大农，生怕困天气凉快而感冒，随后我慢步走向我住的旅馆。我刚走了约十多米，一位非常有礼貌的便衣警察轻轻把手放在我肩上，为拘留我表示歉意。
加拉和一些朋友赶到我刚被带进的警察分局，我的律师让我在两种解决办法中选择：一是我能马上获得保释，以后再对我进行诉讼；二是我接受留在分局一二个小时，随后进行审判。尽管我觉得监狱的混杂很可怕，我还是选择了第二种解决办法。大部分囚犯是酒鬼、流浪汉，他们到处呕吐。我试着躲在阿房的一个隐敝的角落里，避开所有这些人的臭虫虱子和他们溅出来的污水。我的悲伤一定十分明显，使得一位颇为女人气的、戴满戒指和金手围的身材矮小的先生走近我。
“你是西班牙人，”他对我说，“立刻就能看出这一点来。我是波多黎各人。你为什么来这儿广
“我打碎了一个玻璃橱窗。”
“这没什么，只会要你交点儿罚款。是不是一家酒吧间的玻璃橱窗？在哪个区广
“不显酒吧间／j2＄五大道的一家大商店。”
“第五大道！”这位矮小的男子以赞美的口吻说，“以后再告诉我这一切。目前就呆在我身边，只要你跟我在一起，就没人敢碰你。物
显然，在这些爱打架的人和这些酒鬼中间，这位矮小的男人似乎享有出人意料的尊重。审判我的法官，虽然表面上有愈显得很严肃，可并不能完全掩盖住他开心的神态。他判定我的行为是极为粗暴的过火行为，我既然打碎了～个玻璃橱窗，我就必须加以赔偿。讲完这个后，他承认艺术家有权彻底捍卫他的作品。第二天，新闻界为了我行动起来，向我显示一种令人感动的理解和赞同的态度。我接到数百封美国艺术家的信件，向我肯定我的举动明显地证明了有必要捍卫美国艺术。我刚刚无意地碰到了这个国家的新伤疤。
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向我提供了一份完全依照我的趣味为国际博览会的一个陈列馆搞另～个玻璃橱窗的合同。他们保证我享有“艺术家想象的绝对自由”。这个陈列馆应当称为“维纳斯之梦一。这个梦是场可怕的恶梦，因为我很快就发现这家股份有限公司有自己的想法，要根据它本身的趣味梦见维纳斯。他们不过是从宣传的角度考虑利用我的名字罢了。我跟他们展开了～杨荷马式的搏斗。他们强加给我一些材料，我怀着愉快的态度把它们搞得一塌糊涂，割下那些美人鱼的橡胶尾巴，用柏油粘那些鹦鹉，把那些东西整个翻过来，用剪刀破坏一切。这家股份有限公司终于求饶了，并听凭我随意搞了。不幸，急工在各工作室里继续着，人们只不过大致照我所想的干那么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