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用上了。虽然准备的时间只有１０天，可我们班并不觉得紧张，主要是她安排得井井有条。结果，我们班得了全校第一。全班同学都高兴得疯了，这是我们这个新集体获得的第一项荣誉。
从那以后，同学们都觉得：我们班长真能干呀！渐渐地，她也开始有些自我膨胀，觉得自己能力很强，甚至在威信上可以超越班主任。她的眼神似乎在告诉我：你这个老师很多地方做得不够。哪怕是我不赞同的事，只要她自以为正确，就去做。同学们不太了解，多少事情其实都是班主任在幕后策划，在默默地支持。我也没有太在意，总是想她并不是有意和我作对，毕竟她才１６岁，还只是一个刚刚初中毕业的小姑娘。
我教的是基础语言课。一节课上，我把全班同学分成６个小组。因为语言训练针对性很强，我只辅导一个小组，让别的小组自己练习。同学们都练习得很认真，整个教室一片嗡嗡的声音。就在这时，她站了起来，在全班同学的注视下，一个人走出了教室，连个招呼都没跟我打。至今，她走出去的身影还特别真切地在我眼前，那么轻松，那么目中无人。我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我没有想到一个学生会作出这样的举动，更没想到这个学生是她——我的班长。当时有一种感觉特别强烈——我们之间出问题了。
我心里很矛盾，我想和她谈谈。我想到了学习委员，她的好朋友，也是个尖子生。我对学习委员也是信任有加，我想通过学习委员沟通我和班长。可后来我才知道，学习委员一直想当班长，她就在我面前说班长怎么跟我作对，又对班长说我怎么对班长有成见。我所有的信任和坦诚所换来的与我希望的恰恰相反。
我终于下决心要和班长当面好好谈一谈。那天整整谈了一个下午，可我知道，已经晚了。一条沟壑早已横在了我们之间，不是一两句话可以填平的。
这个时候，她谈恋爱了，对方是来自温州的一个卖鞋的小老板。那以后，她就很少来学校了，更不用说管理班级。
你不知道如果班长和班主任不能融洽地合作，班级工作开展起来有多难。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既然我这个班主任不能换，那就换班长吧。这个念头在我的脑子里转了很久，还是说不出口。她为班集体付出那么多，我怕她接受不了这个挫折。这个学生最爱面子，我就给足她面子吧。我总是想，再等等，再等等，让我再做些努力。这样又拖了半年，她仍然没有回头的意思。
真的不能再拖了。有一天，我试探着问学习委员：“如果她不做班长，你愿意做吗？”学习委员肯定地说：“我愿意。”
这话自然很快就传到了班长的耳朵里。没隔多久，她提出来退学，理由是不适合这个专业。而我始终认为，她其实是不敢面对班长被免的打击——她是自尊心那么强的一个女孩。
二年级下学期，她离开了学校。以后，跟男友一起做生意，结婚，生孩子，很快。
我所关注的学生，毕业后都常联系，也常见面，惟独她没有。她对别人说，同学们都活跃在电视和广播里，只有她在卖鞋，怎么好意思和别人联系？可见她是在意的。我听了这话，特别难受。
记得刚接这个班时，我对全班同学说：你们３０名同学一同踏进学校，就是一个完整的集体。我无法接受２９个学生都顺利地毕业了，惟独一个学生中途掉队，况且是我最欣赏的班长。这是我做班主任的失职。老师，尤其是班主任，要有长远的目光，要对学生的一生负责。如果当时我能及时地调整心态，及早地与她沟通，也许不会走到这一步。
她走的时候我亲自主持欢送会，当时我哭得不成样子。她一走这么多年，连个电话都没来过……
我真的很爱这个学生……是我做得不好……我希望一切能够重新来过，让我帮助她顺利地完成学业。
这件事成了我心头的一片阴影。送走那一届学生后，快五年了，我再也没有担任过班主任。
（记录：刘肖）
第五卷山里人改变了我
王剑丽，女，２２岁
济源市大峪镇栗园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７日
我从小就有一个绿色的教师之梦。１９９８年从济源工业中专师范部文秘专业毕业后，先是在一所村办小学代了半年课，第二年春天被分配到这所山村小学任教。不瞒您说，一踏进校门我就后悔了。萝卜、白菜是不变的菜谱，校内惟一的一座楼房只盖了半截。晴天还好，到了雨天，外边下大雨，教室里下小雨，卧室里摆满了盆盆罐罐，滴滴嗒嗒的雨声赶跑了我原有的热情。我时常无缘无故地发脾气，以排解心中的郁闷。除了上课，我很少与学生在一起，整天想着，怎么样才能尽早离开这里。
改变我的是质朴而憨厚的山里人。
我家离学校有６０多里，两个小时的路要倒两次车。１９９９年冬的一天，我因为有事儿误了点，车到石匣时已经是下午６点了，那儿离学校还有１０多里路。我真想能有辆车让我搭上一段，可是没有。夜渐渐深了，寒风刺骨，冻得我直发抖。坐车回家吧，那几十个学生怎么办？可一个１９岁的姑娘走漆黑山路的情景，我简直不敢想像。好不容易看到一辆面包车，当我满怀希望迎上去的时候，司机却甩出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去城里可以，上山不行！”当时我难过极了，这可咋办？３个半小时过去了，黑暗中的我，孤独又茫然。正当我万般无奈之时，一位似曾相识的农村妇女出现在我的面前。她问明情况后，帮我拦了一辆拖拉机，把我送到了学校。临走时，她拍拍我的肩膀说：“闺女，山上不比城里，娃们交给你，让你受累了。”我不知说什么好，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淳朴的山里人让我明白了“教师”在他们心中的分量有多重。从此，我不再怨天尤人，开始了不辱使命的新生活。
我不再放弃任何与学生接触的机会，我自认为融入了一汪清水之中。课余，我买来橡皮筋和女同学一起跳，和男同学一块儿打乒乓球，让他们到我的办公室里翻看摆得整整齐齐的图书。星期天，我不再回家，而是翻山越岭到学生家进行家访。山里人住得分散，我又不习惯走山路，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同事们和我开玩笑：“王老师，你可真是银环下乡哟！”
２０００年冬，学校腾出一间房子让家远的学生住校，以免除他们的奔波之苦。一天晚上，我发现班里住校的３个同学不见了，问其他同学，才知道他们结伴回家去了。我实在放心不下，就邀了两个学生一同前去寻找。山村的夜静极了，一点儿响动就会引来满村犬吠。为了掩饰内心的恐惧，我们彼此喊叫着给自己壮胆。夜色下，我无法辨别这３个同学的家到底在哪里，看到有灯光的地方就问。山路不好走，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几个小时，找到他们时，已是夜里１０点多了。看到他们酣睡的样子，我才算松了一口气……
日子一天天过去，孩子们也和我越发亲近起来。他们常在作业本中夹小纸条，告诉我他们的秘密，他们提醒我：“老师，你别老吃零食。”他们赞美我：“老师，你笑起来很美，真的。”
我被这些既木讷又聪明的山里娃感动了，我渐渐地感觉到，他们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一位教育家曾说过：“一位好教师，光有爱心只能得６０分，要想得到满分，还要在教学上下功夫。”
为了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我自费订阅了一些教学刊物，还给自己规定每月必须买一本书。我经常邀请老教师听课，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学习他们的授课方法和技巧，我们学校农忙放假，我就到市区小学听课学习。慢慢地，学生开始喜欢我的课，学习成绩也一天比一天好。
２０００年，我承担了“三段学导式”教学模式研究的子课题，这对我这个年轻教师来说，的确有一定的难度。听课，查资料，做笔记，不知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为把每节课教师的启发、提问、点评、纠错、小结的时间控制在１５分钟以内，课下，我对着录音机和闹钟一遍一遍反复练习，尽量使自己的语言准确而精当，把课堂上更多的时间留给学生去思考，去练习。对这一新的教学方法，学生接受得很快。他们乐此不疲，使每节课都充满了乐趣和诱人的魅力。功夫不负有心人，２００１年冬，我被评定为市级优质课教师和市级骨干教师。学生的作文也接二连三地在报刊上发表了。我忘不了杨雷鸣同学第一次拿到稿费时的兴奋劲儿和全班同学为他欢呼的情景……原来工作也可以如此快乐！
（记录：李默）
第五卷一次次从头再来
刘乐尧，男，６５岁
伊川县第六中学退休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１日
１９５６年年初的一天，经人介绍，我和老伴第一次见了面。那时我在伊川县彭婆镇南衙小学教语文。也许是见面时话说得多，我俩彼此间也就多了些了解，没过多久，我们就订下了婚约。那时布证短缺，我还是从亲戚家借了一些布证，为她撕了一身“洋布”衣料当作彩礼。老岳父是个读书人，对我有些偏爱，自己的女儿能嫁给一个当教师的，他自然愿意。于是在当年的７月份，双方选定了一个好日子，我驾着一辆牛车将她迎进了一间不足７平方米的茅草屋。一张旧木床，一个母亲曾用过的破旧木箱是当时新房里的摆设。
在家待了３天后，我就返回了学校，老伴回娘家待着。虽说是新婚，可由于学校离家太远，再加之我经常参加组织举办的一些活动，所以我也就很少回去。有一天，老岳父领着他的女儿赶了近５０里路，把她从家送到了学校。住了一夜后，我就把她送走了。她在学校里，我一来怕影响学校的工作，二来怕在同事们中间影响不好。老伴很不愿意走，将她送出ｌ里多地后我就返回了学校。现在看来，这确实有些不合情理。
１９５８年，在“整风运动”中，我被打成“右派”。我当时受到的处分是：保留公职，保留工会会籍，开除团籍，降职降薪。处分后，我被组织分到另一所小学任教，同时还要接受劳动改造。老伴作为“右派夫人”，自然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歧视、冷遇和摆布。最让她痛心的是，我在参加完“整风”会后，两个月都没有回过家。记得有一次，她带着家人舍不得吃的油炸食品步行几十里路赶到县城来探望我。可谁知得到的答复是：“他是‘右派’，正在接受改造，不准会见。”她说尽了好话，甚至乞求别人，可最终还是没有争取到和我见面的机会。后来她说，那天也不知是怎样回家的，一回到村里，她硬是把眼泪往肚里咽，强装笑脸和乡亲们寒喧。可那天她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在我被打成“右派”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夫妻俩虽身处同一县城，但见面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在家里，老伴一方面要料理家务，另一方面，作为“右派家属”，她还要参加组织上指派的劳动任务。那时各地都在大搞工程，生产队需要的劳力多，老伴时常“转战”各个工地，从离家十几里到几十里地远的工地上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面对各种不幸遭遇，有“好心人”劝老伴：“赶紧和你的‘右派丈夫’离婚吧。”对此，老伴总是一笑置之，始终用一颗宽容的心默默地承受着不幸。
到了１９６２年年初，我的“右派”帽子终于被摘掉。根据组织安排，我成了葛寨乡烟涧小学的一名民办教师，每月领取７元的工资。我和老伴也终于获得了“团聚”。
能重返教学岗位，我打心眼儿里高兴。但老伴并不同意我当教师，她害怕再被扣上什么“帽子”。我跟老伴说，当教师是我的愿望，我只想干这一行，不管别人怎么对我，我只要努力工作，对得起良心就行。老伴拗不过我，也就同意了。我去学校后，她又照例操持着家务，忙于田间劳作。
也许是命运的捉弄，好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