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赵强便往家里赶。已经３天没进食的母亲见到儿子时非常欣慰，中午还打起精神让儿子喂着吃了点饭。可谁能料到，当天下午，他母亲病情恶化，竟撒手去了……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我非常痛心。２３日下葬那天，我委托几名队员赶到他家里吊唁。赵强守在母亲的灵前，说：“我妈知道我做的是尊老、敬老的事儿，她理解我。”多好的学生，多好的家长啊。作为老师，我为有这样的学生而自豪。
不知不觉中，我做这项工作已近１０年了，从中我也更加理解了老人的内心世界，懂得了该如何去孝敬长辈。就我的家庭来说，母亲去世后，父亲一直很孤独，我们做子女的工作忙，不能尽心尽力地照顾父亲。后来，我和两个哥哥张罗着给父亲找了个老伴儿。“尊协”的活动通常安排在节假日，我没时间料理家务，丈夫就主动替我分担。孩子丢在家不放心，我就带上他一起去参加活动。去年下乡活动期间，我儿子做了随队小演员，还自编自演了敬老歌《摘草莓》。我没工夫照看他，他瞌睡了就找了个饮料瓶当枕头倒在席子上睡了。看着孩子的可怜样儿，我的心里一阵愧疚。我想，如果没有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我也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尊协”工作。
（记录：陈伟民）
第四卷建校是我的福分
耿照国，男，５６岁
淅川县厚坡镇四中学区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９月５日
这里的老人们常说：为人一辈子不盖房，不买地，是前辈子的造化，是福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的上辈留下了房子和地，他可以坐享其成，这就是福分。我恰恰不是享有这种福分的人。从开始在自己家里办耕读班到办村小，从盖土坯房到集资盖砖瓦房，每当回忆起这几次盖房办学的情景，我都感慨万千。
１９６４年，三年自然灾害刚过，许多人家孩子上不起学，我把村里辍学在家的１２个孩子组织起来，挂起一块小黑板，办起了耕读班。由于家里条件苦，孩子们都很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孩子们的年龄相差很大，最大的有十五六岁，最小的只有七八岁，原来都在一起上课，后来分成了两级复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屋里挤进了３８人。在我的要求下，当时的大队干部用１７０元买下了两间破房。两年后，大队研究决定，将这两间房扒掉，再添点料，在另一个地方盖三间房，并由我具体操办。我每天早晨４点半起床，要跑遍９个生产队的１８户人家喊人上工。他们都很积极，一喊就起，随叫随到。每个生产队兑的和泥用的麦糠，我也得一背篓一背篓地从一个个生产队的仓库里往回背。没盖过房的人可能没有体会，真是大工上了架，小工忙不下，我什么都得想，什么都得干，跑烂了好多双鞋。
１９７０年，随着生源的进一步扩大，小王营村小学生增加到１００多人，发展到４个年级。这时，教室又不够了。大队经研究决定在村外建一所学校，并抽两名干部和我作为建校的负责人。我住得最近，因此征料、组织施工、工地看护等任务大都由我来承担。在建校的４个月里，我家成了“后勤部“，６０多岁的母亲和已有两个孩子的妻子做饭，烧水，忙得不可开交。有时，妻子还和我一起冒雨盖坯，排水。５月２０日，１９间土坯房全部竣工了。过去用葵花秆作骨架，麦糠泥糊出来的桌子与这些教室极不相称，我带领师生下河捞沙石，暑假期间和６个教师一道，自己动手，铸出近百块水泥桌面，学生从此告别了泥台子。
１９８２年，我参加了南阳地区在南召县召开的普及小学教育现场会。这时，１０多年前建的校舍墙体已出现问题了，在会后回家的途中，当时的县教育局局长贾春祥说，你那里普及小学教育工作做得很出色，但是校舍太破旧了，你回去就发动发动，把办学条件改善一下。局长的嘱托，成了我心中的头等大事。
这次扒掉原有的土坯房，盖起了３排３３间标准化砖瓦房。由于村委工作不力，资金筹措等问题没有专人来负责，只好由我替他们造计划，筹资金。通往农田路旁有多少棵树，能采多少根檩条，能出多少根椽子，需多少个工时，如何分配到村组，都是我“战前“计划的内容。为动员群众支持建校，我组织召开党员、团员会，走访有抵触情绪的农户，以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为扩大资金来源，我拟了信件，向本村在外工作人员致信，组织捐款活动，也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钱多少不一，但大家的心情都一样。３个月后，小王营村小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３０多间砖瓦房整齐排列，校门和院墙被整修一新，硬化了路面，花池里栽上了多种花木，数百棵常青树亭亭玉立。全校６个班的３１５名学生和１０名教师开始使用宽敞明亮的教室。
全县曾多次在小王营村小组织召开集资建校现场会，一时间，小王营出了名，我似乎也成了名人。
回忆那难忘的岁月，我对去世的妻子感念不忘，是她，一个质朴、善良的农村妇女，为了支持我的工作，承担了全部农活和家务，以至于积劳成疾。一切都来之不易啊！
（记录：侯薇）
第四卷“穷代课”，我不辱“师”命
袁孝峰，男，２６岁
洛宁县兴华乡瓦庙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５日
我是个土生土长的山伢子。考初中时我脚受伤停课一个多月，是父亲背进考场的，但仍以好成绩考入乡中。三年初中，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毕业后顺利考入洛宁县一高。然而，就在我要展翅高飞时，母亲因病去世了。迫于生计，我只好在本村小学开始了我的“代课”生涯，那年我才１６岁。
１６岁的毛孩子当教师，学生家长都不放心。有人看不起地称我为“穷代课的”，还说娃们跟着我不会有啥出息，一些学生为这转了学。我一人一校，教着仅有８名学生的四级复式班，暗自下决心，一定要争口气。于是，我这个“穷代课的”，吃住全在学校，讲课精益求精，课后耐心辅导。一年后，我在考试评比中一炮打响，学生人数从此又多了起来。自己的劳动得到了承认与尊重，更激发了我的热情和干劲。之后连续５年，教学成绩像芝麻开花——节节高。虽然每月只有５０元的工资，我却心满意足，逐渐迷上了教育这一行，并希望自己能早一天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教师。
１９９６年春，国务院《教师资格条例》出台。同行们纷纷劝我：“就凭你的业绩，要是进修学习，拿个文凭，对自己，对学校都有好处。”刚好县教师进修学校招生条件放宽，我为弥补没能上高中和大学的遗憾，便考入这个学校深造。
谁都知道上学是需要一笔费用的。为维持学业，每逢假期，我都到矿山打工挣钱。同班学员中有民办教师，也有公办教师，有踏踏实实学习的，也有混文凭的，我这个一文不名的山伢子曾受到个别“聪明人”的挖苦：“穷代课的进啥修……”我咬紧牙，下决心要在学业上出人头地！我明白，这一切对我来说是多么的不易，我只有百倍地用功，才不愧对同样是代课老师的父亲，不愧对辛辛苦苦挣来的学费。１９９７年元旦，学校组织征文比赛，我的文章被评为全校一等奖，后来便试着向报刊投稿，也常常会发表。两年进修，每次学校举行演讲、征文比赛，我总是榜上有名，连来自城里的学员们也开始对咱山里娃刮目相看了。
１９９８年毕业后，我被聘到兴华乡中，每月１００元工资。虽然吃的仍很简单，穿的还是学生装，但我想到自己毕竟教的是初中，不管怎么说也是高了一级。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又参加了自学考试。
前年，我们村小学校长调走了，村委叫我回去。看看村干部熟悉的脸，想想养育我的父老乡亲，我又回到了村里。乡教办任命我为这所山区小学校长。全校有４个复式班，７名教师中又多是女同志，所以伙房、寝室，大小事都得我操心。校长、教务、任课教师，我常常忙得焦头烂额，但又必须细心，周全，这账目，那表册，一点都不能含糊。乡教办到瓦庙小学这段足有１０公里不能通车的山路，我不知跑过多少趟，顶日晒，冒风雪，更不用说。我的散文《苦辣酸甜小校长》在一家报刊上发表，还引起了轰动。在教学效果上，去年中考全乡评比我校名列前茅，我深深感到心血没有白费。苦辣酸甜，又是一年多，可每月还是挣８０元的代课工资，家里仍然一贫如洗。我清楚自己的处境，我的未婚妻也是计划外代课教师，我不知道今后会是什么样子，但只要干一天教育我就要忠于职守，尽心尽力。做一天“穷代课的”，我就要不辱“师”命。我希望《教师资格条例》的实施，能为我们这些致力于山区教育又被打入另册的代课教师带来些什么，让我们能更加专心地投入到痴爱的事业中去。
（记录：胥琰）
第五卷我的“曲线救校”之路
李兴亮，男，５０岁
新乡县小冀镇东贾城小学校长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６日
改善办学条件是中小学校长，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校长的头等大事。同时，如何改善办学条件，校长们又各有各的办法。我的办法便是“曲线救校”。谈起“曲线救校”，我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是１９７２年参加教育工作的，１９７６年当了校长。当时学校有５个班，５名教师，全是民办。房屋是旧房，桌子是砖垒的，凳子是学生从家里带的。教室窄小，地面潮湿，我当校长后，头等大事便是想方设法改善办学条件，我们村很小，只有１７２户，７００多口人。村里很穷，拿不出钱来，咋办？当时村里有３个废水坑，我将废水坑清了清，放上了水，养上了鱼。我们利用时间割草，掏茅粪，喂鱼，又带领学生在河边开了３亩多荒地，种上了棉花，红薯，玉米。另外还搞了个砂布厂。干了３年，这三样收入买了１００套桌凳，５００多本图书，一架风琴，还有其他一些教学设备，使学生们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学习环境。
说实在的，在农村当教师很难，难归难，你要让我离开学校，我还真舍不得。当时我有个叔伯哥买了辆大客车，路线都定好了。他说：兴亮，你教学能挣几个钱？不如跟哥跑车吧。咱们分成也行，要不我每月给你开５００元，咋样？我毫不犹豫地就推掉了。
我们村比较乱，干部难当。在那１０年中干部就换了六茬。往县里、市里上访的、告状的常年不断，村里大字报、小字报随便乱贴，村干部们人心惶惶。这中间县里、镇里领导找过我四回，认为我为人好，素质高，让我出来当村干部。我说我舍不得学生。他们说那这样吧，你当支书，还兼校长，每月再给你补贴３０块钱，咋样？我说那也不行，一心不可二用，我没有干。
到了１９９８年，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干了十几年校长，学校条件越来越差。房顶到处漏雨，村干部们老凑合：檩条断了给你换根檩条，房漏了给你换换房顶。我们前四任村干部，就给学校换了三次房顶。到１９９８年，换房顶也不管用了，墙开裂了，檩条断了，下雨时不是漏雨，而是往下流雨。如果再不想办法，不定哪一天就会塌下来，非砸着学生不可。当时我就有一种想法，为了彻底改变学校面貌，就非当村干部不行。手中有了权，我说盖学校，谁敢不听，这就叫“曲线救校”。
说来也巧，这时候镇领导第五次又来动员我当村干部，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９号，我当上了村党支部书记兼小学校长。上任的第二天，我就召集村干部开会，当场决定捐资建校。办法有三条：一是发动群众捐资；二是村里筹钱；三是利用外边的关系，争取外援。我每天清早在广播里讲，少吸一包烟，少喝一瓶酒，有钱出钱，有物兑物，有力出力，为子孙后代办点实事。我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