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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几年了，在美国的学习生活至今还在我的教学中有所反映。我会告诉学生，哪些题是没必要做的。我要让他们知道，语法知识是呆板的，而语言现象、生活的变化却是常新的。
（记录：张清平）
第二卷当媳妇 当情人都行
李爱亭，女，３８岁
新安县正村乡中岳初中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１月２９日
我从１９８４年开始教学，到现在１６年了。这中间有三个插曲，都跟收入有关，其中两次还让我差一点儿离开教育，可最终我的心却跟教育越贴越近，在对教育的情感中“越陷越深”。
我教学是在１９８４年民师整顿之后。经同学介绍，被招聘到一所学校当代课教师，每月６０块钱，这在当时算是不错了。没多久，我到了现在的中岳初中，收入变成３０块钱了。１９８６年，我想做点儿生意贴补贴补，就进了１０件呢子大衣在几个学校卖。大衣进价６０块钱一件，见了的人都说这么好的大衣得卖贵点儿。我觉得卖８０块钱就不少了。先卖出５件，一天就挣了１００块钱。在另一个学校，７０多块钱又卖了一件。谁知，这些老师都认识，互相一问后，就有人找我说：“咱们平常都怪好哩，一样的大衣你咋多要俺们的钱？真是‘无商不奸’！”我平时和老师们处得不错，为这点儿小生意把人都得罪下了，真是划不来，就把剩下的４件退了。我跟自己说，以后再不做生意了，还是好好教课吧。
这一晃就是十几年。因为没能搭上计划内民师这趟车，我还是代课教师，收入虽然提了一点儿，可还是１００多块钱一月，比着每月八九百块钱的公办教师，尽管活没少干，也有相应的能力，可在收入上的差距却更大了。
去年９月，县二高学生食堂对外承包，熟人知道我做饭可以，就介绍了我，每月能挣四五百块钱。我去看了看情况，交了２０００块钱的承包押金，还租了一间住房。这以前我没跟学校说，怕校长不放我。从县里回来，同车的熟人问我到县里干啥，我跟他说了。谁知一个学生家长也在车上，回去以后就跟校长说了。校长一听火了，叫人连夜把我从家叫到学校，做我的工作。但第二天上午我还是走了。
拉东西那天，中午吃过饭天还好好的。可架子车一进校门，天就变了，刮着大风。校长在楼上看见我，不想搭惹，扭脸回屋了。等我刚到住室门口，暴雨夹着呼雷就到了。我看着这一阵紧似一阵的暴雨，想着我在这儿十几年里的各种细节，想着从此就要告别教学生涯，心里老不好受，坐在门口就哭了。
一会儿，校长过来了，狠劲儿熊我：“你把课一撂，弄得我上不去下不来，你可想挣钱走哩！走嘛！人留不住天留。看你心恁善，你去挣学生钱？你是老师哩，你咋能挣哩”一群女老师也来劝我别走。我心软了，毕竟在这儿待了１５年了，还真舍不得。我就跟校长说：“我要不走，你还要不要我？”校长说：“你说的是真哩？”我说：“真不走了！”校长高兴地赶紧去总务上拿来他准备在架子车出门时放到车上的一袋苹果和一个床单。这是教师节要发的东西，校长知道我要走了，还是给我备了一份。我原来并没把这个学校看得咋样，却没想到被学校这么看重，眼泪几乎又要流下来了。
想着好歹就在这儿干下去吧，可没想到这事没过三天，县里某局想要一个秘书，局里人事科长跟我兄弟熟，也看过我在报上发表的作品，我兄弟跟他一说，他又找局长说。局长同意了，说好月薪６００块钱，下周一正式上班。然后，我跟校长说了。校长说：“上回我拦了你，这回是关系你前途的大事，我不拦你”我也觉得这次像是个人生转机，但又怀疑：真会有从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星期一我到局里见了局长，局长才３０来岁。谁知他盛气凌人，看人的眼光真叫“不屑一顾”。这对我刺激很大。随后人事科长委婉地对我说：“局长看了你的文字材料还是满意的，只是觉得你年龄偏大。你是不是回去再考虑考虑？”我一听就明白了。我想，我无非不来你这儿，无非回去教学钱少挣点儿，又不是我求着你！
回去后我还是当班主任，还在校委会抓学生纪律。每天和学生打交道，心情真是愉快，感觉很充实，也用不着看人脸色。我跟学校的老师们说：“这辈子啥不干了，就教一辈子学了。”有的老师就跟我说着玩儿：“嫁到教育上的人，不教学你干啥？只可惜不是正式‘媳妇’啊！”我说：“那我只当是教育的‘情人’！”
不管是“媳妇”还是“情人”，反正这十几年的教学生活让我对教育的感情越来越深。早先歇产假那会儿，喂了４头猪，卖了不少钱，可我还是想教学，因为只有教学才能使我感到愉快，否则我就跟一个邋遢的村妇一样，整天提不起精神。我刚刚写完了一部名叫《情惑》的小说，有十二三万字，反映农村学校在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碰到的一些问题，也是跟教育有关，县里的内资号报纸《今日新安》的编辑准备在报上连载。另外，我现在正上着电大，想先在学历上提高一下，看以后是不是有机会正式“过门儿”吧
（记录：陈如陵）
第二卷三天破了一个案
李健民，男，７５岁
新乡师范学校离休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２月２日
那是１９５０年的冬天。
有一天，我正在景山驻地的办公室工作，忽然有一个同志来对我说：“科长有请。”我们科长姓曹，在侦察上很有一套。
到科长那儿时，他正在屋里来回踱步。见我到了，他说有一个特别紧急的任务：据可靠情报，有一名敌特潜入了北京，来的时间最多不超过１０天。我知道我们科长的情报大都是直接从少奇同志那儿得来的。他说敌人现在住什么地方不知道，面貌特征也不知道，至于姓名么，这里有一张纸，你看看。我拿过来一看，上边有７个名字，当然都是化名。据情报讲，他这次来的目标是中央领导，包括毛主席，所以这项任务很紧急。他说我给你３天时间破案。
我一听就紧张了。我不怕任务重，就是掉脑袋也在所不惜。可是，这特务是戴笠、毛人凤他们派来的。干啥？爆破，暗杀。误了事咋办？
科长见我半天不吭声，就说，你把你的特别通行证拿出来。我以为他要收我的证件，但还是拿出来了。他说你念念。我笑了，那念啥，不就是特别通行证嘛。他说你念，我就念：中央公安部，政治保卫局，调查研究处侦查科，李健民。念到这里我心里猛地一沉，便说：你下命令吧，我执行。
当时我进行了分析，敌人来这儿目标是中央领导，而中央领导的所在地在西城，因此我将重点放在了西城区。我找了一辆又重又破的自行车，化了装，每天在西单附近的旅店、商场转悠。
搞侦查是个细致活。我不敢让西城区的公安分局、派出所知道，怕他们打草惊蛇。我装着到旅店找亲戚，找朋友。我就说，我的一个亲戚最近从南方来找我，叫什么什么，名字当然是敌人的那７个化名，在这儿住没有。人家问我你是干啥的，我说是新华书店的。有的旅店就给我查登记，说没有。有的干脆说，你自己查吧。大概花了一天时间吧，我在一家旅店查出了他。我不敢惊动他，就跟踪，看他都干些啥。这个人从长相上看像南方人，不爱讲话，身上好像带着家伙——就是武器。他每天都到街上转，但很少进商场，就是进去也不买东西，光找招生广告看，然后在本子上记点什么。这些广告大都是军队院校、行政干部招生什么的。又经过一天多的观察，我断定就是他。
根据我们的侦查习惯，我给他编了号，叫００４。我马上用电话向上级报告，说我发现了目标：中等个儿，脸偏黑，戴高度近视镜，穿戴上土里土气，像南方人，很少说话。他住在西单商场对过一个胡同里边的一个旅店。领导问，把握大不大？我说有七八成。领导让继续侦查。过了一会儿我又报告，说他现在从旅店出来去商场了。领导说你不要走，坚持１０分钟，马上去人。没有几分钟，来了一辆车，下来３个人，其中一个是公安部杨副部长。我想乖乖，连副部长都惊动了，看来这案子不小。他们问我有多大把握是他，我说９５％。他们让我盯紧他，他们马上去布置，说自己人来了你给个暗示。说完就走了。
过了一会儿，那人出来了。他在商场门口的招生广告前看了看，就朝旅店走。我远远地跟着。当时天已傍黑，人又多，看不清楚，我紧走几步，怕跟丢了。拐进胡同，我发现路上有几个熟面孔，两边眼光一对，我知道同志们来了。那人进了旅店就喊“茶房”，茶房出来给他去开门。我一边慢慢悠悠踱着步，像在等人，一边暗地里盯着他。我见他在房间门口上下左右地看，像是在查看什么暗记。最后只见他狠狠地抽了几口烟，好像是下了决心，才开门进去，拉亮了灯。只听“刷”的一声，就见两个人进去，一个抱住了他的腰，一个用枪顶住了他的脑袋说：“不要动，你被捕了，老实点！”接着就把他押了过来。从接受任务到抓住敌人，刚好３天。
后来听说审讯时他很不老实，说自己是南方人，来找工作的。结果从他身上搜出３个军队和地方干部培训班的证件，还有三四十个证明和一把手枪。最后他承认他是台湾国民党国防二厅派来的特务，目标是谋杀中央领导，刚来了一个多星期，就被我们逮住了。
（记录：郝太斌）
第二卷终于和专业有点关系了
王晓燕，女，２６岁
郑州市第三职业中专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６日
我上大学学的是油画，１９９３年分配到这所学校，报到时校长说你可能不能教自己的专业，因为学校没有美术专业。当时听了心里的确不太好受，可也没办法。我先在教务处帮了半年忙，后来学校安排我教硬笔书法，好像也算跟美术沾点边儿。谁知才教了几个月，校长又把我找了去，说下学期让我教电脑英文打字，我当时头都蒙了。那时刚参加工作，看领导就当是自己在大学时的老师一样，老师给分派的任务，从来没想能讲什么条件。那些天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赶紧学吧。”你想，我是学油画的，英文打字自己还不会呢，就这样去教岂不是误人子弟？
学电脑我的确下了不少工夫，差不多天天都泡在机房里。每天上完书法课，一有机会就钻机房，抱着电脑方面的书到处找人请教，经常是从下午４点多待到晚上７点多才回家。记得我上第一节英文打字课时，虽然比较紧张，但基本还算过得去。这中间有一两年时间我都是一边教书法，一边教英文打字，一周上１４节课。后来我还教过文字处理，像Ｗｏｒｄ、ＷＰＳ，还教过电脑操作系统。这前后６年过去了，有时我觉得自己像个打杂的，但想想有些事情走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发展了，比如毕业后你想到哪儿，去做什么，有时想像得很好，可现实是另一回事，所以我特别羡慕能搞自己专业的同学。听到谁谁谁的作品获奖了，心里又着急，又焦虑，又无奈。那时也不敢去看美展，见到同学都觉得惭愧。每到春、秋季就更觉得痛苦，因为在学校时这时候我们要出去画画，拍照，现在教专业的同学可以带着学生去写生，而自己却只能窝在这儿，教自己不喜欢的专业。真正让我特别踏踏实实比较自信地去教这个专业，是在经历了一件事情之后。
那是在１９９６年年底，我记得那段时间事儿特别多。学校决定要在围墙上画上运动员运动时的形态标志，让我把这个搞出来。你想，那么一大片，所以，一上完课我就忙着去画那个。才画了一天，教务主任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