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人支持不支持？支持！不支持我敢这么干？我爱人的厂子效益不好，我这么捣腾一开始她也不愿意。我说，你看我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三不跳舞四不打麻将，除了拉板胡就这么点可贵的火花，你再把它浇灭了我咋办。我爱人知道我这个人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对我就再也不闻不问了。经过不懈努力，１９９５年７月，我的“高速省力传动装置”终于成型，可它足有十几公斤重，体积又大，装到自行车上格外显眼。好不容易说服我爱人上去试骑，谁知道没蹬几下就把裙子给挂住了，气得她把车一摔说：“又笨又难看，这车子肯定没人要”当时我的心那个凉哟，真是没法说。
失败是成功之母嘛，我没有泄气，又满怀信心进行改进。往往白天上一天班，晚上一搞就到了半夜一两点，节假日更不用说，全搭上了。１９９７年７月，我的“自行车和三轮车高速省力传动装置”终于改进成功。它体积小，重量仅１．５公斤，装到自行车上几乎看不出来。为了检验它的“威力”，我和爱人来了场比赛。她骑着那辆“高速省力自行车”，我骑着一辆普通自行车，平时总追不上我的她这回倒远远地把我给拉在后边了。为进一步论证我的发明，我又带着“高速省力自行车”来到市体校专业自行车队，和教练员、运动员们一起切磋，听了我的介绍后他们很感兴趣，非要跟我来场友谊赛。我这个３５岁的“业余选手”跟一名专业运动员开始了比赛，骑了１０公里后，我虽然没能超过他，但也仅仅与他相差５０米左右。他们说，你要是换成普通自行车，早把你甩没影了。
当时正值暑假，为了避免自己的发明与别人雷同，在申报专利之前，我两次跑到郑州省科技情报中心，把所有包含“高速”、“省力”、“加速”字眼的发明给检索出来，一共有７００多项，光复印费就花了二三百元。通过查阅对照，发现其中没有一项跟我的类似，这下我可放心了。１９９７年９月３０日，我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自行车和三轮车高速省力传动装置”的专利申请；１０月２０日，我又把经过改装的“高速省力自行车”提出专利申请。经过一年多的专利审查，今年３月，两项发明先后获得国家实用新型发明专利证书。今年９月，在河南省第十届发明展览会上，我发明的“高速省力自行车”被省发明协会授予金奖。有关专家看后，认为该技术创造性地缓解了自行车高速与省力的矛盾，而且重量轻，造价低，结构简单，造型美观，又不改变人们习惯的蹬骑姿势，是自行车研究的一项重大突破，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这期间，很多企业来函来电或来人要求引进此项技术，目前仍在洽淡中。
你说怪不怪？一个拉板胡的教师搞发明，或许会有人说是不务正业。实际上你到学校打听打听，我不仅务正业，而且务得很不错。全校教师中仅有三四个连续３年考评优秀的，我就是其中一个，还被晋升了一级工资。现在，我教的许多学生在市、县剧团中都是拉板胡的顶梁柱，也算“桃李满市县”了吧。我不过是把别人喝酒、打麻将、看电视的时间节省下来，干了我喜欢干的事，干了我认为有意义的事，这没什么错吧？
（记录：陈伟民）
第二卷我也曾经下过岗
王晓黎，女，２６岁
西平县完全中学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９日
我一向对“三尺讲台”充满神往。１９８２年７月，我从驻马店师专英语系毕业时，西平县教体局分配我到柏城镇中。但不知何种原因，该校拒绝接收我，我在沮丧和渴盼中度过了漫长的９个月。
１９９３年４月，几经磨难，我重新被分配到西平完中。但也只是临时上班，并未拿到调令。当时，正好有一个英语教师休产假，学校的王荣花老师要我去教她班的英语。压抑了９个月的热情一下子迸发出来，我竭尽全力地备课，上课，从不要啥报酬。那时，虽然辛苦，但很知足。可就在那时，柏城镇中通知我去上班。我主动找到县教体局局长说：“我已在完中教上了课，请让我留在这里吧”领导答应了我的要求。谁知，我料想不到，倒霉的事却接踵而至了。
那年暑假后，我教初一英语。教材已全面改版，增加了大量的英语对话，要求学生全面提高听、说、读、写的能力。对于口语好、性格又活泼开朗的我来说，真是如鱼得水。我用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教法教课，课堂气氛紧张活泼，孩子们喜欢极了。班里的英语成绩在学校也名列前茅。辛辛苦苦忙乎了一年，但却没领到一分钱的工资。因为我的工资关系还没转到完中。
１９９４年夏天，母亲病逝，我痛断肝肠。紧接着学校通知我继续教初一，不让我跟班走。后来知道，是有人对我不满，常在校长面前说我散漫，不安心工作。我反思过去的一年，处在热恋中的我，男朋友的父亲也突然撒手西去，使原来公子哥似的他一下子无法适应周围的一切，常常到学校找我。我也尽量抽时间陪他，安慰他。这也许就是说我“不安心”工作的原因吧！想明白了，我也不抱怨谁，将苦涩和泪水咽进肚里，坦然地拿起课本，再次登上了初一的讲台。谁知道，我教的这个班是全年级基础最差的。不管我怎么努力，成绩依然没有起色。一向争强好胜的我也无可奈何。就这样，又过了几个月，１９９５年春节后，学校突然宣布一项决定：抽出几个老师办经济实体，以减轻学校负担。所谓的经济实体，其实就是摆地摊儿，卖东西，看车子。我也是被抽出的教师之一。
晚上回到家，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一晚上，想了一晚上，决心离开学校。当我把想法告诉父亲时，这位一向坚强的军人表情一下子凝固了。他说：“你妈已经不在了，你还要往哪儿去？”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舍不得父亲。可是，我怎能接受这“下岗”的现实呢？父亲的哀劝最终使我留了下来。我又回到学校开始了练摊儿生活。从那时起，平时开朗活泼的我再也没了笑脸。
我当了４个月的“摊主”，好不容易捱到了暑假，再开学时，由于英语老师过剩，也由于我的“斑斑劣迹”，学校便把我安排到了教导处，教导处虽然比坐地摊儿强些，但也只是打个杂，距课堂和孩子们仍很遥远。此时的我身心俱疲，便告假在县城做起了小生意。我卖过水果，卖过麻袋，卖过粮油，开过饭馆。在那些日子里，挣钱倒比在学校多，可我心里却异常空虚和孤独。
１９９６年９月，新的学期又开始了，王荣花老师又多次请求校长让我去教她接的初一班英语。王老师在学校德高望重，很多教师和领导的子女都在她的班里。有人对王老师的做法感到不理解，甚至要求把我换掉。王老师把我叫到家，语重心长地说：“不管别人说啥，我相信你，知道你有能力。好好干，我们一起把这一届学生送走。”王老师的鼓励，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安慰。我暗下决心，巾帼不比须眉差，从哪里跌倒，一定得从哪里爬起来。我要让学校的同事知道，我不是他们所想像的那种人。
重新上岗后，我利用课余时间制作了挂图、面具、头饰等多种教具，目的是为激发学生的兴趣。上课，也常常打破常规，不按课文的编排顺序，而是将前后课文贯穿起来，并以小品、对话、即兴表演等多种形式活跃课堂气氛，让学生任意发挥，自由想像。孩子们喜欢上了英语，常常下课后，还围住我问长问短。办公室里，操场上，经常有师生用英语对话的情景。班上的同学都能流利地进行简单的英语对话，彻底改变了“考试１００分，张嘴是哑巴”的现象。
（记录：史法泉）
第二卷那一年我在美国
王曦波，男，４２岁
河南省实验中学英语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１月８日
我１９７８年考学报的是理科。入校后学校为了培养英语教师，解决当时急缺的英语师资问题，就从已录取的学生中挑选。当时高考英语成绩只是参考分，我英语考了１５分，在同学中就算高分了，就这样鬼使神差改学了英语。毕业后到中学任教两年后，我又考上了河南省教育学院英语专业本科。教育学院聘请了外籍教师，我的听说读写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但要说真正驾驭了英语，还是去美国学习那一年。
我１９９０年调到省实验中学任教，从高一到高三送走了一届毕业班，学生成绩比较突出。恰好那年中美两国之间有个语言文化交流项目，全国要选派３０名教师赴美学习并进行文化交流一年，河南省分了两个名额。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报了名，最后通过了各项测试，就这样到了美国。
那是美国中部密苏里州的一个小城，文化组负责给我们每个人安排了一个家庭。我的身份是访问学者，我的吃住由美国家庭负责，每个月有６０美元的零花钱，我这种身份的人不能出去打工，所以，除此之外我没有别的什么收入。
我们赴美的主要任务一是要提高英语水平，回国后更好地教授英语；二是要通过对美国一个家庭、一个社区生活的深入了解，进而充分认识整个美国社会及各阶层人；三是要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到各类学校去和老师学生座谈，和老师一起备课，听课，和学生共同活动，从而了解美国的教育状况、文化生活；在语言达到一定水平后，进行一定量的教学。
刚下飞机时，美国人说话许多我都听不懂，教了十来年英语，怎么会这样？我还记得初到时和一个学校的校长议论一件事，我说了好一会儿，他却一个劲儿地摇头。原来，他一句话也没听懂，那情形真让人尴尬。
我所在的这座小城有七八所学校，我到每所学校去听他们的课，参加他们学校的各种活动；我通过我在的美国家庭了解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我星期天到教堂去，听牧师布道，听唱诗班唱赞美诗；我参加美国人的婚礼和葬礼，一起外出打猎，旅游，我在一切场合尽可能地吸收，尽可能地表达……５个月以后，我在语言方面已经毫无障碍了。后来，我又见到了前面提到的那位校长，我和他一起聊了两个多小时，他十分惊讶地说：“你和刚来时可大不一样了，你现在的英语讲得太棒了这么短的时间，真令人难以置信。”
这时，我才真正开始了“文化交流”活动。我就美国人及美国的中小学生对中国感兴趣的问题自拟了４０多个题目，打印后散发到这个城市的每所学校去。我可以根据他们的选择，就这些问题或其他问题到任何一所学校去演讲。我自拟的题目涉及到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其中有的属于中美文化的比较，如：中国教育现状，中国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国校园一日与美国校园一日，汉语与英语，中国的人口问题与政策，世界第七大奇迹——长城，中国汉字欣赏，中国的针灸，中国的食物与美国的食物……我的演讲很受欢迎，起到了帮助他们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作用。
人出国后更加爱国，在美国的日子，我对这一点有特别深的感受。记得在一次圣诞节的聚会上，谈起了香港的回归。在场的一些美国人认为：为什么中国政府不能让香港人通过投票自由选择回归中国还是继续让英国人统治？我对他们说：“这是中国的主权问题，根本不是选择的问题。当初，香港是在中国被侵略的情形下被英国人以‘租借’的名义强占去的。试问：你们的手指愿意让别人砍去一截吗？你们自己的花园愿意让别人强占去一角吗？”第二天，我的这些话就上了当地的报纸。
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
我所在的美国家庭，男女主人都是基督徒，我们之间相处得非常好，但也有观念文化上的冲突。他们希望我能皈依基督教，曾多次劝说我。我是共产党员，我在美国从来不回避谈论自己对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共产主义是为了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共产党人真诚的信念和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我尊重你们的信仰，请你们也理解我的信仰。”我相信他们理解了我的真诚。回国几年了，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去年，我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后，我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