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的是新乡师专，１９９７年７月毕业。当时莘园中学人手不够，让我帮忙，我就来了。我是８月２６号进这个学校的。干了一个多月，干的都是杂活，后来就让我担任高一班主任，当时干得还挺不错，也算是给咱自己定了个位吧。干了一段感到还挺有意思。因为这里工作排得挺满，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闲人，工作特别紧张，可以使上劲，锻炼人。有人说莘园中学是民办学校，民办学校咋啦？也得有人干呀。
我就想，我们这些毕业生完全可以在这儿闯一闯。
来这儿已经两年了。这中间我有两次走的机会，由于不热心，都让自己放掉了。
一次是进这所学校前后，当时是７月份，我哥给我联系了北站区化纤厂中学，已经讲好了。我上学时喜欢写作，发表了一些小说、诗歌、散文，他们看了我的档案比较满意。当时他们准备搞个写作班子，正需要我这样的人。８月２３日我回了一趟家，我哥给我打电话说让我赶快回来，３１号要去中学报到。回来后那边不吭气了，后来才知道他们从厂里调了两个人，外边的一个也没进。也怨我当时不热心，结果没弄成。在这个学校干了几个月后，他们厂里又来信说，还可以去，到小学去。我当时很消极，没有主动去跑，结果又凉了。
后来家里总感到我在这儿工作不牢靠，我哥他们就到处活动，最后在郑州高速公路管理局联系到了工作，在收费站收费。表都填好了，只等去上班了。后来家里老人不太愿意，说一个小女孩儿跑那么远去搞收费，出了问题咋办？主要是不想让我离开家。我也感到我上的是师范，到那儿干没啥意思，也不愿意去，结果到时间了，我也没去报到，这事就又没有弄成。
我觉得几次没有弄成的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对那些地方不热心，二是这里的工作挺带劲，大家对我也不错，结果就干下来了。
在民办学校工作总感到有种压力。以前自己的性格比较“肉”，现在不行了。这里的老师素质都比较高，人又少。要竞争，要教出质量，再按原来的节奏就不行了。工作任务，或者说形势逼着你非改不行，否则就要被淘汰，这就是压力。
顾虑？当然有。大专院校毕业生到民办学校当教师的关系还没有理顺，到民办学校档案没地方放，没人发资格证书，没法评职称，现在虽说不算啥，但终归是个麻烦事。因为很难说你永远不离开这个地方。要是人家对咱的工作不满意，不要咱了，再换新单位没有这些证件，谁承认你？
至于以后，考虑得还不多。近期是要争取下一学期担上课，业务得上去。如果学校满意，也可能就在这儿长期待下去。如果一两年内业务还跟不上来，人家不要了，那也可能离开这里，去考研究生。因为自己的学历达不到教高中的程度，老停留在专科的水平上早晚要被淘汰。再就是改行，究竟干啥，我也不知道。
我总有一种感觉，大学生到民办学校干也是一条路，拿这个学校来说，进来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河南师大毕业的，另一个是山西农大的。前一段通过试讲，又定下了三个人。今天又有一个试讲的。随着以后民办学校的发展，到民办学校来的大学毕业生肯定也会越来越多。
（记录：郝太斌）
第二卷命运的船弯在哪儿
张晓华，男，３５岁
永城市马桥乡朱庄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３０日
说难，真是难！难就难在十几年没着没落的煎熬，难在连自己也不知道船究竟弯在了哪儿。
我是马桥高中８０届的毕业生。１９８３年，经村两委研究，乡文教组批准，我接替了村里一位违犯计生政策而回家务农的老师的民师指标，成了一名民办教师。
１９８４年夏天，乡里进行教师整顿，朱庄小学７名在编教师经整顿招聘后录用了３名，其余的落聘回家，我在落聘人员之内。３名老师开设１～３年级的课，４～５年级不办了，不少学生因此失学。没了学上，孩子们难过，家长们焦急，我也寝食不安。到了那年９月１日，经村民推荐，我又重新走上讲台。但村领导对此意见不一致，我的工资问题就没落实。工资不给解决，我不要，只要能继续给孩子们上课就行。从此，我就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黑民师”生涯。那年，我才１９岁。
鉴于１９８４年马桥乡里民师整顿中出现的错误做法，１９８６年，县委、县政府决定，让当时落聘的教师和经乡招聘上来的社会青年重新考试。考试前，县教育局领导分别下到乡里各学校了解情况，来朱庄小学的是个股长。我问他：“像我这样接替别人民师指标的，可不可以参加考试？”他说：“你在整顿前领过工资没有？”我说领过。他说：“只要在整顿前领过一个月工资的都属老教师，都有资格参加考试了。”他还说：“像你这样落聘后不拿一分钱还干了两年，在全县还没有，真是好样的！”这样，我就参加了乡里重新招聘教师的考试，并以前２０名的好成绩被录用。
可惜好景不长。稍后，有人反映说：“张晓华接替别人的指标，他自个没有档案，不属于老教师。”结果，我被辞退，再一次掉进谷底。
我不甘心，就去找那个股长问情况。可这会儿他像换了个人似的，先是说：“接替指标时你没档案，档案上是那个人的名字。”然后他让我回去开具校、片、文教组三级证明，说这样就能录用我。但等我开来了证明，问题仍不能解决，而且那个股长还训斥乡文教助理说：“你为啥给他开证明！”对我，他总是说：“没指标，等等吧。”再往后，他把我的问题推给局里抓纪检的书记，书记又推给了局长。
我向局领导反复要求，请他们查清事实。局领导也确实来乡里调查过，也确认我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但指标早已全部分发完了，所以我得到的还是“再等等”。局长也让我“再等等”，并说：“你不要在我家守了，回去吧，今后有机会一定给你解决。假如不解决的话，你抹掉我的姓，可以吧？”他还叫人安排一辆小车把我送到乡政府，来的人找到当时抓教育的乡长，要求他今后有机会一定给我解决问题。翟乡长对我说：“你别再去找局领导了，一是影响他们的工作，二是影响他们的休息和生活。今后咱马桥要有指标，第一个就是你的！”
既然领导这么说了，我就应该相信领导，相信组织。我开始“再等等”，这一等就是１３年，在这１３年当中，我想用出色的工作成绩赢得领导的认可和同情。我包教的４年级的语文、数学成绩，在１０多年的乡级统考中一直保持在前一、二名的位次，我也数次被评为乡模范教师，模范班主任，先进工作者。在这１３年中，我也看着一批批民师转正，而他们都有一个我左等右等也等不来的可以参加转正考试的指标！在这１３年中，我还感觉到从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８８年这５年里我未得到的工资正离我越来越远……
当然，我也不是坐着死等。１９９７年教师节前，我向县委书记反映了我的问题。书记随即派人调查，证实我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但船不知又弯在哪儿了，问题没能解决。今年７月，我又向现在的市委书记反映情况，他对我的问题非常重视，立即责成市教委、乡教办进行调查，但市教委却孤立地只说我是计划外民师，而割裂了相关的种种联系，以此强调计划外民师不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让市委书记也爱莫能助了。
一个农村小学的民师，没有关系想要办成一件事就是这么难！可“要想公道，打个颠倒”，毕竟我是把青春都献给了教育事业了，那么，一个人活得就该当这么不值？我现在每月６０元工资，还常拖欠着，家里开销不够了就卖粮，卖菜，想送礼办事也没钱，就是有一点送了，谁也未必能看得上。不平则鸣，发发牢骚总可以吧？现在我只想通过媒体让我的问题能引起哪位领导的同情和重视，争取有个光明一点的结局。不过，惹恼了有些人，再狠给我穿小鞋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记录：陈如陵）
第二卷当农民我也作了贡献
王善道，男，８１岁
偃师市教师进修学校离休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７日
说我从教５０年，那是个虚数，其实中间有２０年我被划成“右派”下放到原籍——偃师山化乡牙庄村，当了２０年“不自由的农民”。
你想想，当时我在偃师高中教历史，干得好好的，忽然成了另类人物，挨批斗，作检讨，下放回家，心里能平静吗？那是１９５８年４月，我刚过４０岁。回到牙庄村，老伴劝我，千万别胡思乱想，人家一辈子种庄稼不也过来啦，只当咱过去没有念过书，你去“学习班”，我给你送饭。我老伴目不识丁，可她是我相濡以沫的患难知己，她的话我得听。后来，彭老总被打倒了，再往后，每逢运动，都有大干部下台，我也少不了陪斗，挨批，反省，可人心是杆秤，会上喊口号，私下见面，不管是群众还是队干部没少跟我说：“老王啊，这你比俺还清楚，这是运动啊！”话不多，但给了我极大的安慰。
在乡亲们眼中，我除了能把上头的文件抄在板报上外，还是生产队里的棒劳力呢。下沟背沙，百十斤的袋子我一口气儿能背七八趟；抗旱挑水，我站在水囤口往上拔水，能供得上全队几十个劳力挑。当时那些“最革命的人”总说知识越多越反动，但在纯朴的农民的观念里，识文断字总比“睁眼瞎”强得多。渐渐地，老太太们拿着纸，喊着我的小名儿叫我替她们写信。村里求上进的年轻人也悄悄找到我，请教几个字或者让我讲一段文章。
终于有一天，生产队长找到我，让我管队里的技术活儿——红薯育苗。这干旱缺水的邙山岭上，红薯的地位很高，“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队长说，这任务交给你，理由很简单，因为你识字啊。我在课堂上讲惯了汉魏六朝宋元明清，对红薯育苗可是外行，可我顶着“右派”帽子，不敢怠慢，托人买来有关书籍，认真揣摩研究。育苗温度是关键，高了苗太细，低了发育差，出芽时，小苗既怕风又怕水，娇嫩着哩，又是大冬天育苗，不能有一点马虎。我照着书上讲的，又请教当地的行家，头一年便一炮打响，满圃里的苗棵大根肥，出芽率、成活率在全大队遥遥领先，除了供本队一百来亩地栽种外，光卖芽就为队里收入了一千多元，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从此，每年育苗成了我的专业，一连搞了１７年。
１９７１年，除了红薯，队里又让我管棉花技术。全队当时１４０亩棉花地，三十几个技术员。队长嘱咐我：“老王，对外咱不公开说，这群技术员你给带。队里富不富，全看这一步啦。”种棉花季节性强，技术要求高，间苗，打杈，施肥，配药，治虫……时令节气，干湿温度，哪个环节疏忽，都可能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大田边儿上的一孔破窑洞，成了我的“实验室”兼“办公室”。管棉花我像备课、上课、批改作业一样上心，端上饭碗也想到地里转一转。１９７３年，全队皮棉平均亩产过了百斤关，这在干旱缺水的坡地上，可算放了一颗大“卫星”呀。除了卖皮棉，社员们吃上棉籽油外，剩下的棉籽饼牲口吃不完，都当肥料上地了。这也是我下放在家作的贡献吧。
在当时，我一到地里，见满地红薯秧旺生生的，漫坡棉花挺展展的，我的心里头也豁朗朗的。可一回到村里，总有些抬不起头。那年县上来了个干部，要查什么“阶级斗争根源”，眼见该栽红薯了，芽都备好了，他偏叫抗旱种棉花。晚了一个星期，几千棵芽都放坏了，我心里气呀，社员们也在背后乱骂。他们知道后，反说我“有意挑拨干群关系”……我独自来到地头儿，坐在麦秸垛边，只觉得胸口发紧，解开棉袄一看，天啊，鼓起来老高一个大包……从此以后，不管遇见了多么难忍的事，听见多么难听的话语，我都不再生气。我相信，总有雨过天晴，拨乱反正那一天！
毛主席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我也敢说，没有文化的农民是愚蠢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