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事。”同样的情况：一家诊所里的一位病人已经花了医生不少时间，回到候诊室，再推门进来。医生告诉他，他的病已经看完了，他却轻松而简洁地对医生说：“我还有一个病没看！”
我们看来最愚不可及的事情，就是延误疾病的治疗，这是中国人的普遍习惯，原因是病人太忙，或者是看病得花钱。人们常常认为，忍受高烧一遍又一遍地折磨，要比花上十个铜钱——约合一美分——买一剂肯定能治好病的奎宁来得便宜。我们无数次地看到，仅仅是为了省时间，病情有时被拖到可能致命的地步，而花上这点时间去看病，病就一定能治好。
有一个人，住在离一家外国医院大约半英里的地方，外出时染上了某种眼病，回家之后忍痛熬了两个多星期才去看病，在此期间他天天希望疼痛会止住，但结果却是一只眼睛烂了角膜完全失明。
另外一名病人，每天都去医院治疗他脖子上一块严重的溃烂，但直到第十八天才向医生诉说他的腿疼得让他无法睡觉。检查发现，他腿上的溃烂其大其深已如一只茶杯！原来他是打算治好脖子之后，才说他的腿！
中国人生活中许许多多这样的现象，令人想起查尔斯·里德＇注＇一部小说中的一句话：“人类并不缺乏智力，但在智力上有缺陷——他们头脑糊涂。”
中国的教育，肯定不是让受教育者全面地掌握一门学科并付诸实践。酉方人普遍相信有些传教士确实能证实：即使经文上有天花，自己在布道时也不会染上。在中国同样的现象却十分怪异。中国的狗不是按常理去追捕狼，如果你看到一条狗在一条狼后面跑，狗也不是在追狼，它们不是往相反方向在跑，就至少是直角方向。与这种相互躲闪的追逐相似，中国人在追逐某个特定话题时也是如此。他常常能闻到这个话题的气味，不时地也快追上了，但他终究还是后退了，万分疲惫，却没有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跨入这个话题。
中国这个地方差别太大：有钱的人与穷困的人，受过极好教育的人与完全愚昧无知的人，都生活在一起。有数以百万的人贫困而又无知，如此的命运使眼界狭窄，心智也就必然会混乱。他们的处境只不过是井底之蛙，对他们来说，天空也只是黑暗中的一小片光亮。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来没有离家走远到十英里之外的地方。除了自己周围的人他们对别人的生活状况没有一点概念。一切民族都普遍具有的本能的好奇心，他们许多人看来却都埋人心底或者枯萎殆尽了。许多中国人知道离家不到一英里的地方住着一个外国人，但从来没有想过要打听一下：他从哪里来，他是谁，他想干什么？他们知道勉力维生，除此之外，他们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有三个灵魂，还是一个，还是没有。由于这件事情与粮食价格无关，他们也就没有看出什么意义。他们相信坏人来世会变成狗或虫子，他们也真诚而简单地相信自己死后，躯体会化为尘土，而灵魂——如果有的话——也会弥散在空中。造就了西方所谓“务实的人”的种种力量最终造就了他们这种人，他们的生活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是胃，一个是钱包。这样的人是真正的实证主义者，因为他无法理解自己没见过、听过的东西，对这样的东西自然就没有概念了。生活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系列的事实，绝大多数还是令人不快的事实。对于事实之外的东西，他马上就成了一个无神论者、多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偶然地拜拜他本不相信的神，或者施舍点吃的给那些不认识的人，就足以满足他的依赖本能。不过，这种本能是否寻找这种表现形式，则主要取决于他的周围环境。对他来说，人类生活的物质因素可以独自培养，完全排除在心理和精神之外。将这种人从麻木状态中拯救出来的唯一办法，便是输入一种新生活。新生活会向他们传达由基督教早期主教揭示的崇高真理：“人是有一个灵魂的”，唯其如此，“神的启示才会给他们智慧。”
中国人的素质
第十一章 麻木不仁
现代文明有个十分意味深长的侧面，体现在“神经质”这个词的各种不同用法之上。这个词的原意是“具有神经的，坚韧的，强壮的，刚健有力的”。这个词有一个引申义，也是我们如今最常用的意思是“神经衰弱或有病，受制于或受苦于神经过于激动，容易激动，软弱”。这些各式各样的复杂词语，表述各种神经疾病，如今已经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日常用语了。毫无疑问，现代文明使人们的神经激动，神经疾病也要比一个世纪前更为普遍。
但是，我们现在要说的，并不是那些患神经疾病的人，而是一般的西方人，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病，却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提醒自己，神经系统是各种器官之中最为突出的部分。总之，我们是用这个词来指那些“神经质”的人，我们知道这个术语包括了我们所有的读者。至少就盎格鲁一撒克逊人而言，生活在蒸汽机和电气化时代的人与生活在定期邮船和邮递马车这样古老而缓慢时代的人，他们的神经状况当然是不同的。我们生活的时代特别有活力，而又匆忙。我们没有闲暇吃东西，神经也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其结果已众所周知。
我们时代里做事的人有一种急切焦躁的神情（至少在西方做事的人是这样），他们好像时时在等待一封电报——他们常常如此——电报的内容会全然改变他们的命运。我们心灵中的这种状态，会无意识地表现在各种行为中。我们坐卧不宁，烦躁不安。我们在交谈的时候也拿着铅笔，似乎此时此刻不马上写下来，就永远来不及了。我们摩拳擦掌，似乎在准备去完成什么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严峻使命。我们的手指忙个不停，或者像野生动物那样调头往后看，以免忽略任何危险。我们感觉到现在应该去做些事情，这样我们必须抓紧办完几件更紧要的事情。我们的神经过度工作，其后果主要还不是表现在“拉琴痉挛”、“电极痉挛”和“书写痉挛”等等，而是表现得更广。我们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安然入眠了，睡的时间短，休息得又不好。我们时常被一些细微的响动吵醒，往往是令人恼怒的小事情，比如树上的鸟叫、射入我们昏暗卧室的一丝光线、风吹百叶窗的声响、人的说话声，一旦吵醒，就再也睡不着了。我们带着每天的生活一起休息，结果却没有真正得到休息。有一句话几乎成了格言：银行要办好，除非行长与银行相拥入眠。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股东坐收其利之时，行长正倒霉透顶，这是不难理解的。
这样，我们已经详尽地提及了西方生活中我们熟悉的各种事实。当西方人开始熟悉中国人的时候，便可以把这些事实与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形成强烈的对比。中国人尸体解剖并不常见，尽管毫无疑问也解剖过，而我们也从没听到过什么理由，可以说明这个“黑发人种”在神经解剖方面与白种人有任何本质区别。尽管中国人的神经与西方人相比，用几何学的术语来说是“相似或者同位”的，但他们的神经与我们所熟悉的十分不同，这一点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对一个中国人来说，在某个位置呆上多长时间也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他会像一台机器那样写上一整天。如果他是个手工艺人，他会呆在一个地方从晨光曦微干到天色变黑，编织，打造金箔，或者干任何别的事情。日复一日，单调得没有任何变化，显然也意识不到有什么单调需要变化。中国的小学生也同样受各种限制，没什么休息，功课又单调重复。这种情况下，西方的小学生肯定没多久就会差不多发疯的。襁褓中的婴儿也是一动不动地躺着，安静得像泥佛一样，而不像我们的婴孩，一生下来就乱动乱扭。大一点之后，西方的孩子会做一些最滑稽的动作，活像猴子，而中国的孩子则常常很长时间一动不动，或者站着，或者坐着，或者蹲着。
对于中国人来说，体育锻炼是多余的，这看来是个生理学上的事实。他们无法理解所有的外国人的一个共同喜好：不去什么地方，只是走走；无法理解究竟是什么东西驱使西方人要冒着生命危险在乡下奔跑，像玩纸上打猎，即“狗追兔子”的游戏那样；也不理解究竟出于何种动机，那些具有良好社会地位的西方人会整个下午站在太阳下面，把棒球打到一个别人走不过去的地方，或者几个人争抢一只球，为了在另一个人的“垒”里“毙掉”它。一位广东教师问一个佣人，一个外国妇女为什么打网球：“她这样奔来奔去，人家付给她多少钱？”告诉他“没有钱”，他是不会相信的。为什么完全可以雇一个苦力去干的事情，他一定要自己去干呢？我们再次强调，这一点对中国人来说无法理解。即使解释给他听，他也弄不明白。
关于睡眠，我们在此之前已经说明了一些方面，中国人与西方人同样有区别。一般地说，他可以睡在任何地方。任何足以使我们发疯的细小干扰，都无法打搅他的睡眠。用块砖头当枕头，他便可以躺倒在用草、泥砖或藤条做的床上，其他一概不考虑。他用不到把房间的光线弄暗，也用不到别人安静。“婴儿夜啼”只管啼，不会把他吵醒的。有的地方，作为一种普遍的本能（好比熊的冬眠），所有的人在午后两小时似乎都睡着了。这已经成了常规，不管他们人在何处。午后的这两个小时时间，整个世界安静得就像子夜后的两个小时。至少对干活的人来说，睡在哪里倒是无关紧要的。其他人也一样。横卧在三辆手推车上，低着头，像一只蜘蛛，张大的嘴里还有一只苍蝇，如果举办一场这种能力的考试，在中国就能招募到一支数以百万计——不，数以千万计——的大军！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新鲜空气是可有可无的。没有一个地方谈得上空气流通，除非台风吹走了屋顶，或者是主人因为饥荒拆房子卖木料。我们听说过不少住房拥挤的事情，但这是常事，他们根本没有感到什么不方便，或者说这种不方便不值一提。如果他们具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神经系统，那么，他们就会像通常设想的那样痛苦。
中国人对疼痛的忍耐，表现出中国人可以完全不受神经控制。那些对中国医院的手术情况稍有耳闻的人都知道，中国的病人忍受疼痛是多么常见，几乎是普遍情况了。他们所忍受的疼痛，足以使我们最强壮的人望而却步。这个题目本身，就很容易扩展成一篇论文。但我们必须搁置不谈，我们只去注意一下乔治·艾略特＇注＇在她的一封信中的话。“最高的召唤和选择”，她说——带有几分恼怒，无疑是因为她讨厌神学用语——“是不使用鸦片，却眼睁睁地忍受疼痛”。如果她是对的，那么，毫无疑问，至少大多数中国人肯定有过召唤和选择。
白朗宁夫人＇注＇说过：“没有同情心的观察就是折磨。”毫无疑问，这种人就是像她那样敏感的女诗人，以及同她相像的人。
西方人不喜欢被别人看着，尤其是当他干着细致或艰苦工作的时候。但是，中国人也许在别人仔细观察之下才会干得最出色。在外国人不常去的每一个地方，我们总是很快厌烦于好奇的中国人的围观。我们时常声称，如果不赶走他们，我们就会“发疯”，而这些人只是没有同情心地观察我们，并不会给我们造成任何伤害。但是，对中国人来说，西方人的这种出于本能的感觉，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中国人不在乎有多少人在看他；也不在乎什么时候看，看多长时间。一他会情不自禁地认为，那些强烈地反感别人观看的人，真是有病。
西方人不仅睡觉时要安静，生病时更要安静。即使他以前从不要安静，生病时也要求免受不必要的声音的打扰。朋友、护士、医生，都会共同保证安静这个康复的必要条件；如果康复无望，病人会得到尽可能多的安静，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习惯，在照顾病人的行为上有最为明显的对比。病情是一种信号，与病人有关的各式人等从四面八方赶来打扰，人数与病情成正比。一刻都不会有人会想到安静，说来也怪，也没有人表现出想要安静。那么多客人的来去与招待，对即刻降临的死亡感到害怕而发出的哭叫，尤其是和尚尼姑等等驱鬼而弄得乌烟瘴气。如此等等，造成的环境，足以使大多数欧洲人认为死亡倒不失为一种幸福的解脱。那位知名的法国夫人传话给前来探望的人：“请原谅，我正忙着死亡。”对此，西方人都禁不住付之以同情，而在中国，这样的请求不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