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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氏所指出的十五种品性、当然决不是为中国民族所独有，但这些品性在中国民族的生活中在量的方面表现得特别普遍，在质的方面也表现得特别深刻，因此才成为民族的特性。再者，每种特性有它的利点，也有它的弊点。一个民族如何能于其种种特性，设法存利除弊，使能恰到好处，是应加意研究的问题。
中西文化根本不同，所以东西方人也不能够彼此完全了解。例如中国家庭制度及由此制度产生的种种社会行为，与中国人能享受简单的理想生活，都不是为西洋人容易体会的。因此在明氏所举的例子中，有的在我们看来，好像是少见多怪，也就是因为两个民族的背景大不相同的缘故。
明氏虽然把中国民族种种特性一一提出，却没有说明其原因。光旦先生以优生学的眼光，充分地补足了这一点，也在这本书里指出几个向来为人所忽略的重要问题。光旦先生指出：“中国民族并不衰老，而且是在青年。民族虽不衰老，而确乎有许多不健全之处，例如体格的柔韧、科学头脑的缺乏、组织能力的薄弱和自私自利的畸形发展。这些不健全之处确乎有先天的因素。要是及今不对病下药，元气便不免要变本加厉地受斫丧，以至于无法挽救。
本书说明了中国北部荒年淘汰的作用及其与民族性的关系，也指出中国真正的弱点却在没有第一等的领袖人才，并且说明其原因。光旦先生在民族卫生的出路里告诉我们：中国决不是不可为的国家……只要有适当的选择方法、充分的经济机会、相当的人口限制，未始不可以培植出一派强有力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出来……优生学的目的就是要叫民族中优秀的分子相对地加多，不优秀的分子相对地减少……不了解民族健康的精义而一意孤行的只注意作些个人康健的设施，而不注意民族康健的设施，结果不但是徒劳无功。并且还可以减低民族康健的程度。
最后，光旦先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办法。中国民族的许多劣根性既因缘于荒年的反选择的影响，所以要改革民族的品性，非先改革荒年与荒年的成因不可，例如：在自然环境方面，注意造渠、浚河、造林等工作；在经济生活方面，提高生产能力与力求分配的利便与公允；在社会生活方面，注意都市化的控制与家庭制度的整顿。
我对于优生学是门外汉，不要说什么外行话。但我得读这部书稿，获益甚多，使我对于向来几个模糊不清的问题得到了解释，对于民族的出路也认识得深刻了一些。我想其他的许多读者也一定与我有同样的感觉。
1936年6月李景汉
潘光旦评《中国人的素质》＇注＇
七八年以来，我在“民族”这个很广泛的题目上发表过不少的文稿，其中翻译的与自著的都有。以时间先后论、最早的是亨丁顿氏《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性》的译文，是由新月书店印行的。因为翻译亨氏，就联想到明恩溥氏的《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于是从1933年起至1935年秋季止，陆续选择了一部分。《民族卫生的出路》是1930年在广州的一个演讲，到1932年才写出来，原名《优生的出路》，曾经编入《中国问题》的论文集里，作为末尾一章。《民族的病象》五篇，五分之四是1934年做的，最初是一个在上海的讲稿，后来才发展成四篇；五分之一是最近补入的。《优生与民族健康》是1935年在天津的一篇讲稿。这些，先后都在《华年周刊》上登载过。入《绪论》的四篇，《民族复兴的先决问题》是替《东方杂志》做的；其余也曾一度在《华年》上发表。
一起三十篇文稿，虽译著与发表的时间有先后，事实上却很可以看做一个囫囵的东酉。列为《结论》的四篇文稿是根本表示我对于“民族”一名词的见地与立场的。民族的题目虽然广泛，我始终以为它是有一个下碇处的，那就是它的生物的涵义，离开了生物的涵义讲民族，便不免有泛滥无归的危险。《绪论》的第四篇可以看做全书的一个缩影。
《绪论》而后，我们最先应当注意的是我们的民族究属有些什么特性。这个题目的科学研究，尚有待于国内心理学者的努力。沈有乾、萧孝嵘、陈科美、庄泽宣诸先生虽已先后从事于此，但只开其端，未引其绪，我们还不能根据他们的研究来作一种通盘的观察。不得已，我们姑且介绍一种西洋人的作品，权作替代；明知其是一个个人的印象，不科学的，但比略而不谈，总觉好些。
不过明恩溥氏（Arthur Henderson Smith）这本《中国人的素质》也自有它的价值。有好几层理由可说。明氏是美国的一位传教师；生于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来华；最初在山东传教，前后约有三十年之久。辞职后，移居河北通县，致力于通俗教育。年老退休，始回美国；于四年前才去世。他毕生的著述，几全部以中国作对象：《中国文化》，出版于1885年；《中国人的素质》，1892年；《中国的农村生活》，1899年；《骚动中的中国》。1901年。明氏和中国的关系，既如是其长久而亲切，观察所及，当不至于过于浮泛。这是第一层。明氏是一个老教士，目前基督教教会的前辈和他接触过的还不少；他们都众口一词地说他脑筋敏捷、眼光锐利、辩才无碍。诚静恰牧师曾经亲口对我讲过他个人对于明氏的良好印象。这样一个人的见闻观感，我们当然也不便搁过一边，认为是无足重轻。这是第二层。前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调查主任今清华大学教授李景汉先生也和明氏相熟，对明氏也有同样的印象，同时认为《中国人的素质》一书，大体上很可以说是一幅逼真的写照。明氏以传教师的地位随意观察中国农民，李先生以社会学家的资格研究中国农民，而所见吻合如此，可见明氏这本作品，也决不能和一班走马看花、捕风捉影的西人著述等量齐观了（说详于上文李先生的序文中）。这是第三层。《中国人的素质》中所历叙的中国人的特性，不但是一个事实，为明氏一班明眼人所见到，并且，就生物淘汰的学理言之，也确乎是一些无可避免的结果。淘汰的理论而确，则有到中国的特殊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便不能不发生一种特殊的淘汰作用；有到此种淘汰作用，便不会不形成种种特殊的品性。种甚因，食甚果；种麻的，必得麻，不得黍，此种特性的演变而成，当然也不是例外。明氏单单把果和盘托出了，并没有讲团，恐怕他实在也不大明白因之所在；不过讲淘汰学说的我们是明白的；拿我们所明白的因和明氏所描摹的果，联系了看，便恍然于因果的不爽了。这是第四层。因为理有固然，势所必至，所以也可以说这是最有力量的一层。
《中国人的素质》一书原有二十七章，我只选择了十五章，每章也还很有一些删节。删节时大率遵循二三简单的原则：一是所叙与特性无干；二是就译者的眼光看去，所叙名为特性，或貌似特性，而实非特性；三是所举特性的实例过于琐碎，地方色彩太重，或早成陈迹，为时人所不易了解。间或也有就译者经验所及，特别添注的地方，添，用方括弧，注，用圆括弧，分别标出，以明责任所在。译笔以不失原意而能传达原文的谐趣为主。明氏是对我国民族十分表示同情的一个人，但因为性喜诙谐，有时兴会所至，常要穿插一些过火与挖苦的笔墨。这些，我全都照译了，因为我相信它们可以增加读者的趣味，而决不会引起以辞害意的危险。
译文十五章的次序是我完全另外排过的。最初五章所描写的是生理与心理的品性。其次三章，是经济的品性。后来六章全都是社会的品性。论自私的一章是兼具经济与社会两重意义的，所以列在它们的中间。这样排列似乎要比原书合理一些。
上文说特性是果，淘汰作用是因；接着的第三篇便专为推寻这个因而设的。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亨丁顿（Ellsworth Huntins－ton）是当代一位著名的人文地理学者。1923年，他一度来过中国。1924年，他发表了一本极有趣味的作品，叫《种族的品性》（ The Character of Races），其中专论中国民族的文字，竟有四章之多，散见于序文及其他章节里的片段又有好几十起。用自然淘汰和人口移殖的原则来解释中国民族性的学者，以前不是没有，不过我没有见过比亨氏叙述得更详细、推论得更周密的了。四章的大意，最初我曾经在英文《留美学生月报》里介绍过一次。但把它翻译出来，则在归国之后。原文第四章末尾，本有一段总括四章大意的话，嫌它有些无谓的重复，所以未译。此外别无删节。以前印单行本时，我替这四章起了一个总题叫《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性》，如今为呼应上文，酌改为《自然淘汰与特性的由来》。
亨氏原是一个纯粹的地理学者，他一向以为一切文化的发生变迁，可以用自然环境——尤其是气候——来直接解释。但在《种族的品性》一书以前，他的见地很明白地经历过一番修正；从此以后，他承认此种解释至少有一部分只好算为间接的，而直接的却是自然环境所供给的选择或淘汰作用，以及与此种作用所形成的种种品性。他在《种族的品性》一书的自序里，便很坦白地说：
大约九年以前，在一本书名叫《文明与气候》（Civ－
ilization and Climate）的书里，我叙述过一种学理的主
张，以为文明与进步的一般的分布是大半依靠气候的。
在那本书里，我也有过一度尝试，证明气候的影响，倒
过来也受下列种种事物的有力的修正：民族与文化的
移徙、种族的混合、发明与发现（例如铁器与农业）、意
识的事物（例如宗教），等等。把这些因素都酌量采纳以
后，我依然觉得，人类进步的分布问题里，还有很有意
义的一部分没有得到解释。例如，慧星一般的理智的光
芒何以会在希腊一隅放射出来？印度文化里一部分的
伟大的遗墟何以会在柬埔寨找到？冰岛酷寒之地，何以
会产生一种很高级的文化，并且能维持至千年之久？文
明分布的公例是南方趋于保守，而北方趋于进取，何以
中国的南北便适得其反？经过好几年的思索以后，我相
信至少一部分的答复，可以在人口过剩与移徙所引起
的自然淘汰中求之。这淘汰的原则原是极简单、极明显
的，但何以历来从事于地理、历史与社会学的人竟会拥
过不问，真教人大惑不解。
我所以发现这条原则的重要，其关键实系乎对于
中国饥荒的一番研究。中国北方，就气候、文化制度以
及以往的历史成绩而论，原该是很进步的；但事实却并
不如此。我对于这一点一向觉得莫名其妙。有一次在
《地学评论》（The Geegraphic Review，第7卷，1922
年）里读到一篇比削伯医师（Carl W．Bishop）的稿子；
比医师在这篇稿子里，把华北的保守性与华南的进取
性，指点得十分清楚。经此一番提醒，我对于这个莫名
其妙的问题便更觉得有推究的必要。我忽然想到饥荒
的题目上，以为它也许和这问题有相当关系。因此，我
就写信给在天津的一位传教的老友（姓名从略），问他，
据他看来饥荒的结果，借了生、死、流亡的途径，对于人
口中生理与。心理的各种流品，究属发生过什么选择或
淘汰的作用。他不但自己答复了我，同时又征求到了许
多别的传教士的意见，作《中国人的素质》的明恩溥便
是其中的一位（余四位姓名从略），这些朋友对于中国
的灾荒和救济工作，都有过亲历的经验。后来我自己也
到过中国，又和许多别的传教士接谈过（原文列举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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