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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人一份厚礼，是“给他面子”。如果这份礼是某个个人送的，那就只能收下一部分，但很少或者说从来没有全部拒绝过。许多渴望保留面子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被人指出一个缺点是丢面子，因而不管有多少证据都要否认这些事实，以保住面子。丢了一只网球，肯定是一个苦力捡到的。他气愤地否认这一点，走到丢球的地方，很快“发现”球就在那儿（从他的袖子里掉出来的），然后他说：“你‘丢’的球在这里。”女佣把一位客人的铅笔刀藏在她主人房间里，人们不久就发现这把铅笔刀在桌布下面，她就装模作样地把它拿出来。在这些例子里，面子是保住了。仆人丢了一把银勺子，他知道要赔，或者从他工钱里扣，他就主动辞职不干，并且故作清高地说：“那钱留着赔那把银勺子好了，我不要了。”这样，他没伤着自己的面子。一个债主知道钱要不回来了，但还是到欠债人那儿，严厉地训斥一顿，表示自己知道该怎么做。钱没要到，面子却保住了，以保障自己以后不会再像这次一样要不回钱。一个仆人忽视或拒绝执行一些职责，一旦得知自己会被解雇，他就重复以前的过错，然后再主动辞职，以保全他的面子。
保全面子却丢了性命，这对我们来说并不具有太大的吸引力，但我们曾经听说中国的一个知县，作为一种特殊照顾，被允许在砍头时身穿官服，以保全他的面子！
中国人的素质
第二章 省吃俭用
“省吃俭用”指的是持家的准则，特别用来处理收入与支出的关系。照我们的理解，省吃俭用可以体现在这样三条途径：限制需求，避免浪费，用少投入多产出的方式配置各种资源。不管哪条途径，中国人都是极度地俭省。
来中国旅行的人，所得到的第一印象中便有中国人的饮食极其俭省。巨大的人口看上去只依靠很少的东西糊口，比如稻米、各种豆制品、小米、蔬菜和鱼类。这些东西，再加上其他一点东西，构成了难以数计的人们的主食。只有在节日或是其他特殊场合，才会有一点儿肉吃。
人们已经注意到西方世界已经在设法为极度贫困的人提供价格最低但营养丰富的食品。人们也不无有趣地看到这样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在中国，普通年景里每天两文钱就可以为一个成人提供足够的卫生食品。即使是饥馑三年，每天不足一文半的定额，也足以让成干上万的人苟全性命。这表明了一个普遍的事实：中国的烹调技艺真是高超。尽管中国人的食物通常是简单而粗劣，在外国人看来还经常是淡而无味，甚至是令人厌恶的，但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对他们所拥有的东西进行烹调和眼务方面，中国人的确是烹调艺术的大师。在这个问题上，柯克先生把中国人仅仅放在法国人之下和英国人（他可能还算上了美国人）之上。这些国家的人排列起来孰前孰后，我们无论如何不会像柯克先生那样肯定，但中国人无疑要比别国人会烹调。如上所述，即使从生理科学的观点出发，中国人对主食的选择显然是明智的。高超的烹调，简单的作料，丰富的花色品种，即使对中国烹调最不注意的人，也全然知晓。
另外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实，虽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但很容易证实。那就是，中国的饭菜在烹调时极少浪费，样样都要物尽其用。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每顿饭剩下的东西下顿都会重新端上桌来，哪怕这些残羹剩饭分文不值。要说明这个普遍的事实，只要看一眼中国的猫或狗的生存条件。这些动物的“生存”真是不幸，它们依赖人们的剩饭，始终是“苟延残喘”。新兴国家中人们的浪费真是臭名昭著，我们可以肯定，像美国这样生活富裕的国家，每天浪费掉的东西，足以使六千万亚洲人过上相当富足的生活。但是，我们愿意看一下这么多人被剩下的东西养肥，正如许多中国人在“吃饱”之后，仆人或小孩就有份来分享剩饭剩菜！即使茶杯里剩下的茶叶，也要重新倒回茶壶里去再煮一遍喝。
有一个事实，我们不能不给予充分的关注：人类很注意食品的卫生，西方人越来越注意到这一点，但中国人却不是这样。进网的都是鱼，无论什么东西迟早都会进网，几无幸免。在中国北方，马、骡、牛、驴到处都在干活，很多地方还用上了骆驼。有些读者看到如下做法无疑会感到实在是节约得过分：动物死后一律吃掉，不管是撞死、老死，还是病死。这已经司空见惯，常常没有人说啥，也没有人因为动物可能死于常见于牛身上的胸膜炎等流行病而放弃这种习惯。得这种病的动物的肉，不比得了其他病，人吃了也会生病。人们在廉价购买病畜肉的时候完全知道这一点，但肉还是全部卖完，全部吃下去了。知道有害还去买，无疑是因为他们图便宜，冒险为之。不过，应该说吃了病畜肉而生病的人毕竟是少数。死狗死猫也吃，与死马、死骡、死驴一样，进入同样的消化吸收过程。我们曾经亲身经历几件村民煮死狗吃的事例，这几只狗都是被人故意毒死的。其中有一次，有人想起去问一个外国医生吃了会有什么危险，但因为狗已经“在锅里了”，这些最后侥幸没有中毒而死的幸存者此时已经无法下狠心放弃这顿美味，结果这次放纵瞎吃却一点儿都没啥。
与做饭有关的中国人节俭的例子是，他们极好地处理了燃料匮乏与制锅材料之间的关系。燃料既少且贵，用的基本上只是些叶子、秆儿和庄稼的根，一烧就没了。为了满足这种需要，锅底要做得越薄越好，操作起来要非常小心。搜集所需燃料的全过程，是中国人极度节俭的又一个例子。任何一个最小的孩子，别的干不了，至少还能捡点柴禾。捡柴禾的大军，出现在秋季和冬季的田野上，在他们的竹耙那饥饿的利齿之下，地上连一根杂草都不剩了。孩子们被派往树林去打秋叶，好像打的不是秋叶而是栗子，就连麦秆也极少能够来得及在秋风吹拂之下“风吹两边倒”，就已经被拾柴心切的人们“争抢”一空了。
每一个中国的家庭妇女都懂得最大限度地利用布料。她的衣服不像她的西方姐妹那样，在花式和做工上考究费神，而是尽量事先计划节约时间、精力和布料。一块再小的外国布料，中国妇女也不会嫌弃，她会使这块布料再次出现时如果不是以美的形式，就是以物尽其用的形式，这种形式是整个“家政”女作家议会所无法想象的。一个地方派不上用场，另一个地方一定能派上用场，一片小碎布条也足够用来纳鞋底。伦敦或纽约的行善之士，把自己用不上的衣服施舍给穷人，希望这样的接济千万不要造就出一些依赖他人的穷人。这真是弊大于利。但不管谁把类似的东西施舍给中国人，尽管他们所用的布料和式样与我们的截然不同，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衣物早晚会物尽其用，直到把最后的零料与其他布料搭配使用才算把它用完。
中国人经常在纸上题字送朋友，但纸是松松地缝在一块丝绸底子上的。是缝而不是贴，目的在于让朋友若另有选择时可以把题词拆下，这样就有一块可以派大用场的丝绸了！
中国人的节省，也反映在小商贩买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小到不引起注意。一个小商贩，比方说，可以确切地说出每种不同火柴的根数，并知道每盒能赚多少钱。
中国人的每一页旧帐簿，都会用作窗户纸或者灯笼纸。
中国人厉行节约，甚至到了不惜节省日常必需的食品。他们看不到其中的不合理，而以为是理所当然的。香便文＇注＇博士的《基督教与中国》一书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本人被三个苦力抬着走了二十三英里路，花了五个小时。这三个人接着又返回广州，去吃专为他们而留的早饭。早饭前走四十六英里，一半的路还抬人，目的是省五分钱。
还有一次，两个轿夫抬了三十五英里的轿子，又坐船回来，他们从早上六点起就没吃东西，却不花三文钱吃两大碗饭。那条船搁浅了，他们直到次日下午二点钟才到达广州。这样，这些人已经有二十七小时没吃东西，负重走了三十五英里，抬着香便文博士走了十五英里到广州——这十五英里自然还包括他行李的重量！
中国人的节俭所带来的许多东西，西方人根本就不乐意看到，但我们却不能不承认表现在这些东西之上的纯朴天性。这个帝国的许多地方，尤其是（说来也怪）北方，男孩、女孩一年中有好几个月一丝不挂，四处转悠，像在伊甸园里一样。这是为了让他们舒服一些，但基本动机是节省衣物。中国无以数计的独轮车都嘎吱作响，因为缺少几滴可以使车子不响的润滑油。油从没上过，因为对被冠以“神经麻木”的人来说，嘎吱声要比油便宜。
如果一个日本人要移民外国，他会在合同上特别注明每天需要多少加仑的热水，以便按照传统洗澡。中国人也有浴室，但大部分中国人从来没有走近过，甚至根本就没见过。一个中国母亲的孩子满身尘土，她用一把旧笤帚给孩子扫扫土。见此情景，一个好奇的外国妇女便问：“你每天给孩子洗澡吗？”这位中国母亲愤愤不平地说：“每天洗！他生出来就没洗过！”对于一个普通中国人来说，即使肥皂商把“比上还便宜”的广告口号贴到他窗口，他也不会有什么触动。
中国人毫无疑问会把一般外国人看做“肥皂浪费者”，这是意大利人对英国人的称呼。中国人洗衣服对他们自己来说算是洗了，用的肥皂省得不能再省，但如果同我们所说的洁净程度相比，就几乎不在讨论之列了。我们不禁认为这只是为了节俭，因为许多中国人同我们一样也爱清洁，尽管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他们的确是整洁干净的典范。
正是因为节省的本性，一般不可能买到现成的工具。你可以买到“原始”的半成品，然后再自己精加工。自己加工总要比买现成的便宜，人人都这样想，什么现成的东西都没有了。
我们已经说过节省材料的事情，比如普通房子光线都很暗，点一盏灯花不了多少钱，但也要把这盏灯放在墙洞里，以便同时驱散两个房间的黑暗。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的各类加工厂，比如各种编织制造厂、陶器制作厂、金属加工厂、象牙雕刻厂等等。这样的工业，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更多地证明了中国人的节俭，而不是表明他们的创造才能。本来可以有许多比现在更好的方法来完成中国人的工作，但好的方法就会使中国人原本在做的事情变得没味儿了。他们好像能够无中生有地制造所有的东西，这是他们的产品的共有特点，无论简单的还是复杂的产品都是如此。他们可以在一个小院子里建一个小规模的炼铁炉，也可以在一个小时内用一小摞泥砖垒起一个炉灶，可以一直用下去，也挺好烧的，而且不花钱。
没有比完成重大任务时的安排，或者确切地说，缺乏安排，而能更好更典型地说明中国人的节俭了。在中国，每年都有大量的谷物作为皇粮送到北京。从天津通过北河＇注＇运到通州。一位“谷物交换”商人会吃惊地发现，所有需要机械来把这些堆积如山的稻谷卸船、称量、搬运的工作，却只是用一批苦力，用形状如同截锥、大小相同于一蒲式耳的箱子，以及一定数量的草席。仅此而已。草席铺在地上，谷子倒上去复秤，装袋，运走，再把席子一收，这个帝国的谷物交易所又重新成为泥岸了！
对于一个美国烟草种植园来说，最大的支出便是为烘干烟叶而建的一个结构精巧的长长的棚子。而中国人却不必为此花什么钱，棚子用茅草来搭，茅草旧了可以作燃料，与新茅草同样好用。烟叶摘掉之后，肥壮的秆还站在地里，用草绳把烟叶扎紧，挂在一根根的烟杆上，夜间连同绳子一起收起来，就好比晒在绳子上的衣服。在简便和效果上，这个方法是无与伦比的。
每一个悉心观察的居住者，都可以加上这样的例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