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的性别之差，男婴成了家庭中的神，同样，女婴成了可怕的负担，虽然不一定被弄死，但肯定遭人嫌弃。
中国人关于孝道的教义，把妻子放在卑贱的地位。关于妻子对丈夫的责任或丈夫对妻子的责任，孔子什么也没说。基督教要求男人离别父母，与妻子相守。儒教则要求男人厮守父母，并强迫妻子也这样做。假如丈夫与父母的关系以及丈夫与妻子的关系，两者发生冲突，后者作为一种次要和卑贱的关系，必须作出让步。中国社会的结构，是按照家长制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具有严重的弊病。它压抑了人们内心自然本性，而另一些本性却可能驯化到了极端。结果，只要年长的人一息尚存，年轻的人就几乎完全隶属听命。人们的心灵被铁一样沉重的压力禁锢了起来，阻碍了发展，也阻碍了健康向上的变化。
中国孝道的原则认为，行孝主要在于传宗接代，这导致了一连串的弊端。它强迫人们不管有没有条件供养孩子，都得生养。它也导致了早婚，造成千百万人陷于过度贫困，难以活日。它也是造成一夫多妻与纳妾的根本原因，以致不可避免地带来祸端。中国人的真正宗教，在祖先崇拜中得以体现和概括。如果正确地理解祖先崇拜制度的真正含义，它就是人们被迫承受过的最为沉重的束缚。晏马太博士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几亿活着的中国人，最可恼地屈从于无数代死人。今天的这代人被过去许多代人所束缚。”对于我们已经注意到的令人沉闷的保守主义而言，祖先崇拜是最佳型态和保证。如果保守主义不遭到重创，那么，中国怎么可能调整自己，去适应本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全新环境呢？如果已经逝去的无数代人仍被中国人视若神明，中国怎么可能真正向前迈出一步呢？
我们认为，中国人实践孝道的真正根源，半是恐惧半是自爱，这两个最有力的动机影响着人们的内心。神灵一定得崇拜，因为他们有作恶的能力。孔子有一句颇具洞察力的格言：“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注＇如果忽略祭祀，神灵就会发怒。如果神灵发怒，他们就会报复。最为保险是去崇拜他们。这似乎是对中国各种崇拜死人的理论的一种压缩。至于活人与活人，推论起来也同样简单。每一个儿子为父亲尽孝道，也要求自己的儿子这样做。养孩子为的就是这个。关于这一点，普通人都十分清楚：“种树遮荫，养儿防老。”不管父母还是孩子，对此都不会有任何错觉。“没有尿床的孩子，就没有人在坟前烧纸。”每一代人都要报偿上代人的债，又依次要求下一代人最大程度地报答自己。孝道就是这样一代人传一代人，一个时代传一个时代。
有人忧心忡忡地评论说，中国人过分的孝道没有体现出与上帝有任何关联，而且在任何意义上也没有引导人们意识到上帝的存在。祖先崇拜，是孝道最完美的和最终的表达，与多神论、不可知论和无神论同瞩一列。它使死人变成神灵，神灵也就是死人。它的爱，它的感激，它的恐惧，也只是为了尘世间的父母。它没有天父的概念，即使知道有天父，也不感兴趣。不是基督教永远不能引入中国，就是放弃祖先崇拜，因为两者是矛盾对立的。在两者的生死斗争之中，适者将生存下来。
中国人的素质
第二十章 仁慈行善
中国人把仁列为五德之首。仁这个字是由“人”与“二”构成的，据此推测，暗含着这样的看法；仁，是由发展于两个人之间的交往。这种理论尽管为字的结构所赞同，而在中国人的生活实践中却根本没有得到证实，我们对此不必多作评论，因为聪明的观察者自会留心。然而，一些应该了解真相的人却常作肤浅的考察，认为中国人当中不存在仁。这种看法远非正确。“恻隐之心”，孟子提醒我们，“人皆有之”，＇注＇但表达方式有很大不同。佛教教人温和、仁慈，这对中国人不是没有影响的。再者，中国人在各方面都有一种注重实际的强烈天性，他们“行善”之时，一定会有多种多样的行善方式，当然，在这些方式中肯定也会有许多变通的余地。
在各种行善方式中，给中国人留下良好印象的是设立育婴堂、麻风病院、老年人收容所和免费学校。由于中国实际上没有户口调查，因此不可能确切地知道这些善行的开展程度。李修善教士＇注＇曾经调查过中国中部的慈善机构，他在报告中指出，汉口有三十个慈善机构，每年的开支约八千英镑。然而，我们稍为冒昧地说，这些机构肯定相对是少的；这就是说，因为人口众多，尤其是在人口集中的大城市，这些机构是大量需要的。
每逢洪水和饥荒，经常可以看到处处设立巨大的施粥棚，并捐赠冬衣给没衣服穿的人。不仅是政府忙于此事，平民百姓也积极配合，他们的行为值得高度赞赏，而这种有仁有义地花费巨资之举，实在并不罕见。年景不好，城里挤满了一批批的难民，他们被允许住进车棚和空房等处，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不得以而为之。因为当大队难民涌来，却又处处无法安身时，他们就肯定会有所报复。这样的情况下，明智的办法是对他们作些安抚。
我们没有把各省的会馆当做中国的慈善机构，因为这些社团是照顾远离家乡的人的。离开这种帮助的话，他们就回不了家乡，或者在客死他乡之后无法运回家乡安葬了。这是一种保险性质的日常机构，中国人自己大概也这样看。
在某些劝人行“善”的书中，有人引咎于自己能记起的恶行，同时自傲于自己的善举。善恶相抵，显示出他在中国的拉达曼斯＇注＇的生死簿上的寿数。这种把一切记录在生死簿上的做法，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人的实用特征，以及他们总是忘不了考虑来世报应。如果有来世，也只是现世的延伸和扩展。这种为求来世有好报的明显动机，在中国人的善举中占了不小的比例。而公开承认自己的自私动机，有时则会带来始料未及的结果。1889年4月，杭州的地方官试图从这个大城市的茶馆的每一杯茶水中征税，筹款以帮助遭受黄河水灾的灾民。对这个古都的人们来说，这种做法有点像1773年波士顿人征茶叶税，＇注＇官员竭力诱导人们，发布公告，告诉他们：“倘若乐善好施，当有好报。”然而，人们联合起来不去茶馆，最后完全取得了胜利。全城的人联合抵制这种强制性的“好报”，这种奇观我们真是难得一见。
为穷困的人买棺材；收埋野外暴尸；焚烧捡到的字纸，以免它们被亵读；把活鸟和活鱼买来放生。有的地方还为病人贴上有神奇功效的膏药，免费接种疫苗，提供廉价乃至免费的劝人行善的书籍。这些都是积德的善举，它们在中国人的行善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据我们观察，对人行的善则处于次要地位。这些善行都有千篇一律，行善者不会有什么麻烦，也用不到费什么心思。行善之人站在河岸上看打鱼人撒网打鱼，然后把打鱼人打上来的鱼全都买下来，再把这些鱼放回去。这的确比上门探访，急人所急地帮助别人要容易多了。
在讲求实际的中国人心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鱼一旦入水，鸟一旦展翅，就完全自立，行善也就大功告成了。鱼和鸟不会再指望放生的人去供养它们及其众多的“家庭成员”。由于行善的人只想让自己的善行记录下来，他们就可以去于自己的事情去了，不用担心会出现烦心的结果。然而，在中国，“善门难开”，而且更难关上。没有人能预见自己的好心好意在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而大家又都知道承担责任的风险；所以，明智的做法就是小心谨慎。一位居住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士，被一名当地的绅士请去行善，为一个全瞎的可怜乞丐治眼病。由于那乞丐患的是白内障，所以视力恢复得很好。治好之后，这位绅士又把传教士请去，告诉他，这个瞎子靠的就是他的瞎眼乞讨，现在失去了乞讨的理由，因此这位传教士要弥补这一过错，把他带回去雇作看门人。有时，一位行动不便的好心的老妇会招待一下她认为值得款待的其他老年妇女，而这些老年妇女其实是残酷命运的牺牲品。我们的确听说过这个事例，但仅此一次，不过要比我们设想的多一些。说了这么多贬低的话，我们必须承认，“诚心诚意行善”在中国人生活中是很少碰到的。
一旦有大灾难降临，比如大饥荒或者黄河决口，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的有关官员，总是先后迅速赶到灾区，试图帮助灾民。但是，这些赈济措施不是大规模地统一实施，正如这些不断发生的灾祸本身所暗示的那样，而只是采取一些权宜之计，似乎灾难以前从未发生过，今后也不会再发生。并且，对难民的救助偏偏在他们最需要救助时就停了下来，也就是在早春时节，长期的困苦和人口拥挤已使他们极度虚弱，最容易得病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打发他们一点现钱，让他们尽快回家去尽可能地恢复原来的生活。当然，这样做的理由也是很充足的：救灾基金通常已经发完了；田里有活要干，如果他们回去干农活，麦收时就能有饭吃。官员们知道，如果难民在天气转暖时还留在外面不返回家园，他们就可能会死于瘟疫。对政府而言，小范围的灾难总没有成群结队地死去触目惊心。
同样的精神，也体现在“腊八施粥”这个热闹非凡的慈善活动之中。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活动是一种典型事例，表明中国人的行善流于表面。按照习俗，中国的农历十二月初八，那些积累了大量行善愿望而平素没机会满足的人，便在这一天白天大约十二个小时都来者不拒地慷慨施舍最为质次价低的粥汤。这就称为行善，是积德的一种途径，如果碰到好年景，就没有乡下人来喝粥，因为即使最穷的人家里也可以吃到这样的粥，乃至要好一些的粥。然而，这并不能使施粥的人怠慢此举，也没有人让他们把粥换得质量好一些。相反，施粥的人一如既往地宣传自己的善意，即使他们不比往年更夸大。这天过去了，没有一个人来要一碗粥汤，只好把粥汤倒进一个个破坛子里去喂猪。行善的有钱人极其神气地回去休息了，他可以认为，尽管没有一个穷人来出席他的“宴席”，他也尽到了一年的责任，良心上有了满足。但是，如果遇到坏年景，粮价涨得惊人，还是这个有财有德的人却不发出任何“行善”的告示，理由是“施舍不起了”！
我们曾经提及，成群结队的乞丐处处可见。施舍本质上就是给自己交保险。正如人们熟知的那样，乞丐在城市里组织起强大的丐帮，远远强大于与之争斗的其他帮会，原因在于乞丐既无所失又无所惧，他们独立于世。设想一个顽强的乞丐，以日内瓦仲裁所特有的“恰如其分的勤勉”，长时间地向一个店主乞讨，却遭拒绝，这个店主就会因此受到大批饥民的侵扰，他们赖在那里不走，让这个愚顽不化的店主招架不住，若不满足乞丐们不断加码的要求，买卖就没法做。店主与乞丐双方都知道这一点，因此，这种施舍总是像涓涓细流那样永不间断。
同样的原则，经过明显的变通之后，也适用于小规模地赈济那些随处可见的川流不息的难民。我们从所有这些事例中发现，赈济的目的不是让受惠人获益，而是使行善之人获取回报。中国人行善的目的，好比在掷双骰的赌博中掷出四点一样，凡与行善者有关的人，都要有理由肯定自己会“往前走”。
至于中国慈善事业的缺陷，一定要加上这样一条：任何事情，无论好到哪儿急到哪儿，几乎都不可能逃避中国的压榨系统，它与中国政府的其他部分一样有着良好的组织。要把常备的救济钱粮全部占为己有，那是不容易的。但是，人们完全可以看到，每逢大饥荒的紧要关头，人民的水深火热并不足以阻止各级官员最无耻地侵吞原本应该由他们发放下去的救济款。此时，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灾情和重建家园之上，外界又对救济款项的筹措和使用一无所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贪官会做出些什么丑行便不难想象了。
当中国人终于开始了解西方文明时，他们时常被迫接受最坏的方面，在他们看来，基督教世界里到处都是慈善机构，基督教世界以外的地方根本无法与之相比。然后，他们或许会想到去探究这个颇有意义的事实的原理。他们或许会注意这样一个引人联想的情况：中文的“仁”字，不像其他与情感有关的字那样有“竖心旁”，它也根本没有“心字底”。中国的善，也是行之而无诚心可言，其普遍后果我们已经注意到了。本能地从事实际的慈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