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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失去了阿瑟·鲍尔佛，他是这个时代的最伟大的增光者之一，他是一位处在科学、艺术和正确学识的高级位置的可靠朋友，大学及其所代表之事物的热爱者，一个在任何礼貌或鉴赏场合都敏锐、雅致的人。
第八章 温斯顿·丘吉尔
一、战时的丘吉尔先生
这部光辉著作并非是对史实的叙述。它是系列的插曲、连续的鸟瞰；设计它，是为了照亮这一伟大角逐的特定侧面，证实作者关于现代战争行为——带着广阔的战略观点。这种构思有极大的好处。丘吉尔先生告诉了我们很多极其有趣的细节，这些细节我们大多数人以前是不知道的；但是他没有在细节中迷失自我。他从战略角度，看待关于战争行为的高层思想的基本问题。如大多数有价值的书一样，这部书为一种目的而写。他不像那些沉闷作家一样假装空洞的中立；在那些作家的头脑中，最伟大、最令人激动的历史事件不会不产生任何清晰的印象之痕而逝去。丘吉尔先生的著作，大概包含着最敏锐、最凝炼的智慧——他凭借对内幕事实和事件主要发动者内在思想的了解，自始至终近距离地看到了这场战争。关于真理与错误存在于何处，他得出了清楚的结论——不仅仅是借助于以后发生的事件。在这里，他以修辞的、但不过分华丽的语言，把这些告诉了我们。这自然意味着，有关他离得最切近的地方，他告诉我们的最多；有关他认为自己最明智的地方，他提出的批评最多。但在这样做时，他试图避免不适当的自我吹嘘。他不追求报复，不展示敌意。即使是舰队司令们和将军们——他的分析的牺牲品，也没有被太深地追究。阿斯奎思先生、劳埃德·乔治先生、鲍尔佛先生、博纳·劳先生、爱德华·卡森爵士——他公正友好地谈及他们，承认他们的一些品质，不去打击那些因他们处在同一战壕而的确提供过服务的人。丘吉尔先生比狄斯雷利以来的任何政治家写得都出色。这部书，无论它的成见对错与否，都将提高他的声誉。
丘吉尔先生的主要论点，等于这样一种看法：从总的方面看，在每个国家，职业军人、“黄铜帽们”（指高级军官——译者注）在有关军事政策的重大问题上，一般是错误的——从事前争论的标准来衡量，是错误的；从事后证据的标准来衡量，也是错误的——然而职业政治家，那些“僧袍”们，像亨利·威尔逊先生对他们的称呼那样（他自己也有一点“僧袍气”），一般是正确的。这个问题，那时对一位局外观察家来说，不可能对它作出判断；这是因为，虽然问题似乎是，在战争的每个转折点上每一方都犯了基本错误，但无人能在内阁和总参谋部之间划分责任。在英格兰，流行的意见是嘲笑那些将军们——那些比我们的老滑稽剧朋友即“僧袍们”更生动、更光荣的人物，那些享受着从来无须公开作自我解释的重大好处的人们。丘吉尔先生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他借助于如今从各方面都能获得充足的资料，来说服我们，使我们相信：从总体上看，智慧在阿斯奎思、劳埃德·乔治和他自己以及布赖恩德、潘勒韦和克里孟梭，以及贝思曼…霍勒韦甚至克朗王子那里，而面临危险或丧失战争的是黑格和罗伯逊，约菲和尼韦尔，法尔肯海恩和鲁登道夫。
让我概述一下丘吉尔先生对总参谋部的诉状吧。显然，每一方都缺乏一个丘恩特·马克西姆斯。未出现费毕阿斯来观望、撤退、怂恿。“黄铜帽们”总是急不可待，急于展示他们拥有新型的攻击武器——德国毒气、德国U形舰艇、英国坦克——在他们已经拥有足够的储备来产生决定性结果之前；他们奔忙于他们致命的“推进”所导致的无济于事的杀戮。战略放弃，有意撤退，引诱敌人进入能够被包抄的口袋内，所有这些属于战争的更高超想象的有利计划，几乎未被尝试。1918年7月曼金面对福什的反向攻击，是这类努力中为数不多的例子之一，然而法国和英国的参谋部都倾向于反对和不信任。参谋部的观点自始至终基本上都是极端的——在攻击方面，寻找敌军最精锐的部分，猛冲过去；在防御方面，英雄般地死在第一道战壕里。对于这条规则，只有两个例外：1917年德国人向兴登堡一线的撤退，和约翰·杰利科先生不变的态度。在门外汉看来，丘吉尔先生对日德兰战役的精彩分析表明，杰利科错过了机会——他本来应该抓住的机会。不过，像丘吉尔先生承认的那样，杰利科肩负着比其他任何人都重大的风险与责任的担子，他是唯一属于任何一方的人，是一个可以在一个下午输掉战争的人；他的确像一位成功的丘恩特那样坚定不移，尽管他可能错过了机会，但他自始至终未犯丝毫灾难性错误。即使从丘吉尔先生有能力作出的尖锐批评的角度看，我也不认为人们希望这场战争会推出任何国家的任何其他人来负责北海战事。
丘吉尔先生的下一个观点，涉及总参谋部狭隘的地理眼界，双方在覆盖战争全部潜在领域的战略和政治想象力的广阔视野方面的无能。军队犹如磁铁一般被彼此吸在一起。士兵们总是忙着辨清何处的敌人最精锐，然后就要求相当的或更多的兵力去迎击他们，却从不探察它何处最薄弱而向那儿推进。这是一个老的争论话题，在这方面，我们久已了解丘吉尔先生持何种立场，劳埃德·乔治先生也是这种立场。我不知道这本书对他们的事是否补充了很多，但丘吉尔先生的第三个论点，我后面要谈到的，我认为的确证实了政治家们不能安静的洞察力之潜在价值，作为对胜利的暗示，作为总参谋部固执的僵化之对比。丘吉尔先生认为，德国人，特别是法尔肯海恩，在这方面犯的错误至少像我们那样多。双方的将军们同样支持西部人，他们的部署相互促进，都违背了各自政府的意愿。
同这种狭隘的地理与政治视野相似的，是职业士兵们狭隘的科学眼光，他们在跟随新的机械观念方面出奇的迟缓——就如坦克史所昭示的那样。坦克一出现，我们的参谋部就反对；即使在对它的效果充满兴趣之后，军需部也从未在适当数量上对其提出需求。甚至在坦克存在之前，鲁登道夫就已被提前告知其秘密，但他从未在较大规模上对它进行仿效。过量的炮兵和不合时宜的骑兵，甚至在1918年占用了几乎与机械武器同等、几乎为坦克人员两倍的英国兵员；同在飞机、机械武器、坦克和毒气方面大规模集中人力的替代性政策相比较，这是脑瓜不适应的进一步的例证。除丘吉尔基于对1919年战役的远见而于1918年采纳之外，这些替代性政策从未被采用。
第三个论点大概构成丘吉尔先生著作中最新奇有趣的部分，它涉及这方面：根据现在已从双方资料中完全了解的结果来判断，在西部前线的大规模进攻的实际价值如何。就是在这里，存在着职业政治家和职业军人之间最尖锐、最持久的分歧。除1917年劳埃德·乔治先生向着参谋部观点的暂时转变之外，职业政治家们一贯持这种意见：军人们低估防御的价值，而高估进攻的潜在收益；通过在西部前线猛攻敌军已加强的部位，绝不会达到决定性结果。战时内阁几乎总是不变地反对1915、1916和1917年的“推进”。既然连任的内阁从这些可怕的进攻之中期望甚少，就没有什么能减少残酷的与事无补的损失对他们思想的影响。到了1917年底，一种局势真的来到了，在这种局势下，劳埃德·乔治先生避免了有关部队被派渡海峡，然而他们确实需要被派驻在那里；劳埃德·乔治先生这样做，是因为他不相信自己的权力能阻止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将他们送人曾发生于法国的大屠杀。“但因为帕钦德尔在首相和战时内阁头脑中引起的恐怖，”丘吉尔先生写道，“黑格无疑已经提供了非常的、更为强大的增援。”丘吉尔先生的证据逐渐表明，在从阿斯奎思先生持久、坚决地反对征兵开始，直到1917年冬天的这个插曲中，心肠软弱的是那些政治家们，不过以军事背景来看，总体上正确的也是他们。
在每次进攻之后，总参谋部都愿意承认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但他们倾向于以这种考虑来安慰自己：敌军付出了重大损失，在消耗对手方面取得某些令人满意的进步。丘吉尔先生指出，当时他就不相信这些结论，而且现在能寻找到的来自双方的伤亡数字表明，几乎每次进攻的结果，都是使进攻一方在人力上比以前更加削弱。弗雷德里克·莫里斯爵士在给《时代》的一封信中，对于这种对统计数字的解释提出置疑。不过，即使丘吉尔先生在他的问题上走得太远，他毕竟从总体上似乎已使它成立了。不寻常的是，正是1918年鲁登道夫非常成功的进攻，真正为德国的最终瓦解铺平了道路，并的确使之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在丘吉尔先生的书中，最有趣的是他对盛行于双方的最高司令部的人物类型的印象。他说：“总之，缺乏那种在历史上伟大征服者中显然存在的帝王…勇士…政治家的高度结合的人物。”除去约菲这个可能的例外，绝大多数最高司令官无疑在其职业上是有杰出才能的人。但在他们中占多数的是那种迟钝的笨蛋类型，是那种神经比想象力发达得多的人。兴登堡不是唯一的木头形象。约菲、基奇纳、黑格、罗伯逊、鲁登道夫——他们也可以同样被纪念。他们睡得酣，他们吃得香——什么事情也无法使他们。已烦意乱。由于他们很少能够自我解释而宁愿信赖他们的“直觉”，所以他们从来难以遭到反驳。丘吉尔先生引用了罗伯逊写给黑格的一封信，在信中，罗伯逊建议坚持在西部发动进攻，“更多地是因为我的天性促使我坚持这一点，而不是由于任何我可据以支持它的好意见。”丘吉尔先生评论说，“这些话，在其导致近40万人蒙受牺牲时，是可怕的。”这种人物类型，在丘吉尔先生关于皮埃尔·约菲的半喜剧性肖像画中，达到了极限，毫无疑问，敏感性较强的人是无法忍受最高司令部的耗损的。用丘吉尔先生的话说，多亏了那些能将其处变不惊风度蕴藏于灾难性袭击之中“几乎到了无法同麻木不仁相区别的程度”的人，他们才被必要地淘汰了。此外，总司令大概几乎是最后一个听取事实真相的人。“一位军事参谋的整个思维习惯，是以意见之附庸为基础的。”这就意味着，政治家的不那么重要的思想，对于达到正确结论不是可有可无的。德国的最终失败，实际上归因于她的总参谋部的最高权威。假如德国政治家具有像我国或法国、美国政治家那样同等的影响力，她绝不会遭受类似的失败。依丘吉尔先生之见，她的三个关键性错误——对比利时的侵犯、无限制使用U型舰艇、1918年3月的进攻——都是总参谋部特殊的和独有的责任。鲁登道夫是总参谋部影响力和它的最高才能的最终化身——那总参谋部的成员们，被职业同志关系和普通教义的最紧紧地束缚在了一起。他们对于军中的其他人，犹如耶稣会教士们在其最辉煌时期对于罗马教会。他们在每位司令官身边的、在每个总部的代表，讲着他们自己的语言，保持着他们自己的自信。在这个善人团体眼中，德国特种部队和陆军的将军们，陆军军团司令官们，还有兴登堡本人，被视为傀儡，仅此而已。就是这非同寻常的善人团体，将德国军队大概推到了恐怖的境地，激发和组织了残忍的行动，也将自己推向了惨败。
丘吉尔先生没有掩饰在宏大规模上指挥战争的强烈体验所带给他的快乐；这种宏大规模，是决策者所欣赏的。另一方面，他也不隐瞒对那些为其快乐提供原材料的人而言，这种宏大规模的可怕。此书强调的重心偏于重大决策和高层争论。但是，他的著作并不因此在对读者产生的最终印象上，削弱一种反战性质——实际上，它比一部反战主义者的著作能达到的效果更强。这是来自一个热爱这场角逐的人的一种揭示，不仅揭示了这场战争之目标与方法的愚蠢，而且进一步揭示出这种愚蠢不是特定角逐者偶然的品质，而是存在着固有的精神与规则。
1927年3月
二、和平时期的丘吉尔先生
丘吉尔先生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无疑是并且远远是对战争史最重大的贡献，一部将史学家与天才作家的禀赋同事件主要推进者之一的深刻体验与实践相结合的仅有的著作。最后这一卷，我认为不及前两卷出色——一次滑坡，可能是有关作者在政府中的失望经历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