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人那边的M．克莱门特尔立即提出非难。我们不应当提前一个多月作出任何承诺。根据法国政府的意见，那些想吃饭的人们应当工作，应当向法国发出最后通牒：他们只能用原材料来换取食品。M．克洛茨插进建议说，应该听听马歇尔·福什的观点。争论缓慢而枯燥地进行着。在法国一边，这位马歇尔和克里孟梭偶尔讲几句话。胡佛的发言强调我们这些代表关于斯帕会议的报告，说，根据我们的判断，如果得不到关于食品的绝对保证，德国将永远不会让出船只。然而，争论未沿着有益的方向进行；问题正变得混乱起来；似乎法国人将再次获胜，尽管显得有所让步：它成功地插入了某种限制，这种限制实际上将使他们阻挠整个事务。在辩论过程中毫无热情的成分——只是进行观点的争论，集中于技术性目标，整个真正的事务被鸡毛蒜皮淹没了。洛德·罗伯特提出了一种无聊的意见，说，虽然我们的后脑勺中都有着人道义务的考虑和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担忧，但没必要将这些东西粗鲁地插到这件事务中。
但这个时候劳埃德·乔治正处于激动之中。当人们赞同他时，他可能感到迷惑。我从未比在这次会议下面的半小时中更钦佩他的非凡力量。直到现在，他还未说一句话，但我从后面能够看见，他正在酝酿着激情，颤抖着，皱着眉头。现在，他发言了；在议程中缓缓移动的倦怠沉闷被一扫而光，他怒气冲冲地连珠炮一般讲起来。这是他特有的那种语言，措辞平凡，但具有扫光蜘蛛们及其蛛网的气势。他希望倾其全力促进向德国供给食品的步骤。这涉及协约国的荣誉。根据停战协定的条件，协约国确实应允许食品进入德国。德国人已接受了我们足够严苛的停战条件，他们已答应了那些条件的绝大部分。但至今还没向德国运去一吨食品。渔船队甚至被禁止外出捕几个鱼群。协约国现在盛气凌人，但饥饿的记忆某一天可能会转到他们身上。德国人被听任挨饿，然而同时数十万吨食品搁在鹿特丹。这些事情，形成了比任何正寻求限制的军备远更可怕的武器。协约国正在为未来播种仇恨：他们在积累痛苦，不是为德国人，而是为他们自己。我们拒绝对德国提供食品，这使英国军队感到愤慨。普卢默将军已说过，如果儿童们被听任处于半饥饿状态在街头游荡，他就无法对他的军队负责。英国士兵们（带着头脑的特有的震撼）将不会容忍那种情形……只要秩序在德国得以保持，那么一块闸板就横在了协约国同外边的革命洪水之间。一旦闸板被抽掉，他不能为法国说话，但他为自己的国家而颤抖。那些帮助协约国征服德国人的人，士兵们，在发出呼吁，这呼吁传到了他的耳中，他只是在声援这种呼吁。他们说，他们拒绝为了将人口维持在一种饥饿状态而继续占领一块领土。当他谈到黄金这个词时，他使用了几分钟后将被推至顶点的语调。它是一种意义和情绪、自然的修辞和精巧的艺术的宏伟融合。到结尾处，他已经至少像听众那样深深地感动了自己，回过身对着他后面的我们这些人，我们听见他震耳欲聋地威胁道，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明天他就命令英国占领军撤回英格兰。
没有别人、只有克里孟梭能接下去发言。这位老者看出，他必须大大地让步才行。他仍然老谋深算地维护他的立场。他说，在停战协定中，不曾作出向德国供给食品的承诺；对此，鲍尔佛先生以银子般的声音提出异议说，“几乎是一个承诺”已经作出了。克里孟梭继续说，他得到的消息倾向于说明，德国人正利用布尔什维主义这个妖怪来吓唬协约国。主要问题在于，德国人已承诺放弃他们的船只，但尚未这样做。不过，他同意，在适当条件的约束下，必须向德国供应食品。只要德国人将为他们的食物而工作，他将放弃他对动用黄金的反对。这位老无神论者奇怪地补充道，这种要求将被发现与基督教的训诫相一致。至于他的伙伴，M．卢舍尔，M．克洛茨和M．克莱门特尔向来就乐于被人道感情所引导。
争论继续进行着，但法国人正在节节败退。一位秘书忽然匆匆进来，带给首相一封封好的信。信里包含另外一份在会议进行时从普卢默那儿发来的电报。首相立即以一种令人激动的语气读了起来。“请告知首相，”这位将军的电报是，“以我之见，食品必须毫不拖延地发至这一地区……妇女、儿童和病人中的死亡数目是极为巨大的，饥饿引发的疾病正在蔓延。人们的态度变得绝望，他们觉得，死于枪弹比死于饥饿更可取……因此，我要求对第一批供应的到达规定一个确切日期。”这封电报产生了可观的效果：对法国人来讲，提出卑鄙的、系统的阻挠变得非常困难了。我后来得知，整个事情是预先按步骤设计好了的，普卢默的电报是应来自巴黎的要求而发的，这个要求是那天上午传达给他的，以为下午作准备。
现在，法国人溃败了，但并不善罢甘休。他们同意了对德国的食品供应。但他们提出，在将此事通知德国人之前，德国人必须正式承认他们让渡船只的义务。这也被同意了。克里孟梭说，那好，马歇尔·福什将与德国人会面并将这消息转达他们。这些话说得光明正大，但劳埃德·乔治足够敏捷地看出，这里边有陷阱。显然，这个马歇尔可能设法以一种德国人将不可避免地拒绝的方式传达这个最后通牒。劳埃德·乔治摒弃了他的华丽修辞，以戏谑而幽默的方式说，不，这件事必须与船只打交道，与海洋而非陆地打交道；尽管他怀着对这位马歇尔的钦佩、在陆地上除马歇尔外谁也不服从，不，不服从任何人（伸出双手指着福什），但这位马歇尔在海上也同样内行吗？他，劳埃德·乔治，从未与他渡过海峡，因此不能确定地说（微笑）；但在英国，他将肯定陷入可怕的麻烦，如果他不保持一位上将在这种事情上的统治特权。威姆斯上将，我们的第一海军军务大臣，是送信的合适人选。这位马歇尔对这些话不太愿意，但看到他被奉承和打趣，就咧着嘴笑了，拽着他的小胡子。首相被出色的幽默所笼罩了；每个人都对打破束缚和压力感到高兴。立刻被同意了：这位上将应当传达最后通牒。这是一个棘手的时刻，劳埃德·乔治关于这位马歇尔晕船的喜剧式暗示，是一种创造气氛的妙想。
但克洛茨尚未屈服。他仍然压住黄金。应该允许德国人以任何其他方式支付，但不能用黄金。他宣称，他已显示出一种非常妥协的精神，已作出了重大牺牲，但对他来说，不顾他本国的利益继续走下去是不可能的。这（气势汹汹地，并摆出一副尊严之状）是他的职责。
我从未见过如此凶猛的攻击，凭着它，那可怜的克洛茨被击溃了。你们见过克洛茨吗？——一个矮个子的、圆胖的、长着浓密小胡子的犹太人，修饰得很好，但有一只骨碌碌乱转的眼睛，他的肩膀有点塌。劳埃德·乔治一向厌恶他，轻视他；他简直想杀死他。妇女和儿童们在贫困度日，他喊道，而这儿的M·克洛茨，却喋喋不休、喋喋不休地谈他的“黄金”。他身体前倾，作着手势，向人们表示出一位丑恶的犹太人紧紧握住钱袋的形象。他双眼闪着怒光，这些话带着一种如此强烈的蔑视迸发出来，以至他似乎在啐他。每个人都带着刹那的轻视和憎恨看着克洛茨；这可怜鬼蜷在他的座位上，显然畏缩了。我们几乎不知道劳埃德·乔治在说什么，但“黄金”和“克洛茨”这些词被不断重复着，每次都伴着夸张的蔑视。然后，转过身，他要克里孟梭对这些阻挠伎俩予以停止，否则，他喊道，穆·克洛茨将在那些欧洲传播布尔什维主义的人中与列宁和托洛茨基并列。首相停下来环绕整个房间。这时你可以看到，每个人都在咧嘴而笑，向他的邻座低语着“克洛茨基”。
克里孟梭尽其可能地挽救他的部长的面子，在几分钟的时间里他咆哮着说他的国家已被如何毁坏和掠夺；为此法国得到了什么担保作为回报？——仅仅几块黄金，几张证券，现在却正设想从他们手中拿走这些。一言以蔽之，他正被请求背叛他的国家，他绝不会这样做。
但事情真正结束了。豪斯支持首相，现在意大利人也是。六位日本人一直坐着，并仍旧坐着，静默地，僵硬地，令人费解地，是在这剧中另一个星球上的参加者。喝茶时间到了，卢舍尔和我被告知去另一个房间准备一份方案。黄金毕竟将被使用。
四天后我又在火车上，与威姆斯参谋去布鲁塞尔。这次，确定地，我们应当着手进行。但有一个障碍，法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坚持这样的观点：德国人将对船只放弃提供一个无保留的承诺，在他们被告诉我们的关于为他们供应食品的意图之前。在这一点上他们必须被教导：他们将不得不遵守他们的契约，无论我们可能做什么。但在他们已在斯坎显示的那种狂躁、激怒和怀疑情绪中，他们不会有可能拒绝，并坚持在他们关于船只约定自己之前要我们亮出关于食品的“手”？
罗斯·威姆斯，第一海军军务大臣，是一位新类型的海军上将，不像特里尔的布朗宁或斯坎的霍普。威廉四世的一个私生子的后代，一张有趣的揶揄的脸，带着单片眼镜，中年，喜欢快活。罗斯仍有喜调情的皇家海军低级军官的相当多的本能。在那种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在餐车里吃了一次很惬意的正餐。他以前从未在正餐时坐在一位教授身旁，他这样说，使我感到很惊奇。德国人次日将被他极端地迷惑了，他是半聪明的，低能的吗？或者他正远比任何可想象的东西更聪明地与他们玩游戏？他们从未下定决心是哪一种。直到历史尽头，我预料，今日的英国罗斯的个性将使中欧的理解迷惑。在会议结束时有一个时刻，主持的德国人开始提出一些金融问题，关于其答案罗斯连最模糊的概念也没有。我坐在会议桌下第三个位置。因此没有任何躲避那些坐在对面的人们的企图，他转向我的方向，发出一个苦恼的信号，投过怕海的海豚似的一瞥，仿佛在说“看在上帝份上赶快告诉我回答这个蠢驴的问题应说些什么。”我将答复写在纸桌布上，将它撕下来递给他；他，在我写的时候，保持着一种嘲弄的绝望，就像带着它在学院会议上当麦考利正发言时院长（邓福德）经常喜欢盯着我的眼睛。但德国人简直惊呆了——对于他的完全抛弃最微小的这样的企图：保持知道这次会议讨论什么的形象，结合着他至高的泰然自若和不可攻击的，也可以说，地位上的优越，就像一位主持一个地方慈善机构的财政事务的幽默和和蔼的公爵夫人——这不知怎地使他们，如此严肃和自夸的，显得有点可笑。
那夜晚些时候，当我已回到我的车厢准备上床睡觉时，杰克·格兰特上校——皇家海军上校，上将的参谋长，来到火车上说，上将想在他的地方见我。“啊，”上将说，“这件事会顺利而行吗？你怎样想？他们会给我们船只吗？”“我们的建议作为一个整体看，”我回答，“对他们是非常有利的，并非常接近他们在斯帕所要求的。但如果他们处于与在斯帕时同样的脾气，用同样的指示，他们可能在初步声明方面制造麻烦。这是你明天的工作中困难的部分。”“是的，”他继续说，“但关于这绝对不能出错，你明白吗？那些是我从首相那里得来的指示。”停顿了一下，“你曾与这些家伙有关，是不是？”他补充说，相当奇怪地看着我；显然，霍普已告诉他关于我和梅尔基奥尔的冒险行为。“是的，”我说，“有一点。”“你认为你能使他们不制造任何不必要的麻烦吗？关于这绝对不能出错，你知道。”我领悟了他的意思，看着他的眼睛，我们都微笑了。“是的，”我回答，“我可能做到。”“好，你和杰克最好在这儿一块照料它。”没再多说，我回到了我的车厢。
我们到达布鲁塞尔，按正式仪式在英国使馆见了上将。然后杰克·格兰特上校和我悄悄溜走，乘一辆汽车驶往德国人住的旅馆。我们进入休息室，能够透过一扇玻璃门看到他们：下巴下塞着纸餐巾，正吃着沉闷的，很早的正餐。我们尴尬地等着，直到我看见切削般脸庞的秘书穿过休息室。我走上前搭讪。“协约国代表刚刚到达，”我说，“我想见梅尔基奥尔博士一会儿，关于下午会议的时间问题。”梅尔基奥尔被叫了出来，我们三人在电梯里上行，到了梅尔基奥尔的卧室。床还未整理，未倒的夜壶放在地板上，还有一件看起来像是宽松女内衣的东西横在床上；它一定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