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将军已被让给了别墅，数月前它在鲁登道夫的司令部。在环绕浴场、松树覆盖的山岭一侧，隐居的德国统治者们遭到了命运的裁决。几步之外，就是凯泽的别墅，山上面再远一点，是兴登堡的别墅。在那儿，三位暴君居住在电话网的包围中，远离枪炮与军队，离开了柏林的机构，也远离饥饿的城市和咆哮的群众。我感觉这种背景现在仍萦绕在我的心中。这种感觉不仅是伤感，而且在空气中，仍然充满着那种大崩溃的情绪。这地方是忧郁的，有黑色松林相陪伴的戏剧般的日耳曼式忧郁。走在别墅的台阶上，地平线与松林边缘的黑线相重合，在它们的后面，太阳正在落下；屋后的树叹息着，仿佛一位害着单相思的普鲁士人。当鲁登道夫的神经开始崩溃时，他从大自然中是得不到安慰的；大厅后面房间里的电话铃声，混杂着树木的声音，使他想到了一种德国的绝望的传统象征。
我猜测，房子建于战前不久，那时是当作某个不太重要的工业大亨的夏季度假胜地。他希望在欣赏他成功的果实的同时，通过山间微风和谷中泉水减小他身体的体积。这房子是崭新的，豪华而高贵，然而几乎不比查尔斯顿大，装饰以挂毯和德国中世纪晚近的巨大、恐怖的壁画仿制品，呆板、空洞到几乎令人讨厌的程度。
人们有时会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应比瓦格纳承担更大的战争责任。除了瓦格纳式三流歌剧中的低音外，兴登堡是什么呢？除了胖高音外，鲁登道夫是什么呢？
分到了别墅的黑肯将军，已召集来了他的英国妻子和两个已届婚龄的英国女儿，他的来自志愿骑兵队的副官，以及他聪明的上尉参谋——我怀疑，就是他为将军写了那些聪明的报告。一切都富于家庭气息，我们坐下来，讥笑过墙上的装饰和原房主及其妻子的比真人还大的肖像画之后，开始用英式午餐，它全部是从英国进的；两位友善而稍有古怪的英国托咪侍奉我们。按照惯例，《时代》来了，来得恰是时候。喜欢野外冒险的副官，已与他的上尉兄弟进口了一群猎犬，在抵达那儿八周后，像往常一样正在野外打猎。然而，我似乎能够听到鲁登道夫在外边台阶上解开他亮闪闪的护胸甲，高声喊叫让人为他奏乐；树木的飒飒声与之混合着。贝茨小姐已征服了布鲁恩希尔德，伟斯顿先生的脚已有力地踏在沃顿的脖子上。
次日上午，霍普和我下山去德国停战委员会的驻地，我们将在那儿举行会议。霍普——我与他邻座——是主席，德国人方面是凡·布劳恩，他的邻座是梅尔基奥尔。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将会有麻烦。魏玛，这时已结束其内部问题，正在料理外交事务；船只的让渡有遇到麻烦的危险——同汉堡海员的麻烦（因为我们的强烈要求之一就是应清除德国船员）；凡·布劳恩的指示是没有弹性的。他们也摆出尊严之相，拒绝说也拒绝理解除德语外的任何语言。这样，就不得不一步一步地在德语、英语、法语之间互相进行翻译。
很显然我们是在浪费时间，彼此之间没有取得一致，也没有把握住局势。他们的主张与我们的主张相矛盾；我们的主张也是无法变更的，除非回巴黎。并且，只要他们不能通过与魏玛的电话联系使他们的主张缓和一些，破裂就在眼前。休会时间临近时，我感到绝望了。自特里尔以来，两个月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正处于3月中旬。我们的食品人员严肃地宣布说，如果食品供给不能迅速启动，食品就无法及时到达。黑肯关于德国的报告说，如果物质匮之状况不能很快缓解，德国将逼近崩溃；这种观点是黯淡的，也是令人信服的。昨天吃过晚餐后，他已经对我们谈了他关于德国人精神状态的个人印象，他拜托我们要理性和善于适应。根据他作为一位军人的判断，他告诉我们，巴黎似乎已失去理智。你们一定不要把这些家伙逼得太急。
我从桌子上望过去，看着梅尔基奥尔。似乎他与我有同样的感受。眼睛凝视着，垂着眼皮，一副无助的样子，就像我以前见过的那样，看起来犹如处于痛苦中的可敬的动物。难道我们就不能打破这次会议的空洞的形式、打破三角转译的三栓大门、像心智健全的聪明人那样开诚布公吗？休会了。我们出了会议室向男厕走去。我在一边拉了拉霍普。“我可以跟梅尔基奥尔私下谈谈吗？”我低声说。“看来这是唯一可能的继续下去的机会。”他以他奇特的虹膜扫视着我，吃了一惊，但并未被惊呆。“你愿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他回答道。我在大厅里转悠着，直到周围看不到法国人了；然后有点紧张地站在中央楼梯的台阶上；我不认识的一些人正在附近匆匆而过或悠悠慢行。我看见有人正走下楼梯，我认为他是一位德国秘书，“我想跟梅尔基奥尔博士谈一会儿，”我对他说，“谈一谈下午的安排。”“上楼去吧，”他回答说，“我试着找找他。”我在楼梯平台上等了几分钟，然后就看见梅尔基奥尔走上前来。“我可以跟你私下谈谈吗？”我问他。他领我沿走廊而行，进了一个房间。在房间内端有三位年轻的德国人：一个人正响声很大地胡乱弹着钢琴，一个肥胖笨拙的家伙吼着沙哑的男高音，第三个人摊开四肢躺在一张桌子上。“请原谅，”梅尔基奥尔说，“假如我可以占用这房间几分钟开个私人会议，我将非常感谢。”他们朝他粗鲁地吼叫开了。他难道不知道，这一天中这个时间此地允许音乐声吗？难道他忘记了——指着他的烟——五点之前此地禁止吸烟吗？我们沿着走廊继续前行。他耸耸肩，“在这儿，”他说，“你见到的是革命中的德国的景象。这些人就是我们的职员们。”
终于，我们单独处在一个小房间里了。我激动得颤抖着，被我正做的事情吓得简直魂不附体，因为那时对于交往的障碍尚未开始拆毁。梅尔基奥尔想知道我的意图，我对于这次面谈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我试图向他传达我的感受是怎样的；我们多么相信他悲观的预言；在启动食品供应的紧迫性上，我们如何受到不亚于他的压力；我个人如何认为，我的政府和美国政府真地决定将食品运过来，但在给出正式承诺方面我们的手受着束缚；如果他们，德国人，坚持他们上午的态度，致命的延宕就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必须下决心交出船只；只要他能从魏玛获得一点松动余地，我们就能在彼此之间订出一个方案，使食品供给实际启动起来，躲过法国人的障碍。德国政府应存在下去，这也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的确力图供给食品。找承认，我们最近的行为未能使他相信我们的真诚；但找请求他相信，至少在那时，我是诚恳和真挚的。他像我一样很感动，我想他相信了我。在整个谈话中我们都是站着。他将尽他的最大努力，他说，但是，成功的希望极小。他将通过电话与魏玛谈一谈，力劝他们给予他某种自由度。但他们不理解这种处境，他对于这次会议的结果期望很小。他讲话时，带有一种犹太人的动情的悲观。德国荣誉、组织和道德正在崩毁；他到处都找不到光明；他预料德国将会崩溃、文明将趋于暗淡；我们必须做我们所能做的；但黑暗势力正掠过我们上空。我们紧紧握手；然后我匆匆来到街上，在那儿，霍普已派他的汽车回来接我。
我把事情过程概略地告诉了他。下午的会议很简短。霍普对凡·布劳恩作了一个正式声明：上午的讨论没能为一项安排提供基础，要求他向他的政府要求进一步的谈判自由度。如果他不能获得这种自主权，这个会议继续下去就是徒劳的，我们将返回巴黎向最高会议报告。从上将坚定的口吻中，法国人得到了极大满足。这正是对付可恶的博希的正确方式。凡·布劳恩同意打电话向他的政府汇报，并将于当天晚些时候或次日上午让我们知道结果。
我在松林中散步，并与黑肯一家进了餐。沃尔特·劳伦斯爵士将军，黑格的参谋长，正视察经过此地，也是晚会参加者之一。我很喜欢他，我们相谈甚欢；直到大约十一点钟，我们想睡觉时，一份公文从德国人那边来了。凡·布劳恩抱歉地说，魏玛不能改变它的基本立场，不过虽然如此，他还是希望明天上午的会议将重新开始，因为他认为我们可能在一些细节上取得进展。
显然，梅尔基奥尔失败了，在我们去巴黎汇报、他去魏玛汇报之前进去的每一天都将是时间的浪费。我们必须使事情到达摊牌的地步，以吸引巨头们的注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一种戏剧性举措是不可缺少的。让会议出现公开破裂吧，巨头们将在报纸上读到这个消息。我请求霍普立即中止会议，命令我们的列车当晚返回巴黎；这样，德国人早晨醒来时，将会发现我们悄然离去了。他同意这个意见；将军的汽车已叫来了，将霍普和我送下山去，在火车站加入到我们同伴们中间；在餐车里，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法国人、美国人和意大利人中，一些人还穿着睡衣裤；到了凌晨一点钟，我们的火车冒着蒸汽驶向巴黎；每个人都赞成，除法国人、特别是那位孔特·德·C之外，他对事情的突然转折感到惊慌，开始怀疑这样一种戏剧性举措是否会有利于他们的利益。
我们是3月6日回到巴黎的。我们的报告引起了首相的重视；我们那些美国同事们的报告——我没能描述他们，但他们是会议上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彼此紧密团结——同样使兰辛先生和豪斯上校留下了深刻印象（到这时总统尚未出席）。显然，必须立即寻找一种解决方法。3月8日下午，为此目的召集了一次最高战争委员会会议。这个时候，四人委员会还没建立。有59人出席。
这次会议不是在法国外交部的大会议厅举行的，而是在皮查恩的私人居室。这个房间饰以浅色橡木板，环绕房间是大规模的陈列：伟大的鲁本斯作品的系列挂毯制品。代表们围成马蹄铁形，顾问们挤在他们身后。在马蹄铁状里面是克里孟梭。对着壁炉坐着福什。在福什左边依次排列着日本人、意大利人、我们这些人以及美国人，在他的另一边对着我们的是法国人。
不要设想我们的事情是会议的唯一议题。如果我提一下在它之前的事务的话，可能使你们获得最高委员会当时如何忙碌的一种印象。
首先，取消亚得里亚封锁的事情被同意了——在停战的五个月之后。其次。任命了一个将军委员会前往第巴赫，就那儿发生的事件作出报告；并对其职责进行了辩论。然后，根据1839年条约的比利时事务委员会提交了它的报告。随之而来的是下午：皮斯的抵抗运动问题。穆·朱尔斯·坎贝恩指出，他已主持召开了一个小国会议，选举它们在委员会的代表——该委员会将拟定和平条约的经济和金融条款。不幸的是，拉丁美洲国家已预先达成了一项协议，形成联合之势，结果在金融委员会中的五个席位落在了秘鲁、巴西、玻利维亚、巴拿马和葡萄牙手中，在经济委员会中的五个席位落在了巴西、中国、古巴、暹罗和厄瓜多尔手中。这样，欧洲的小国就发现在投票总数上被人超过了，所以拒绝进一步的参与。例如，比利时发现，在深深影响本国的事务上，完全被一种有利于中国和秘鲁的投票权所排斥了。这是一件最令人困窘的事务，委员会此时无法作出回答。经过长时间讨论，M．皮查恩受托为下星期一的会议准备一个解决草案。
终于，轮到我们的事情了。罗伯特·塞西尔阁下作为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与首相和鲍尔佛先生坐在前排。霍普上将和我伏在首相的椅子后面。洛德·罗伯特的发言使辩论开始了。船只的放弃是其中一件事，食品的供应是另一件事。德国人已对前者作出了承诺。但根据停战协定，我们已经对后者作出了承诺。如果不向她运送食品，不仅存在人道义务问题，还存在德国被布尔什维主义所控制的危险。因此，他建议对德国发出通告：她必须交付船只；我们绝对保证她一旦交付船只就立即供应食品；允许她动用她的流动资产，包括黄金，以对食品进行支付。封锁被取消至这种程度：允许德国出口商品（有某些例外），以及在中立国购买食品。他不得不补充指出，他的法国伙伴们尚未同意黄金被动用。这样，一切都依赖于黄金；因为在缺乏其他流动资产的情况下，没有黄金，其他所有事情都是纸上谈兵。我已使这一情况清晰地、牢牢地印在首相的脑海中。
在法国人那边的M．克莱门特尔立即提出非难。我们不应当提前一个多月作出任何承诺。根据法国政府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