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只有他，确立了失败者的尊严。
这第一次会议几乎未产生什么实质性东西。在对付法国人的企图方面，我们浪费了一些时间。他们以免遭布尔什维主义威胁、使之更安全一些为借口，主张将存放在德国国家银行的黄金转移到占领区。对我来说，不难执行伯纳·劳先生的指示，即不鼓励这个方案。梅尔基奥尔徒劳地为获得贷款作辩解，为此他机敏地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设想。我专注于我的职责，冷淡、明确地发言，力图使他们获得这样的印象：他们必须将这种念头逐出他们的脑袋．因为它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们坚持的话，那就会浪费掉珍贵的时间。在船只换食品方案方面，我们几乎毫无进展，因为对德国人而言这种设想是新的，他们没有来自魏玛的指示，并且他们的船运代表尚未到达特里尔。不过，我们的确达成了一项有益的临时性协议，通过这项协议，他们立即以黄金和外币形式向我们支付约500百万英镑的款项，用以交换一项即刻供应的食用油和炼乳。对他们的食品供给已在一个小的规模上开始了，专门负责食品供给的组织机构正在建立。我起草了计划，尽可能在细节上做到严格地公平。我认为，他们是高兴的；感觉到气氛并非完全不友好；开始认为（从食品供给正被考虑来看，的确不是被欺骗）存在着一种被公平对待的机会。
下午，船运代表们抵达了，既是官方代表也是支配性的德国航运公司代表。这是因为，他们刚从电报中得知：他们的海船的让渡，将是停战协定更新的一项条件。这个会议没我的事。我是出于好奇参加了它。相对于那节列车车厢，汉堡的大船东们人数太多了；因此，会议被定于特里尔火车站外面的一个酒吧中举行。我们，这些协约国代表，在接待室集合。他们，这些战败者，没有他们的地方，只好凑合着聚集在酒吧中；不过，这个酒吧还在继续营业，特里尔的职员们进进出出。主席职位由B——先生占了，他是一位自命不凡和近乎低能的美国人，曾因不费代价地从发明者那儿购买对现代洗衣机而言很基本的一种小设计而发了财。德国人被叫到了会客室。他们的主要代表已经在发言了，法国年轻译员开始翻译道“诸位……”，这时这位德国人用英语急促地喊道“‘诸位’！如果你愿意的话，说‘先生们’！”这些奄奄一息的海上霸主，就这样为他们的命运而致礼。
回到巴黎时，我感到极不舒服，两天后，就躺在床上休养了。高烧接踵而至，比切姆博士宣布说，在特里尔火车站的不洁环境中，某种有毒细菌已感染了我。我躺在麦基斯蒂克饭店我的套房里，几乎要发狂；在黑暗中，新奇的艺术壁纸图案的幻象如此使我敏感地感到苦恼，我不得不打开灯，通过觉察到真实的壁纸图案，而从其幻象的可怕压力中解脱一会儿。退烧后，我身体很虚弱，难以胜任辩论的混扰；在巴黎，事情进展缓慢；因此我从那里溜走了，到了里维埃拉，坐在西蒙·伯西的阳台上，沐浴着阳光度过了两星期。
从达德利·沃德来的一份电报叫我返回时，自特里尔以来已过了一个月。停战协定的更新再次失效，另一次会议即将来临。2月13日，我再次登上火车，随马歇尔去德国。这是因为，尽管表面上相反，其实特里尔的第一次会议几乎没有解决什么问题。虽然我们已说服梅尔基奥尔向我们提供400百万英镑的黄金作为对食品的支付，但我们对此的接受还不是绝对的，而是受到最高会议的约束。这是因为，克洛茨对于为此目的动用黄金的禁令仍然有效。尽管我们可以寄希望于他对于接受这一笔小金额的承认，却尚无服务于这一食品计划和谷物进口的财政供应。关于其他非黄金支付方式同梅尔基奥尔的讨论，几乎未产生什么结果。并且，在船只问题上，带着强烈抵触情绪、处于威胁之下的德国人，尽管已同意于对停战条件的下列追加条款“为确保德国和欧洲其余部分获得食品再供给，德国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在停战期间，将整个德国商运船队置于协约国权力和联合国控制的旗帜之下，由一名德国代表协理。这一安排，无论如何不损害这些船只的最终处置”；然而未确定特定的日期，而且需要通过另一项协定来补充初始细节。为此目的，举行了一次毫无结果的会议，什么事情也没解块。那时我正在法国南部。因此，我一个月后回来时发现，仍然没有通过关于德国食品进口的金融条款，没有采取任何船只让渡的步骤。
这位马歇尔竭力躲避我们。原先设想，我们的列车随他横穿法国。但我们被告知说，这次会议将在卢森堡举行，德国人在那儿同我们会面。我们抵达后，却发现一个人也没有。卢森堡是个令人讨厌的地方；地上的雪正在消融；我们拖着不舒适的身躯四处跋涉，想找到能给我们提供消息的人。最后，一个电话传来消息：马歇尔和德国人在特里尔。我们发动引擎，直冲那个方向而去。
第二次特里尔会议不那么有趣，仅仅提出和集中于第一次会议所创造的条件。航运代表们争论着细节问题，没能使船只事宜更可靠地取得进展。我们，这些金融家，同梅尔基奥尔及其同伴们在详细细节上继续讨论德国为食品付款的各种可能方式。这一点变得清楚了：不可能迅速获得可观的金额，除非以黄金形式或通过来自协约国的一笔贷款。德国人强调后者，我正式宣布了它的不可能性，埃德塞伦兹·凡·布劳恩于2月15日为德国利益作了如下声明：
“在竭尽全力考虑了德国金融处境之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没有信贷保证，德国不可能为食品供给筹得足够款项。关于美国和协约国不能向德国作出信贷保证的心理和金融原因，凯恩斯先生已向我们作了解释。然而，我们的意见是：对德国提供食品是停战条件之一。远至第一次停战协定……第26条同意在可能被认为必要的措施下为德国供给食品……1月15日的协定要求出于‘担保对德食品供应’的明显目的而暂时让渡德国商运船队。因而，我们的意见是……关于让渡商运船队、供给食品和融资的协议代表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三者中任何一项单独协议都不能相对于其他二者被单独实施，对于向德国供给食品的保证，是优先于让渡商运船队的一项条件。”
他补充说：
“如果在德国人看来，没有信贷就无法为食品融资，而在协约国看来，这样一种信贷是不可行的，那么德国人必须拒绝交付船只。”
他以呼吁而结束发言：
“这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你们的人道主义感情，更取决于世界的政治良知。我们坚信，如果我们终止这些谈判，那么，德国被布尔什维主义所击溃、以及布尔什维主义泛滥于全欧洲就是无法避免的。应当遏制这种势头，这符合所有文明民族的利益。”
气氛紧张而沉郁。宣言作得很严肃，我们都相信它是真的。我回忆起了埃德塞伦兹·凡·布劳恩粗笨、愚蠢的脸孔，他的鼻翼稍有缺损，就像一只削成的中国面具。在那个时刻，他曾提出远远超过我们胜任之力的问题，我们调转火车头驶向巴黎。
在彼此都已承诺的条件的基础上，凡·布劳恩的声明部分地是不错的，但部分地是圆滑世故的。我们的两项承诺－－即尽管存在封锁，德国应被容许供给食品；以及，我们获取她的船只的目的，部分地是为了运送这些向她供给的食品——使得我们不可能在她从国外购买食品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假如我们在作出这些承诺之后，再禁止德国运用其流动资产为其购买进行支付，实质上就违反了我们的承诺。但他们不可能争取到使我们发表这种意见：我们自己为食品付款。当停战的谈判者们写下“协约国和美国关注着德国的供给问题”这句话时，他们当然意味着将允许这种供给，而不是他们自己将供给食品并为之付款。那天，凡·布劳恩将问题推得太远、也提得太晚。
但是，法国人和我们自己的海军及航运权威们所持的观点，当然是认为德国人拒绝按照一月份的承诺让渡他们的船只。他们关于应在船只让渡之前就食品供给细节明确地向他们作出保证的要求，超出了停战条款的任何内容。它是德国式奸诈的一个典型实例；他们正玩他们的老诡计；我们现在应采取强硬路线，在船只到手之前拒绝讨论任何事情；等等，等等。你们是了解那种风格的。
在金融方面，我比以往更加确信，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运用德国的黄金。这已经变得很清楚了：他们没有足够数量的其他流动资产；我们一旦同意这个原则，黄金就可以迅速使用。另一方面，德国从我们这儿得到一笔信贷的计划，是真的毫无希望的；因为它需要经过法律程序，并且在那时候的舆论环境中，这是根本不必考虑的：总统向国会提出这个要求，或者劳埃德·乔治向议会提出这个要求。
这时，时间正在流逝，德国食品系统的崩溃一天天逼近了。在最高经济会议上，无休无止的讨论毫无结局，因为在这种体制下，没有越过法国障碍之路。在五巨头的注意力被吸引过来之前，不会有什么实质性进展。但他们正埋头于其他事务。他们在争论中度过了三个下午：在一个问题的解决并不取决于投票的分委员会上，巴西应拥有多少票数；在他们面前，是有趣的一长串代表团的节目：科普特人，阿美尼亚人，斯洛伐克人，阿拉伯人，以及犹太化运动者，拥挤在法国外交部的接待室里；每个代表团被允许在这些巨头们在场时，以一种不为人知的语言作一套演说。据说，大约就是这个时间，穆斯林酋长费萨尔在M．皮希恩的内阁里背诵可兰经的一章，毫不在乎鲁本斯的玛丽·德·美第奇的裸体魅力。这时，克罗内尔·劳伦斯，却以穆斯林酋长译员的身份，提出了一项机敏的政策供考虑：创造从地中海到波斯湾、覆盖大马士革、摩苏尔和巴格达的阿拉伯领导权。
虽然如此，但随着时间逐渐推移，在表象之下也发生着某些进步。总统和首相坚定地和我们在一起；看来，法国对动用黄金的反对终将破产，尽管必须照顾他们的面子。食品权威们正在细节问题上取得进展，并共同作出了他们的计划：一旦安排好融资，就迅速装运20万吨面包原料和7万吨猪肉制品。此外，对于凡·布劳恩的声明，也不得不作出了某种答复。它包含各种各样的次要的让步，便利于德国从国外获得食品的各种各样的次要的方法。但它未对贷款作出保证，未在黄金问题上让步；从整体上看，它以商运船队的让渡为条件。
这样，仅仅两周后，我们就再次坐上了火车，这次的目的地是斯帕。会议的人员组成不同了。由于这次不涉及停战协定更新问题，我们就摆脱了那位马歇尔酸溜溜的样子和带着敌意的谦恭。主要议题是船只问题。海军少将霍普是我们的头，他是一位优雅、聪明、无疑有点耳背的海员，粉红色的似乎依然年轻的双颊，我曾见过的最特殊的眼珠虹膜——在蓝色背景下一个弧形的玳瑁色带。我喜欢他，也信任他；就他而论，有点不熟悉事务，显然也想依赖我。我们对德国人的出价，当然与上次极为接近；不过，尽管我们仍被阻止达成松动黄金以作为食品融资的任何正式协议，霍普和我都一向这样理解：看到德国被供给食品是英国政府坚定不移的政策，他们可以信赖我们，只要他们妥善处理好自己的事情：按照他们的承诺交付船只。
斯帕位于比利时前线，一度曾是著名的浴场，但在战争的后期阶段成了德国陆军的总司令部。如今它是停战委员会的驻地。停战委员会是协约国和德国军事官员组成的一个机构，主要受托处理停战协定的日常执行细节，也是德国政府与巴黎之间的唯一联络渠道。这个机构已建立了灵敏的联系。我们的代表黑肯将军，每天准备一份关于局势的一般性报告，这报告无疑是从所有所谓信息来源那里到达我们这里的最公正、最有价值的评论——关于德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评论。但是，除了悉尼·沃特洛之外，这些报告谁也不送给；而且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悉尼只是自己保存着，从不示人。
黑肯将军请霍普和我跟他呆在一起，我们就把其他人留在火车上睡觉，这列火车停在车站一侧的月台旁。
这位将军已被让给了别墅，数月前它在鲁登道夫的司令部。在环绕浴场、松树覆盖的山岭一侧，隐居的德国统治者们遭到了命运的裁决。几步之外，就是凯泽的别墅，山上面再远一点，是兴登堡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