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家学院非伊顿学院成员的第一代中，他是一个温彻斯特学院的毕业生。在中学和剑桥之间，他在达勒姆大学度过了一个短时期，他是该大学的高级成员。在皇家学院他是以桑迪威克和亨利·杰克逊为领导人的皇家学院和三一学院中的一个小圈子的一员，他还是这个小圈子的杰出成员的亲密朋友。1877年他是第六任辩手，并于1879年被选入高级成员团体。然而，在他被重新带进对学院的持久服务之前，5年的时光已经过去了，这个间隔给了他两个持久的影响。1879年8月，在他得到他的高级成员资格不久，他与他的弟弟肯尼思踏上了远去加拿大西部的几个月的旅途，这次旅行给他留下了许多关于这个国家的如那时所示的有趣的回忆，和对拓荒者及在那些遥远的地方风餐露宿的人们的强烈同情。这是在他和晚一些时候在皇家学院的两个伟大朋友，L．F．吉宾和A．F。R．沃拉斯顿之间的特殊纽带；多年以后，他重访了这个国家，作为另一位皇家学院朋友——热衷于伐术的M．A·格兰杰的客人。麦考利对那些远奔他乡者的赞许和同情，加上他对事物价值的可靠判断以及他的天赋的才能，使他，特别是在他作为学院的导师期间，在这些方面成为他的弟弟雷金纳德的见解正确的顾问：主要根据他的观察从剑桥的年轻人中吸收博母贝公司和博母贝…伯马法人公司的高级职员。对那些将特定的头脑天赋和特定的目标、信心相结合的人们，像那些第一个发现火和布料或第一个建造桥和船的人，和那些山峦和森林的开拓者，麦考利表示了最深的赞同和爱，他对这些有天赋的人们的赞同超过了对哲学家们、政客们、文人雅士们和其他含糊语言的小贩们的评价。
从加拿大回来后，他很适宜地开始了有关制造耐切割材料方面的事务。最初一个较短的时间中在斯梅西克、斯庞莱恩的钱斯兄弟玻璃厂，他的弟弟肯尼思就在那儿创出生涯。此后在不少于4年的时间内在芒特萨德花岗岩公司，莱斯特郡的一家建立已久的采石企业。现任芒特萨德企业首脑的罗伯特·马丁先生曾写道：
“大概会有疑问，这样一种普通的企业生涯是否曾经真的与麦考利的志趣相合。那种偶尔的温淡的伪善没有轻易地来到他那里，而另一方面，他与公司人事、管理者们、职员和采石工人等的关系，可以说是最为和谐的。他在阅览室里所作的关于坦尼森讲座的记忆，在他返回剑桥之后，持续了好多年。他对于精确的、完整的措辞的热情，给那些与他共事的人和在他手下工作的职员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麦考利先生，先生，”他们中最后一个残存者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绅士，但他是一个告诉他半真话半假话时可怕的人。”
这最后一句话如此完整、准确地总结了实际生活中的麦考利，以至于它几乎应当被写在他的墓碑上。对于你的隐瞒实情他会变得非常难以对付，带着极其严重的问题——设想你所意味的恰好对应于你的话的字面意思，然而期望你去理解他自己的意思，只带着可能的最少的解释。因为他总是这样做，似乎最少的暗示就会使你获得所有他自己知道的东西，然而在他那一边又声称丝毫不知道有什么未落到他自己的观察之下或什么以最平常的语言与他相联系。允许他以这些假定逃脱不固执地给予或需要解释的任何人，将很快发现他自己被无可避免地牵涉进去。他对半真半假话的迟钝部分是真实的。但它被他部分地运用为一种批评形式，不仅是关于混乱的和虚假的知识，而且关于各种各样的胡说和欺诈，关于习惯保守的感觉和错误观点及浮夸言辞等等。
他回到剑桥时，找到了两个对他来说非常适宜的职位，他在这两个职位上工作了许多年。1884年他被委任为学院数学讲师（继而是大学应用力学讲师），1887年是第二任会计。尽管他名义上是数学讲师，实际上，我认为，他被带回詹姆斯·斯图尔特，第一任工程教授初创的事业，帮助他在大学发展尚未成熟的工程学院。这正好符合了麦考利的天赋和兴趣。剑桥数学的抽象性和“优雅的”方面对他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但他非常高兴将他的数学才华运用于材料应用、拉力和实际物体的运动方面。在早期生活中，他曾参加克拉克·马克斯伟尔的讲座并把他视为英雄，但他受到了在皇家学院的密友和同龄人卡尔·皮尔逊以及詹姆斯·斯图尔特的更大影响，应用数学的另一方面不久吸引了他的热情。他在学习、研究方面可以说是很成功的，但他出版的著作却不多（这让人想起他的祖父奥利·麦考利，很多年沉于《梅兰克顿的生活》的写作，但从未将其付梓），直到退休后他才有时间按他自己精益求精的标准来做一些仔细的准备，他的主要为学生之用而写的《热力学定律》（1913年）和《固体几何）（1930年）被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为15年的第二任会计，他负责学院建筑和用项。博德利的建筑、教堂的结构工程和窗子、在普罗沃斯特·奥克斯死后学院布局和原来办公室的变动，以及准备现在的伟布法庭、礼堂的扩建，学院的首次电气化和唱诗班中学的扩建，是那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在所有有关建筑的事务特别是有关它们材料的事务中，麦考利比那些他雇佣的人更知道他在做什么。一位旧时的剑桥送货员（一位建筑师和画家）曾被记载着说过：“我们总是喜欢为皇家学院工作，因为麦考利先生是这样一位绅士，他总知道他希望完成什么以及他希望如何完成它，而其他许多先生做不到这一点。”他对石头和玻璃的特殊兴趣总是明显的。而且他还有个特点：在给出他的意见和建议时，他从不提及他曾一度在这些领域内是一位职业专家，这个事实在学院不广为人知。
1902年他成为唯一的会计主管。继而是晚些时候的伊顿学院院长，他的职责的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对年轻人缄默而腼腆，以前对大学生们而言并不著名。然而，虽然他在演讲和谈话中可能曾经腼腆，但他不害怕年轻人，并能正确地估计他们的性格。他避开那些半真半假的话和任何种类的闲谈，他对年轻人思想和秘密的绝对尊重，我认为，是他的最大优势之一，当一位小学生告诉他一个坦率的故事并请求他的帮助时，做这样的事是容易的；并且带着确定无移的公平、友好和对无限度的麻烦的接受；当然不可避免有时他也会出现非常难以平息的狂暴，然而极少有人比他更知道，如何将公平与大度更好地结合起来。一个有序社会的各种法律规则必须是辨明正确和令人满意的；但是，他们的受害者能够这样做，就像他是他的儿子一样，依靠麦考利的援助和兴趣。当他认为它们不合适宜时，他也能够破坏规则，“规则，规则，规则是为了什么？”他有时会说。“应该打破，应该打破。”我们大多数人对规则注意得不是太多就是太少。而麦考利在这方面有一项杰出的品质：他通过直觉能够确切知道在一个道德社会里规则应有的正确位置。
当他成为会计主管时，他已年近50岁。由于紧张的劳作，一封封数不尽的亲自出自他那清晰、漂亮的字迹然而要让他常常写到深夜的那些信件，耗尽了他的精力，1913年当他60岁时，他退休了。并且战争期间的严峻进一步束缚了他。然而在1918年，当沃尔特·邓福德成为院长时，他当选为副院长，给学院提供了另外几年的服务，作为所有学院主要委员可信赖的顾问，并成为1926年新法令的带头起草人。在1933年，当他80岁时，岁月的沧桑积累成他的衰弱，他退向了邻近斯陶尔布里奇的克伦特，到了他继承自他的弟弟肯尼思、邻近他的姐姐史密斯夫人的一所房子。麦考利从未结婚，但尽管在学院时他是一个独居的单身汉，他在他的家庭关系中却从未感到过孤独，因为他属于一个有兄弟姐妹们的大家庭，属于一个有众多表亲们，侄儿侄女们的大圈子，这些在他的生活和感情中扮演着重大角色，给他以亲情和同伴情谊。
对那些了解和喜爱他的风格的人们来说，他的确是一个快乐的、令人愉快的伙伴，他是一个伟大的读者，对他喜爱的经典著作具有渊博的知识，记忆力也很丰富。他对内省和外侵（如果这个词可被创造的话）的缺乏，他的未被计算的和无意识的无兴趣，以及他清晰的感觉，使他比那些能够看到任何事物的方方面面，对自己和他人了解太多的人们来说，生活在一个更纯洁的世界中。
他出生于一个以其好的外貌而突出的家庭，并且，特别是在以后的岁月中，经历和性格塑造、雕刻他的面容，他呈现出一种高贵可敬的容貌。1927年罗杰·弗赖伊所画的他的一幅肖像，悬挂在皇家学院的联谊室中。他喜爱所有活动，无论在室内还是在野外。他是学院中遵循旧俗保留一匹马的最后一位高级成员，一直到战争时期，他经常与一班朋友们在邻近地方骑马打猎或骑马出游。的确，他直到70岁都追循着德文和萨默塞特。他极少感到有舒适和纵情的需要，他所具有的必定是属于这样一种品质：最能适应于它的目的。他的逝世使社会——他如此长久地服务和崇敬的社会——贫穷了许多。简言之，我们将怀念他，作为这样一个人：我们最钦佩的很多行为与感觉的原则支配着他，并且是自发地支配着他，在那儿没有任何选择或决定被需要。
第三十三章 迪尔温·诺克斯
迪尔温·诺克斯是曼彻斯特的毕晓普·诺克斯四个儿子中的次子，他曾先后获得了拉格比和伊顿的第一入学奖学金。我是否可以写一点纪念他的文字，作为从1897年当他作为我的选举头目（他此后是学校领导）进入伊顿学院之后与他最亲密的一些生活，直到上次战争离开剑桥，如它永远显示的那样，去为政府接受特殊工作的一个人？他不是一个向世界展示其光芒的人，并且他近来的工作性质就决定了他不可能被广为人知。但在那些年中认识他的我们这些人，认识到：在他悉心为自己设定的狭窄的限度内可能选择从事的任何事务上，他具有在他同代人中最天才的、灵巧的、复杂的大脑之一，无论在传统学识的较隐藏的区域，作为扑克牌游戏的一位有灵感的选手（也是设计者）；还是需要特别资格的政府工作，像他在上次战争期间首次从事，并继续在海军部和外交部工作长达30年，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结。如他的一位老朋友最近对我说的，除非那些主要要紧的，他对大多数事情都怀疑，那是因为激情。对他的伊顿学院和皇家学院的老朋友们来说，我们将永远不能再见到我们所爱的迪利，这真是一种悲痛。
第三十四章 朱利安·贝尔
朱利安·休厄德·贝尔生于1908年，是克莱夫和文萨·贝尔的儿子，莱斯利·斯蒂芬的孙子，佛吉尼亚·伍尔夫的外甥，J．K．S和H．AL．费希尔的隔一代近表亲，他在一首“自传”诗中这样写到自己：
我保持我自己——／花了几百个英国年／产自于被驱逐的低酬劳动者／产自经营牧师贸易的维恩斯／产自弑君者，克拉彭教派／产自高度的维多利亚式的智力／莱斯利，菲斯詹姆斯。
他就学于莱顿·帕克，在1929年的历史学士学位考试和1930年的英语学士学位考试中被排在第二等级的第一部分。1930年持有了雷金纳德·约翰·史密斯学者职位，1931年持有了奥古斯塔斯·奥斯汀·利学者职位。他获得学位之后的4年，投身于为会员资格而工作，首先用一篇关于教皇的诗的论文，此后用一篇关于伦理学在美学和政治学上的某些应用的论文。1935年，他被任命为汉克奥中文大学的英语教授。然而到达他那里的关于西班牙事件的小量而迟到的新闻，使他于1937年焦急地返回了家，渴望对西班牙的政府运动尽力，并不顾阻拦他的努力重访剑桥，作为一名卡车司机加入了在西班牙的英国医药联合会。1937年7月18日当他在布鲁内特前线驾驶他的救护车时。被来自一架叛乱飞机的炸弹炸死。现被葬于离马德里北方约两英里的丰拉卡尔公墓。
朱利安·贝尔的兴趣和感觉几乎同等地在政治和诗之间划分。像战后一代人的其他人一样，他不确定地摇摆于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主义和愤怒的不满、对季节、田野特别是对鸟类的观察的沉思默想的有时是抽象的诗的寂静主义之间：
光秃的犁形山脊，直扫而上；／黑色的树犁不结浆果；枯死的草变成了褐色，／褐色尖端的灯芯草，生长在每片野地，／还有那光秃秃的树林。雾气弥漫旷野，／当夜晚很快／模糊了下午的景色。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