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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除在一个非常有限的领域内，这种自我意识在哲学中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被推至哲学家态度是因为我们不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意义；问题总是‘我通过X表示什么意义？’只有非常偶而地，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而不反映意义。这种对付意义的必要性不仅是一种障碍；它无疑地也是通向真的基本线索。如果我们忽略了它，我感觉我们可能会进入孩童在下述对话中的窘境：‘说早餐’，‘不会。’‘你不会说什么？’‘不会说早餐。’”
“对我们哲学的主要危险，除懒惰和模糊之外，是经院哲学，其本质是将含糊的东西当作似乎是精确的东西来对待，试图将其填充进一个精确的逻辑部门。一种典型的经院哲学是维特根施泰因的观点，认为所有我们日常的命题都是完全有序的，不合逻辑地思考是不可能的。（后面这句话像是说打破桥牌规则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你打破它们，你就不是玩桥牌，而是像C夫人所说，是在玩非桥牌。）”
（2）有什么要讨论吗？
“科学，历史和政治除专家外不宜讨论。其他人只是简单地处在需要更多信息的地位，到他们已获得所有可得的信息为止，除依据权威接受那些更有资格的人的意见外无法做任何事。然后是哲学，这对外行人也已变得太技术性。除这个不利条件之外，最伟大的现代哲学家的结论是，没有哲学这样一门学科；它是一种活动，不是一种教义；其目标不是回答问题，而是治疗头痛。可能被思考的是，除这种以逻辑为中心的技术性哲学外，有一种流行的哲学解决如人对自然的关系，道德的意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但严肃地对待这种题目的任何企图，都会将它们贬低为或者是科学问题，或者是技术性哲学问题；或者更迅速地导致察觉它们无意义。”
“我认为我们极少，如果曾有过的话，讨论基本的心理问题，却远更经常地简单比较我们的几种经验，而这不是一种讨论方式。我认为我们太少地认识到我们的辩论多么经常地是这种方式：——A：‘今天下午我去了格兰切斯特。’B：‘不，我没有去。’我们经常做的另一件事，是讨论何种类型的人或行为我们感到钦佩或感到耻辱。例如，当我们讨论爱的永久性时，A说如果他不坚定他将感到愧疚，B说他一点也不愧疚。但是，尽管这是消磨时光的适意手段，却不是在讨论任何东西，仅仅比较意见而已。”
“另一方面，真正的心理学，是这样一门科学，关于它我们绝大多数人了解得还相当相当地少，以至于难以指导我们去尝试一种意见。”
“最后，有美学，包括文学。这通常远比其他东西更能使我们兴奋；但我们对之真正讨论得并不多，对这方面的论证也是非常地虚弱，我们仍处于‘赶肥牛者必自肥’的阶段，关于美学真正包括的心理学问题说得极少，例如，为何颜色的特定组合给我们这样特殊的感觉？我们真正喜欢做的，是再一次比较我们的经验；一种此情境下特殊有用的活动，是因为评论家能够对其他人们指出这样一些东西，如果他们从事的话，他们将获得他们珍视的感受，否则他们就不会获得，我们不讨论也不能讨论一种艺术作品是否比另一种好，我们仅仅比较它给予我们的感受而已。”
“我的结论是其实没有什么要讨论的，这一结论也符合于我关于普通交谈获得的感受，它相对来讲是起源于19世纪的一种新的气氛。贯穿于19世纪的这一趋势逐渐发生作用的原因有二个：一个是科学的进展，另一个是宗教的衰落，导致所有老的一般问题成为或者技术性的或者荒谬的。我们每一个人不得不在自身重复文明进步的这一过程。例如，我作为新手曾感兴趣于交谈与论证胜过世上任何其他事，但我现在已逐渐开始认为它越来越不重要，因为似乎除了购物和人们的私人生活以外，从未有其他任何要谈论的，而这两者都不宜于一般交谈……
“如果我要写一本《世界观》，我将不称它为‘我信仰什么’而称为‘我感受什么’。这联系于维特根施泰因的观点：哲学不给我们信仰，而仅仅减轻精神不适的感觉。并且，如果我要同拉塞尔的讲座争吵，它将不是针对他信仰什么，而是针对它给出的关于他感受什么的暗示。人们绝不能真正同一个人的感受争论；人们只能自己拥有不同的感受，也可能认为自己的感受更值得钦敬或更有助于幸福的生活。从这个观点，即它不是事实问题而是感受问题出发，我将通过一些评论进行总结，这些评论是关于一般事物的，或者如我宁愿所说的，不是关于一般事物的，而是关于一般生活的。”
“在我与我的一些朋友有所不同的地方中，其中之一是对物质尺寸而言几乎没有什么重要性。在苍穹的巨大面前我丝毫不感到卑微。星辰虽然是巨大的，但它们不能思考或爱；而思考或爱远比尺寸的大小更给我深刻的印象。我并不因体重几乎17石而获得荣誉。”
“我关于世界的图景是以透视法画的，不像是一个按比例的模型。最引人注意处被人类所占据，星辰都像三便士的硬币那么微小。我不真正相信天文学，除了作为人类的可能还有动物的感觉之过程一部分的一种复杂描述。我不仅将我的透视法运用于空间，也运用于时间，在时间上世界将变冷、万物将死亡；但那是一个离我们很长的时间，它复合折扣的现值几乎为零。但现在绝不因为将来是空白而价值会变低。人类，充满我的图画前景的人类，我发现是有趣的、总体上是值得崇敬的。我发现，至少在这个时刻，世界是一个令人快乐兴奋的地方。你可能发现它使人沮丧，我为你感到惋惜，你蔑视我。但我有理由，你却没有，你将只有一个瞧不起我的理由。如果你的感受是以一种与我不同的方式对应于事实，而这二者又都不与事实相对应，我想事实本身无所谓好坏，而问题仅仅在于，它使我兴奋却使你沮丧。另一方面，我有理由为你遗憾，因为兴奋比沮丧更愉快，并且不仅仅是更愉快，而且是对任何人的活动都更好。”
1925年2月28日
第三十章 A F．R沃拉斯顿
多年历经野蛮国度和高山峻岭的危险之后，桑迪·沃拉斯顿在皇家学院的僻静角落死于一颗子弹，成为一位偶然的无辜的牺牲品——凶手比其他任何东西更像是一个寻衅滋事的南美人。
他是天才之人的一个极端事例，他杰出的天赋没有也不屑于在普通被认为是成功证据的任何明显显示成就的领域寻找出路。他具有一种非常罕见的优秀，这是用语言难以表达的。不是在他的思想中或成就中甚至是感受中，而是在他的行为本身的区别于它们的原因和后果的某些素质中，可以发现他的这种优秀。紧急事件的出现可能会提高它，可能必定会增加一种他自己喜欢的兴奋成分，并且为他具有的其他品质提供机会。但对这种独特的品质发现表达机会而言，紧急事件是不需要的——最普通的、平常的环境就将会为它提供天地。因此，他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组织活动中，拥有任何涉及行动的然而琐屑的经验都是一种特别的快乐。他有魅力的眼睛和声音使小事情增添了价值，大事情就更不用说了。在上周鲍德温先生就任大学校长职位的就职典礼上，沃拉斯顿被鲍德温先生恰当地描绘为人中王子。
这种行动上的优美资质，如果不曾结合其他很多品质，当然不能发现其圆满的表现。沃拉斯顿先生大概最可一提的是他倾身于周围的环境而非自身。他的观察力、迅速、冷静、果断行动的能力、演讲和叙述能力，他的聪明及对事实的敏感和实际的认识，都从根本上促进了他的完美。
认为他的天赋应当在他生命中最伟大的部分——从其游历和探索中找到主要表达，是不恰当的。它们是这样一种类型，对于所有种类和条件的人，文明的或原始的，它们都是可见的，且都能赢得他们。然而他的友情的那些品质，在安静之处会给人特别的快乐和愉悦，对那些在紧急情况和压力下同他在一起的人们来说，则是如急需的肉和酒一般中的雪中送炭。
但他生命中作为皇家学院导师的这最后两年，可能——首先有点出乎他自己的意料——是他一生中圆满的表现的一个阶段。他将生活在皇家学院一代人的记忆中，作为完美的导师，所有生命的美与智慧的体现——这位幸福的战士能够以寥寥数语同年轻人交流。对于一个不得不对待大量尚未定型的年轻人来说，关于人和事的知识的不会是一种浪费。赢得有同等权威的人们的能力，不管他们是文明的还是原始的，不管他们的性情是行为的还是智力的，在这个学院的微观世界中没有失去。此外，他还是这样一个人，对他而言，谈论真的不同寻常，他能用一个词和一道目光打开心扉之锁，打破每个人的沉默，除他自己以外。
第三十一章 W．E．约翰逊
威廉·欧内斯特·约翰逊先生于星期三不幸去世了，终年72岁。作为剑桥皇家学院的高级成员，多年来，约翰逊先生在该大学道德科学教学中一直扮演着一个领导角色，既作为一位讲授者又作为个人研究的方向，特别是在逻辑学和心理学方面；并在最近的30年中成为桑迪威克讲座的主持人。
他极有判断力的智能并没有被毫不迟疑地用于著作事业中。除在《头脑》上发表的很多论文和对《经济学杂志》的重要贡献外，在1921－1924年前未出版他的主要著作，那时在策划的四种著作中，三卷《逻辑学》，终于形成了。很多年来，他曾一直被公认为是剑桥最深刻的哲学家之一，特别是通过他对关于过去40年中几乎所有剑桥道德科学家们的讨论和交谈的爱好——他们中有为数甚多的人是他的学生而且具有极大的影响力。确实，交谈性讨论可以算得上是他最伟大的天赋；他性情的和蔼可亲再加上他头脑的敏锐，使半交际、半辩论的交往成为可能，这甚至成为促进哲学进步的最好手段。如果要对他对剑桥思想的影响简要总结的话，可能这样说是比较合适的，即他是第一个实践逻辑学的知识派的人，努力实践在思想的逻辑学和心理学之间的联结。在一个自然倾向是朝着形式逻辑的思想学派中，他有特别的才华来自己写作形式逻辑学并评论任何事物，并且他已沿着这条正统的路线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
约翰逊是一个著名的剑桥家庭中的一员，这个家庭中的好几位成员已在大学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他没能于1885年被选为皇家学院高级成员，该年是J．K．斯蒂芬的选举；但学院于1902年依据条例的一项特别条款选上了他。他已从曼彻斯特和阿伯丁大学获得了名誉博士学位，并从1926年以来成为不列颠学院的高级成员。在他的妻子数年前死去之后，他的妹妹、范妮·约翰逊小姐为他理家，这两个人成为一个非常恬静的好客的中心。在他的两个儿子中，较小的斯蒂芬·约翰逊先生是斯旺西湾大学的古典文学教授。
第三十二章 威廉·赫里克·麦考利
威廉·赫里克·麦考利——其父、祖父与曾祖父是宗教牧师——来自约翰·麦考利——他在英国的因弗雷里有灵魂牧师职位，曾被约翰和博斯伟尔在旅途拜访过——的著名家庭。扎卡里·麦考利是他的曾叔，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和特里威廉女士、乔治和罗伯特·特里威廉的母亲，是他父亲的近表亲；罗斯·麦考利是他的侄女。如他的名字所提示的，通过他的祖母，他还有血缘联系于罗伯特·赫里克。他几乎整个一生都献给了皇家学院的服务上，在服务中他曾先后是会计员、导师和副院长。他肯定被认为是学院最后一位也是最伟大的建立者之一，从在创建人法令之下的那个样子成为现在这样；他还是近几代人所知道的最好的内务会计和最好的导师。麦考利是一个有杰出个性和力量的人，他有几乎绝对可靠的判断力，无论是智力方面的，还是感觉方面的，对于落在他的注意范围之内的事务，他总是按照自己的标准，依据他自己的名誉和尊严妥善地处理好一切，从来不会出现不真实性，哪怕是最小的误差。
在皇家学院非伊顿学院成员的第一代中，他是一个温彻斯特学院的毕业生。在中学和剑桥之间，他在达勒姆大学度过了一个短时期，他是该大学的高级成员。在皇家学院他是以桑迪威克和亨利·杰克逊为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