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大胆感到震惊，但我一句话也没说，我想他也一直未曾开口。”再后来，就是他在圣约翰学院新庭院自己的房间里邀请她喝茶，克拉夫小姐在一旁作陪。关于马歇尔先生的课程，还有一则引人入胜的记述，我不能弃而不用。“在课堂上，他经常发表一些关于实际问题的个人观点，比如跳舞、婚姻、赌博和走私等等。”谈到婚姻时，他说：“人们通常说，理想的婚后生活就是丈夫与妻子都为对方而生活。如果这是指两人都为对方的满足而生活的话，我想这是极不道德的。丈夫与妻子不应该为对方而生活，而是应该为了某个目标而共同生活。”马歇尔夫人对此所加的评论是“他是个伟大的说教者”。
其间，她答应斯图尔特教授，为函授部讲师写一本教科书。定婚之后，他开始帮她写这本书。“这本书以我们两人的名义于1879年出版。艾尔弗雷德坚持这样做，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这本书实际上成了他自己的著作，后半部几乎全部是他写的，其中包括了许多《经济学原理》的萌芽。他一直不喜欢这本小书，因为这违反了他的信条‘简短的道理就是错误的道理’，他还说，‘你不能只为两个半先令就说出实话’”。
实际上，这是一本极为出色的著作。多年之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比这更好的教科书，也许根本就没有另外的教科书出现过。我父亲总是认为马歇尔的态度不够公平，因为这本书原本是马歇尔夫人的，但她还是毫无怨言地同意停止印刷这本书，尽管当时的需求量还很大。1892年，另一本书取而代之，标题与原书相同，而只由马歇尔一人署名，这是一本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书，它差不多就是《经济学原理》的缩写本。1879年的这一本开一时之先河的书，是那本绿色封面的小书，而不是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的那本布封面的大厚书。
1877年7月，他们结婚了。但我想，他们真正的蜜月是在1881年，那时马歇尔担任希里斯托尔大学学院的院长已有4年之久，身体健康大受损害，于是她就带他到巴勒莫做长时间的疗养。我想，这几个月可能是她一生中最为幸福美满的一段时光。60年之后，她如此回忆道：“我们在巴勒莫呆了五个月，在那个房顶上。每当我觉得应该想些快乐的事，我就想象我在那个房顶上。那是一个名叫奥利瓦的意大利小旅馆的房顶，当然是平的，还铺着彩色的瓦井。白天，艾尔弗雷德就在房顶上坐在一个美国式的椅子里，把活动浴室的盖撑成帐篷。在这里，他写下了《经济学原理》的前几章。有一天，他从房顶上下来，告诉我他发现了‘需求弹性’这一概念。”
这是一段文章的开头，接下来便是对西西里风光的引人入胜的描写。马歇尔虽然为肾结石所苦，但当时病情还不十分严重。这正是他最年富力强的时期。这里没有争论、没有课程、没有沉闷的同事，也没有任何一点小小的烦扰来打乱他那过于敏感的神经，为做到这一点，马歇尔夫人耗费了大半生的时间。大自然是那么仁慈、那么美好。“从房顶上能看到康长德罗，看到向内陆伸展数英里的黄澄澄的桔子和柠檬树林，看到两面临海，围成半圆的各种形状的山峰。”他们向下看时是一座小小的院落。“院子虽小，但别有韵致。一条幽径，上面的葡萄架上爬满青藤、挂满葡萄；一棵桔子树和一棵柠檬树伫立院中，鲜花于处处盛开。周围房屋的露台上铺着彩瓦，圣诞节一到，火鸡们就栖息其上，墙洞和角落里还有一群群的鸽子。”她还喜欢一大早就去市场买水果。她直到垂暮之年都一直热衷于水彩画，虽属业余但也颇有些天分，对她来说，描描画画是最快乐不过的事情了。当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屋顶上潜心于《经济学原理》的写作时，玛丽就带着毛笔和水彩外出作画。“我最爱去并花数小时作画的地方是皇宫里的教堂。这里很小而且很幽暗，刚从外面的阳光里走进来的时候，除了一丝微光，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但，渐渐地，美妙的轮廓和细微之处从黑暗中浮现出来。那些轮廓是正在劳作的诺曼人和撒拉逊人，他们色彩绚丽，身着东方服饰。最美的是那金色的教堂后殿，伟大的基督头像在朦胧中若隐若现。”这几个月是无比幸福的一段时光。
其后的40年中，她完全融入了他的生活。这并不像韦伯夫妇那样互为搭档，本来如果他们性格相异，这是有可能的。对于夫人的睿智，马歇尔虽然曾经认同，而且他也一直在享用，但他却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妇女的头脑没有多大用处了。1896年，力量的大审判来临了，关于向妇女授予学位的建议，马歇尔背弃了他那些终生的挚友们，也不管妻子做何感想，站到了另一个立场上。然而玛丽·马歇尔从小就了解，并且也尊重并接受了那种“信念苛刻”的男人。她的玩具娃娃（她险些以之为偶像）被自己所爱的人烧毁，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然而他们还是能够心心相印。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对她的完全依赖（没有她，他一天也生活不下去），一方面是由于她对他的深情与崇敬，这种感情日久弥深，而并未因为她心明眼亮、能觉察一切就受到损害。没有什么能逃脱她那双直指人心的眼睛。她必须面对一切，以便他不必过问。由于她那种天生的品格、聪明的头脑和我从未见过的那种心灵手巧，不管是琐事、烦心事还是无聊之事，她都能风趣谦和地应付裕如。无论是马歇尔在世之时还是在此之后，她都从未为自己谋求过什么、盘算过什么。她的头脑中一直有一个念头，就是，千万不要给别人惹麻烦。
她有着如此高尚的情操，现在她把自己融入到他的生活之中。在希里斯托尔，在牛津，她都讲授经济学，但在这两个地方都没呆多久，他们回到剑桥之后，她就重新担任了纽纳姆学院的讲师，多年之中，她一直管理着学生们。她一丝不苟地校阅了《经济学原理》前几版的校样和索引，虽然不做公开的、直接的批评，但她以另外的方式始终影响着这本巨著的进程。希里斯托尔大学授予了她文学博士学位。但据我记忆所及，她从未与来访者们探讨过经济学问题，她甚至从不参与巴尔奥·克罗夫特的那些无休止的经济学谈话。一谈到严肃的问题，她就把客厅留给男人们或来访者，自己到楼上的书房去，即便是最无知的女士也没有像她这样装作毫无学术素养了。假期，她也并不讨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的理论问题，而是醉心于以南蒂罗尔山为对象的水彩画。实际上，她的艺术天份是相当高的。她很少向朋友们展示自己的作品，但她定期参加剑桥绘画协会的展览，最后她把这些画留给C．R．费伊先生，后者则将其保管在马歇尔图书馆。她画风景画的时候，把画具和画架放在身边，这时，我们的大师铺上一个气垫，打开一个折凳，把它靠在石头上，形成一个舒适的靠背，然后就坐在这个“宝座”上，用比她作画的手更颤抖的手，写下了代表性企业的篇章。
他们从巴勒曼回来之后，又在希里斯托尔呆了一年。1883年，马歇尔接替阿诺德·汤因比担任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的讲师，给印度学生授课。在牛津的时候，他班上的学生比任何时候都多，因为听课的既有成长中的印度文官，又有一些“大人物”。她记述说：“当时，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引人注目。在希里斯托尔的时候，艾尔弗雷德就这本书作了三次演讲，埃利奥特女士说，这三次演讲使她想起了大蟒吞食猎物前先用涎把它弄湿的情景。在牛津，他与亨利·乔治面对面地遭遇，当时是约克·鲍威尔作东，马克斯·米勒作陪。紧接着又和海因德曼发生论战，论战是由海因德曼提起阿瑟·西奇威克的《见鬼去吧海因德曼》而引起的。复本位制和地方自治也是当时争论的焦点，不过这类话题过于危险，不便在宴会上提出。”
在巴里奥的这段短暂的插曲，还是巴里奥声威大振、别具异彩的时候，这把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带到了一个前所不知的新天地。他成了乔伊特手下的年轻人之一。乔伊特本是希里斯托尔大学理事会的成员，但在这里，两人才不期而遇。在牛津的这段时光，乔伊特与马歇尔夫妇建立了友谊，后来他到剑桥的时候就常去拜访他们。马歇尔夫人记述道：“我第一次见到先生，是在帕西瓦尔夫妇举行的一个宴会上。他和亨利·史密斯都是学院理事会的成员，他们定期地每年三次来这里开会，这时他们总要到我们家里来作客，他们的来访是一件乐事。他们二人是颇相投契的一对，在一起时彼此都很愉快，乔伊特本来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但与亨利·史密斯这个意气相投的伙伴在一起时，他也显得挥洒自如。亨利·史密斯则是我所见到的最才华横溢、最幽默健谈的人。我经常陪他们一起谈话，而马歇尔则一直要陪他们到夜半之后。由于乔伊特的羞涩，5年之间我们才相处融洽，到了后来，我们的谈话就全凭意兴所至了。有些时候，我与他一起散步，他会不时地说上几句，不说话的时候，他就哼上几支小曲。”
这样，马歇尔夫妇就轻而易举地在巴里奥和牛津的社交圈中站稳了脚跟。伊夫林·阿博特、刘易斯·内特、希尔普、安德鲁·希拉德利、斯特罗恩·戴维森、艾伯特·迪西和艾尔弗雷德·米尔纳等人，都是当时巴里奥学院的研究员。“妇女学院最近设立，我十分荣幸地结识了沃兹沃思小姐，她是玛格丽特女子宿舍楼的第一位主管者。她既聪明又诙谐，经常口出妙语，与她一起漫步真是一件乐事。当时，拉斯金正在牛津讲授绘画课，听众很多，他经常鼓励本科生们锐意求新。汤因比楼正在建设中，巴尼特夫妇经常来巴里奥学院鼓动年轻人积极参与这项工程。慈善机构协会也刚刚设立，费尔普斯先生任主席，艾伯特·迪西先生和埃莉诺·史密斯女士（带着她的狗）定期参加协会的会议。还有一个专为讨论社会问题而成立的协会，由悉尼·鲍尔先生领导。因此，我们在牛津度过的四个学期充满了乐趣和兴奋。”
除此之外，还有乔伊特的宴会：“他喜欢把朋友们聚集到一起，学期中的几乎每个周末，他都要邀请那些想要相互结识或相互帮助的人到他的寓所一聚。星期六，他还计划举行一次规模更大、安排周到的宴会。阿瑟·西奇威克把这称为‘诺亚方舟’宴会，因为有这么多陌生的动物成双成对地到来。罗斯伯里女士身材高大，而暹罗王子却身材短小，他们真是有趣的一对。其他客人还有戈申夫妇、赫胥黎夫妇、马修·阿诺德夫妇、罗伯特·布朗宁，经常说‘见鬼吧神学’的澳大利亚总理罗杰斯、罗伯特·莫里尔爵士、科妮莉亚·索拉比和艾尔弗雷德·格雷夫妇等。晚间，他喜欢与朋友们沉浸在静谧之中。他曾会见艾伯特·迪西和埃莉诺·史密斯，后者是亨利·史密斯的姐姐，她以谈吐锋利而为大家所熟知，正如她的弟弟以天生幽默为人熟知一样。还有一次他邀请了罗斯金，罗斯金讲了许多笑话，从他口中讲出的小猪都让我们笑得前仰后合。史密斯小姐跟他很熟悉，她说以前从未见他这样兴奋过。有一天，艾尔弗雷德偶然碰到了维诺格勒多夫教授，他喜出望外，邀请他到我家吃晚饭，并会一会晚上要如约而来的乔伊特。开始还有些拘束，因为乔伊特以前没见到维诺格勒多夫教授，而他对生人总是过于腼腆。渐渐地，谈话就越来越无拘无束了。晚餐之后，我们来到屋后的小花园，树影掩映，皓月当空，这样的良辰美景，正是乔伊特所说的谈论哲学与诗艺的‘好时光’。我从没有见过乔伊特像那天晚上那样海阔天空，那次谈话值得回忆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他喜欢和艾尔弗雷德讨论经济学问题，每当听到他特别感兴趣的观点，他就掏出自己的小笔记本记下来。他曾经跟我说，艾尔弗雷德的谈话是他所听到的最精彩的谈话。还有一次，他说‘艾尔弗雷德是我所见过的最无私的人。’我们忠诚的老女仆‘萨拉’也引起了他的兴趣，萨拉只是和他才谈起了自己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困难。后来当他到剑桥拜访我们的时候，也总要到厨房里和她坐一会儿，谈论那些困难。”
关于他们1885年回到剑桥的情况，马歇尔夫人自己作了最好的记述：“四个学期之后，我们已经很好地融入了牛津的生活。我们在伍德斯托克路的住宅和花园都很惬意。我教我的女学生，艾尔弗雷德也喜欢讲他的大课堂。尽管他总觉得剑桥才是他真正的家，但当时我们以为我们的未来是在牛津。然而，1884年福西特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