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这位总统撤回了下达给“乔治·华盛顿号”的命令；在怒火燃起的一刻，他曾经命令它做好准备以把他从虚伪的会议大厅送回到他权力的宝座，因为在那儿他能够重新恢复自我感觉。但是，他一采取折衷路线，我们曾指出的他性格和素质上的缺点就不幸暴露无遗了！他可以走阳关大道；他可以坚定不移；他可以从西奈或奥林匹斯签发表明；他可以在白宫或甚至在十人委员会里保持不易亲近的态度而平安无事。可是一旦他进了四人委员会的亲密的平等的氛围之中，显然游戏就结束了。
现在，我谈起过的他宗教的或长老会的性格，开始变得危险起来。既然已经决定了某些不可避免的让步，那他就可以借助坚定性、技巧和美国金融力量的运用，寻求保护他能够保持的实质性东西，即使以某些字面之义的牺牲作为代价。然而，总统自己没有能力达到此处所暗示的如此清楚的理解。他过于有责任心了。尽管现在妥协已是必要的，他仍然保持一副讲原则的人的样子。“十四点”的合同牢不可破地束缚了他。他不做任何有失高贵之事；他不做任何有欠公正有欠正确之事；他不做任何有悖于他伟大的、忠诚的声明的事情。这样，“十四点”在口头阐释上，没有任何减损，它们也就变成了虚饰，变成了对任何智力器官而言都是自欺欺人的文件。我敢说，在这一方面，总统的先祖们已这样做过了，他们认为，有必要采取的步骤应同摩西五经的每一个音节相一致。
总统对他的同僚们的态度，现在变为：我愿意竭尽全力帮助你们，希望能够同意你们的设想，可是，我不能做任何有失公正、正确之事；首要的是，你们必须向我表明，你们想干的事情未超出约束着我的声明中的话。然后，那诡辩的、虚伪的注释之网就开始编织了；终于，混合着不诚之丝，织成了整部条约的语言和框架。下面的话很适于描写全巴黎的女巫们：
公道即卑鄙，卑鄙即公道，
于浊雾中徘徊，在秽气中飘摇。
最狡猾的诡辩家们和最虚伪的起草者们，就是这样开始了工作；他们制造出不少巧妙的伎俩，对于比总统聪明的人，这些伎俩足以将他欺骗一个钟头以上。
这样，条约不说德属奥地利被禁止与德国统一，除非通过法国的离去（这将与自决原则相抵触）；而是通过起草人微妙的措辞，宣称“德国承认并严格尊重奥地利的独立，其边界可通过该国与主要的联合与联盟国家订立条约而确定；她同意这种独立是不可剥夺的，除非有国际联盟会议的认可。”听起来，这似乎迥然不同，然而非也。总统难道忘记了：条约另一部分指出，为此目的，联盟会议必须全体一致？
条约没有把丹斯克给予波兰，而将丹斯克规定为一个“自由”城市，却又把这个“自由”城市包括在波兰海关关境以内，授权波兰控制河流和铁路系统；并宣称，“波兰政府应承担该自由城市丹斯克的对外关系事宜，以及该城市公民在国外的外交保护。”
条约将德国河流系统置于外国控制之下，宣称使那些“天然地不止为一国提供入海口，提供或不提供船舶换乘的河流系统”国际化。
像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因总统之故，法国政策的诚实、清楚的企图——限制德国人口和削弱德国经济体系，借助令人敬畏的自由和国际平等的言辞获得了表达。
然而，在总统之道义地位同其头脑昏聩的分裂中，最具有决定性的一刻是：由于他的顾问们的怯懦，他最终使自己被说服，各协约国政府在抚恤金和各项津贴上的开支，应被公平地视为“德国陆海空侵略给联合与联盟国家的平民们带来的损害”，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其他战争花费不能这样看待。这是一场漫长的宗教斗争，在拒绝了许多不同争辩之后，在作为诡辩家艺术杰作前，总统终于有条件地投降了。
工作终于完成了，总统的良心，未受丝毫触动。无论如何，我认为，他的性格，使他留给巴黎一位真正厚道人的印象；大概他至死也会真诚地确信；实际上，条约没有包含任何与其以往言论相抵触的东西。
可这工作做得过于彻底了，这个戏剧最后的悲剧性插曲即归功于此。布洛克道夫·兰茨的答复坚持这样的观点：德国已经在特定保证的基础上放下了她的武器，但条约在很多方面与这些保证相抵触。可这恰恰是总统无法承认的；在孤独思索的苦役中，在向上帝的虔诚祷告中，他没有做任何有失公正、有失正确之事；对总统来说，承认德国的答复具有说服力，就等于损害他的自尊，破坏他心灵的内在平衡；他倔强天性的每一种本能，都起来进行自我保护。对这一话题的讨论，是不可忍受的，每一种下意识的本能，都密谋着去阻止对这一话题的进一步探究。
如此一来，克里孟梭便将数月前似乎离奇和不可能的建议——即不听德国人的——推向了成功。只要总统不曾这样尽职尽责，只要他不曾对自己隐瞒他一直在做的事情，那么即使在最后一例，他还处于能够恢复已丧失的立场、获得一些很可观的胜利的位置。然而，总统被僵固了。他的双臂和双腿被外科大夫捆扎成特定姿态，它们必须被重新分离才能调整。令劳埃德·乔治先生－－在最后时刻，他盼望他敢于保持的全部中庸－－震惊的是，他无法在五天内说服总统，使他明白曾花在五个月时间向他证明的正义、正确的东西中的错误。使这位老长老会教友摆脱困惑，毕竟要比以前使他陷入困惑更难，因为前者关系到他的信仰与自尊。
因此，在最后一幕，总统立场坚定，拒绝妥协。
第二章 劳埃德·乔治先生：
一个片断
我本来希望在此处结束这一章。但是，读者会问，英国首相在最后结局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英国在最终责任上占多大分量？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不是非常确定的。至于第一个问题，谁来描绘这条能将扫帚柄缠住的变色蜥蜴呢？劳埃德·乔治这个人物尚未涂好底色，我并不渴望这项任务。
英国之自私的，或者如果你愿说的话，合法的利益，如现实所示，与“十四点”的冲突并不像法国与“十四点”的冲突那样重大。舰队的覆灭，海运权的剥夺，殖民地的放弃，美索不达米亚的宗主权——这里没有很多总统所渴求的东西，即使从其公开声明的角度看；尤其是当英格兰——其外交的温和性一如既往，未如法国人头脑的逻辑强硬所阻碍——愿向可能被要求的任何事情让步时，英国自身对德国舰队没有欲望，德国舰队的覆灭是裁军的一个步骤。海运权的剥夺，作为对非法的潜水艇战役——这曾是美国参战的明确理由——的补偿，是停战前形势下的一种特别措施。对于殖民地和美索不达米亚，英国不要求任何排他性的最高权力，它们有国际联盟的托管权原则的规定。
因而，当英国代表团启程前往巴黎时，英美谈判者之间似乎没有不可克服的障碍。地平线上只有两朵乌云——所谓的海洋自由，以及抵押于赔款的首相选举。令人们普遍感到惊讶的是，第一点从未被总统提出来；这种缄默，大概是他认为因英国在其他更重大事务上的合作，而应该明智地付出代价；第二点比较重要。
合作，因此被赋予了可能性；它在实践中也得到了相当的实现。英、美代表团的成员们，以兄弟般的感情和相互尊重的纽带联合起来，为一种诚实交易政策和宽宏的仁爱，忠诚地工作在一起、站在一起。同样，首相也很快使自己成为总统的朋友和对抗拉丁人声称的会心与国际理想主义之缺乏的强有力的联盟。这两位强大的独裁者的联合势力，那时为什么没给我们带来好的和平呢？
应更多地从演出炉前地毯上之悲剧与喜剧的心灵与个性的那些亲密运作中，而不是从凭空推测的政治家的帝国野心或哲学中，来寻找答案。总统、老虎和威尔士女巫一块被关闭在一个房间里达六个月，条约就是由此产生出来的东西。是的，威尔士女巫——因为英国首相对这个三角阴谋施加了女性成分。我曾称威尔逊先生为不信国教的非正统牧师。让读者把劳埃德·乔治先生描绘成一位倾国倾城的娇姬吧！这个世界中的一位老人，加上一位妖姬和一位非正统牧师———这些，就是我们剧中的人物。虽然这位女士有时候很虔诚，但还是难以期望那十四戒律会完好无损地出现。
当扫帚柄驰过巴黎昏暗的天空时，我必须努力使它现出原形。
劳埃德·乔治先生在巴黎会议上的克尽职守，对一切公仆来说都是一个榜样。他不偷闲，不享乐，没有什么作为英国首相及发言人的生活与工作便利。他的劳动量是巨大的；他将精神与精力的巨大储备，毫不吝啬地耗费于他已着手去接的艰难任务上。他对国际联盟的拥护是真诚的；他对于在德国东部边疆地区公正实施自决原则的支持，是无私的。他没有强加以迦太基式和平的愿望。他对战争的痛恨是真实的；在波兰战争期间，支配他的反战主义倾向和激进理想主义，是他人格整体中一个非伪装的部分。本来，他应当更用心地在下议院前保卫好和平，而不应当在实际上使它们倒退。
可是，在巴黎提供的这样一种性格与方法的考试中，首相的良好天性，他的勤奋，他用之不竭的神经活力，却是无益的。在那火炉旁边，需要的是别的素质－－深深根植于永恒原则的政策，不屈不挠，强烈的义愤，诚实，忠诚的领导。假如劳埃德·乔治先生没有良好的素质，没有魅力，没有魔力，那他将不会是危险的。如果他不是海妖，我们就无须害怕漩涡。
然而，对他运用普通标准是不相宜的。我如何向不认识他的读者，传达关于我们时代的这位非凡人物，这个海妖，这位山羊脚的游吟诗人，这位来自克尔特古迹的森林——常受梦魇侵扰的神秘而迷人的森林－－拜访我们时代的“半人”的任何公正印象？在他圈子里的人们，注意到了他极端的不负责任，超脱或远离我们萨克森优点与邪恶的存在——混合以奸诈、不知懊悔和热衷权力；这，赋予这位北欧民间传说中迷人的巨术师以魔力、迷醉和恐怖。驾着三桅帆船“乔治·华盛顿号”，威尔逊王子自西方而来，踏入魔力醉人的巴黎城堡，准备将拥有永恒青春与美丽的少女欧罗巴——他的母亲和新娘的合一——从束缚与压迫以及一个永恒的诅咒中解放出来；在城堡里，面孔有如黄羊皮纸的国王，已100万岁高龄，一位弹奏竖琴的销魂女郎陪伴着他，唱出媚人的调子。只要这位王子能够解除蔓延到他身上的麻痹，并能画着十字向天国求救，那么伴随着雷霆震响和玻璃碎裂，这座城堡将逐渐隐去，魔术师将消逝无踪，欧罗巴就会倾入他的怀抱。可是，在这个民间传说中，半个世界的力量取得了胜利，人的灵魂臣服于地灵。
劳埃德·乔治扎根于虚无；他空虚而无餍足；他是一件工具，同时又是一位演员——在同伴们之前表演，而也被他们要戏；他是一个三棱镜，就像我曾听他描述过的那样，聚集光又扭曲光；当光从许多角度同时进来时，它最为光辉灿烂；一个剥削者和掮客的合一。
英国战争的主要目标（除赔款外，如果它是其中之一的话），已在会议最早的几个阶段中解决了。那时，克里孟梭因为在保护法国的主要要求方面表现迟缓，遭到了批评。但情况表明，他不加快步伐是正确的。法国的要求，如我已指出的那样，同英国的要求相比，极有可能引发更大争论；在将会议宣言推向更严峻的考验之前，基本的问题是，要使英国深深卷入自我利益的纠纷中。英国的要求，在正宴之前提供了一盘绝好的开胃小菜，使总统的敏锐味觉能适应即将到来的更浓烈的滋味。一旦首相显得对法国的要求反应太苛刻，这种程序安排就使他公开处于受指责的境地：他已首先获得了他自己想要的任何可想象的东西，而他现在出于个性的奸诈，准备抛弃对法国的承诺。在巴黎的氛围中，这似乎是比实际情况严重得多的讥笑。但是，在三种特殊的背景下，它通过对首相的影响而获得了真实力量。在两个方面，首相发现自己不可避免地、无法摆脱地处于克里孟梭一方。假如总统不屈不挠的决心完好无损，劳埃德·乔治先生就不可能期望在这些事情上随心所欲；所以，为了逐渐制服这种不屈不挠的决心，他几乎同样地对克里孟梭感兴趣。
因此，假如他坚定地、实际地立足于总统一方，那么，就需要一种充满勇气和忠诚的行动；这只能以根本的信仰和原则为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