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他在一幢幽静的旅馆屋顶上工作，把浴室的遮拦当作凉棚。在牛津，他在花园里建了一个小书斋以供写作之用。在剑桥，他先是在阳台上工作，后来把一间旋转式的防护棚改装成工作室，他把它叫作‘方舟’。在蒂罗尔山区，他就把一堆石头，一个折凳和一个气垫搭在一起，他管它叫‘宝座’。晚年，我们到那儿去时都随身带着帐篷，他就在帐篷里度过白天的时光。”
1875年，马歇尔到美国作访四个月。他的足迹遍及整个东部，并且还到了圣弗朗西斯科。在哈佛和耶鲁，他与经济学家们促膝长谈。所到之处，被频频引见给社会名流。但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要“研究新建国家的贸易保护问题”。他对此进行了多方探询，在旅行临近结束之际，他在一封家信中写道：“我在费城与那些保护主义的倡导者们进行了数小时的交谈。现在我认为，只要我读完他们推荐给我的那些著作，对他们的立场我就了然于胸了。我想现在没有，过去也未曾有哪一个英国人能说出同样的话。”
一回到英国，他就于1875年11月17日在剑桥伦理科学俱乐部宣读了一篇论述美国工业的论文。之后，在1878年，他又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发表了“美国经济状况”的讲演。这次美国之行给他的印象极深，这使他后来所有的工作都受到影响。他总是说，这次美国之行的收获并不在于他实际上了解了什么，而在于他知道了哪些是需要了解的，而且他还学会了从比例关系观察事物。这次美国之行也使他看到了美国正在走向强盛，并了解到其原因和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马歇尔还一直在帮助当时业已成为教授的福西特和亨利·西奇威克把政治经济学建设成为在剑桥大学具有正式地位的研究科目。H．S．福克斯韦尔和稍后于1875年完成伦理科学学位考试的我的父亲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是马歇尔最早的学生，他们与上述的三位前辈一起担当了剑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讲座的任务。
1876年，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与玛丽·佩利小姐订婚。佩利小姐是那位著名的副主教的曾孙女。她是马歇尔早期的学生之一，她还是纽纳姆学院的经济学讲师。马歇尔的第一部著作，出版于1879年的《工业经济学》是与她合著的。实际上，这本书本应属于她而不是他，因为是她在剑桥大学函授部一部分讲师的要求下开始着手写作的。他们于1877年结婚。婚后47年的共同生活中，她对马歇尔的感情成为马歇尔的精神支柱。几乎可以说，她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他和他的事业。他们之间心心相印，息息相关，使朋友和学生们很难将他们两人分别看待。在马歇尔所取得的成就中，很大一部分应当归功于马歇尔夫人的才华。
结婚后，由于失去了研究员资格，马歇尔只得暂时离开剑桥前往布里斯托尔，担任大学学院的首任院长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当时正值（马歇尔记载）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和新学院在布里斯托尔组建第一所‘大学学院’，亦即专为一个没有自己的大学的大城市创办、旨在向城区范围内的居民提供高等教育机会的学院。我当选为首任院长，上午是我妻子为女学员为主的一个班讲授政治经济学，晚上则由我为年轻实业家为主的一个班授课。”
除了正常授课以外，马歇尔还进行了一些晚间公开讲座，其中包括就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开设的一个系列讲座。马歇尔夫妇在布里斯托尔的工作大受欢迎，甚至在他们离开之后，这个小镇还以浓厚的兴趣关注着马歇尔。然而这里的行政事务，尤其是向四方筹款的活动令人厌烦、难以忍受。布里斯托尔由于财源匮乏，筹款就成了院长的主要任务之一。婚后不久，由于他患有肾结石，很快就身体衰弱，精力不济了。他急于辞去院长职务，但直至1881年才等到合适的时机，这时候，拉姆齐被任命为化学系教授，他才找到一个称职的继任者。随后，他和妻子到意大利居住了将近一年，在巴勒莫的五个月里，他在一座幽静的小旅馆的屋顶上工作，之后，他们又去了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由于他仍是布里斯托尔的政治经济学教授，1882年他又回到这里，此时他的健康状况已大有好转，但在余下的后半生里，他一直对自己的健康状况疑神疑鬼，总觉得自己快要垮了。实际上，他的体格十分强壮，所以年届高龄之时，他仍能笔耕不辍。脆弱的是他的神经，一旦用脑过度或由于与人辩论以及意见纷争而引起头脑兴奋，他的神经就会失衡。遇到比较繁复的工作的时候，由于无法长时间地集中注意力，他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实际上，他已经看到了展现在他面前的研究前景，也准备把他头脑中已经成形的理论结晶奉献给这个世界，但体力和精力如此不济，这让他深感痛苦。到1877年，他已经35岁了，但他所完成的工作还不足以建立一门新的科学，而这门科学对人类却是至关重要的。接下来的五年中，他的健康迅速恶化，在他本应大展宏图的时候，这样的身体状况却使他的勇气大受挫折，尽管他的决心从未动摇过。
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学院的董事中，有担任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院长的乔伊特博士和亨利·史密斯教授。他们在定期赴布里斯托尔履行公务时，常常到马歇尔家中作客。乔伊特始终对经济学怀有兴趣。在担任巴里奥学院导师期间，他就开设了政治经济学的系列讲座，而直至晚年，他还坚持在这一学科上单独辅导那些本科生。乔伊特对马歇尔的兴趣和信任是在董事会会议之后的晚间长谈中建立起来的。1883年，阿诺德·汤因比英年早逝，乔伊特就邀请马歇尔接任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研究员和政治经济学讲师，并给驻印度行政机构候选文职人员授课。
马歇尔在牛津的经历虽然短暂但却是成功的。他吸引了很多有才华的学生，他的公开讲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听众，他们听课的热情之高为马歇尔的教学生涯中所仅有。在不同场合的公开辩论中，他得到了亨利·乔治和海因德曼的信任，因而他在牛津大学的地位也就日渐显赫。不过，由于福西特于1884年11月去世，马歇尔就于1885年1月回到剑桥，接任政治经济学教授之职。
四
马歇尔正式开始经济理论的研究开始于1867年，到1875年，他的理论已独树一帜，最终成形是在1883年。然而直到1890年（《经济学原理》），他的这些理论从未以著作的形式面世。他最早开始而完成于1875年的研究课题甚至直到1923年（《货币、信用和商业》）才得以出版。他并不是想把自己的思想成果占为己有，通过讲座以及与朋友、学生们的谈话，他已毫无保留地展现了自己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又通过一些私下印行的小册子和他的学生们的作品为更广泛的人们所了解。他的这些分散的理论也被摘入皇家委员会的征询录中。这样，当他自己的著作问世之时，也就失去了本应有的轰动效应和震撼力。而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们在阅读他的著作时，也就很难理解在英国他的同代人和晚辈们为何给他以如此崇高的地位。既然如此，我在这里就不妨做一尝试，尽管因资料不全而难免有所疏漏，下面我将先来追寻马歇尔思想发展的轨迹，然后再来探讨他的著作迟迟不能出版的原因。
马歇尔1867年开始深入研究经济学。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样一系列日期：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第一版，1871年第七版，是穆勒1873年逝世前亲自修订的最后一版；马克思的《资本论》，1868年出版；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71年出版；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也出版于1871年；凯尔恩斯的《主要原理》，1874年出版。
因此，在马歇尔起步的时候，穆勒和李嘉图还被尊为泰斗，地位不可动摇。唯一可与之比肩的是马歇尔经常提到的罗雪尔。在方法上运用数学的观念已经蠢蠢欲动，但还没有任何的实质性成果。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初版序言中提到，古诺的《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1835年）曾经对他产生过独特影响，但我不知道他是在何时得到这本书的。古诺的影响；一位剑桥数学家当时对李嘉图的自然反应；或许还有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三篇，第十八章论述“国际价值’，的算术示例中隐约可见的代数分析，所有这些，就是马歇尔的起点。对于自己从1867年到1875年美国之行的思想发展状况，马歇尔曾作过记述，现正好引用于此：“他不但在担任私人教师时讲授数学，还尽可能地把李嘉图的推理转换为数学方法，并努力使它们更具一般性。与此同时，他又被罗雪尔以及其他德国经济学家，乃至马克思、拉萨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者所持有的新的经济观点所吸引。但是在他看来，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往往不足以证明他们为经济事件所找到的原因是正确的。他认为，预测经济的未来当然是困难的，但要正确地解释过去的经济状况也非易事。而且在他看来，社会主义者们低估了所遇到的困难，他们仓促之间就下定结论，认为通过废除私有财产就可以清除人类本性中的缺陷与弱点，……他努力去深入了解实业界的实际运作以及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这样，他一方面可以了解每种主要工业的各种技术特征，另一方面又与那些工会主义者、合作者和其他工人阶级领导人建立了联系。然而，多年间的实际研究并未取得多大的成果，于是他决定抽出时间撰写一篇关于对外贸易的专论或文章，因为这方面的事实资料都可以从现有的文件中找到。他认为首先应该撰写一批这种有关各种经济问题的专论，然后再寄希望于把这些专论编写成一部综合性的论著，其涵括范围与穆勒的著作相仿。在完成了综合性的论著之后，而不是这之前，再看手撰写一本简短又通俗易懂的论著。依他的意见，这才是最佳的工作顺序，但由于环境的压力，他的这一计划被打乱了，甚至几乎颠倒了。他确实撰写了一篇有关对外贸易的专论草稿。1875年，为了研究新兴国家的贸易保护问题，他前往美国，访问了那些重要工业的所在地。然而，婚姻打断了这项关于对外贸易的研究。他与妻子一起合著了一本工业经济学方面的短论，这本书为了使工人阶级读者能够看懂而大大简化了。然而正当此时，他却身染重疾，以至于一段时间里他看起来再也不能胜任任何繁重的工作了。稍后不久，他感到体力有所恢复，于是就完成了经济问题的图解说明。虽然已故的瓦尔拉斯教授曾在1873年左右敦促他出版这些图解说明，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感到，在对实际状况进行具体研究之前发表这些成果，会使它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切合实际。于是他开始着手做一些必要的限制，添加一些必要的条件，而这就成了他的第五本著作《经济学原理》的核心部分。以这些核心内容为基础，他又前后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直至全部定形后才于1890年出版。”
马歇尔放弃了先写“一批有关各种经济问题的专论”，再把它们合编为一部综合性论著的计划，这一决定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样的大部头著作是要由一位经济学大师的头脑经过深思熟虑才能最终得以完成的。这样，他的那些专论就被大大延误了，尤其是关于货币与对外贸易的部分，由于在逻辑上它们属于靠后的内容，因而直至50年后才重见天日。
马歇尔的研究顺序可以表述如下：1867年，他开始发展图解方法，并将这种方法特别应用于对外贸易的研究中，这方面他主要受到李嘉图和穆勒的影响。而后，在古诺以及一定程度上在冯·屠能的影响下，他“开始认识到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即我们在观察世界时，无论是在伦理方面还是在物理方面，都更注重于增量而不是总量。特别是，对物品的需求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这种需求的‘边际’增量将与相应的生产成本的增量达到稳定的均衡。要想使这种连续性的论点一清二楚，不利用数学符号或图解说明是不行的。”
到1871年，他沿着这条线索已经大大前进了一步。他把这些新思想以及他的图解经济学的切实基础详详细细地讲授给学生们。就在这一年，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出版了，这是一部独立完成的著作。这本书的出版多多少少让马歇尔感到失落和恼怒。因为在他看来，他正在这些方面进行一点一滴的研究，而趁他尚未给这些新思想适当而确切的表述之前，这本书却先拔头筹。然而无论怎样，是杰文斯最先发表了有关“边际”（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