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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落揭示了这两位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之所以相互缺乏认同感的原因，一个比由于方法相同而导致竞争更深刻的原因。这就是，虽然身份相异，但对李嘉图这个预言者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个尚未解决的争论，他们都投入了很深的感情（这正是这个学科所要求的），但他们的立场却恰恰相反。1875年，杰文斯致信福克斯韦尔教授：“我开始强烈地感到，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从斯密经由马尔萨斯到西尼尔的这一支是正确的一支，而从李嘉图到穆勒这一支虽然也带来了真理，但也带来了同样多的谬误。”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二版（1879年）序言中，杰文斯得出如下结论：“当经济学的正确体系最终趋于建立的时候，就会发现，滥用才华的李嘉图使经济学误入歧途，而他的崇拜者，同样滥用才华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则在这条歧途上越走越远。有些经济学家，像马尔萨斯和西尼尔，对正确的学说（虽然还没有摆脱李嘉图式的错误）有看好得多的理解力，但由于李嘉图－穆勒学派的团结一致与影响力，他们大受排挤。在经济学中重头再来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对此，那些盼望经济学能有所进步的人决不应畏缩不前。”
杰文斯对穆勒的强烈反感达到了病态的程度，这是人们所熟知的。1874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要想批评穆勒的著作而不招致敌意，我想恐怕是不可能的。但当你在说我并不是出于脾气暴躁和感情用事的时候，我希望并且相信你是对的。我所说过的以及将要说的有关穆勒先生的一切都是出于对他的著作的长期思考，我现在越来越确信，无论它们对于激发思考和引导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有多大的价值，它们都决不应该像一种新教义一样强加在我们身上。”
在与他交往密切而比他年轻的人中，福克斯韦尔教授的观点完全被他扭转过来了，这是出于一种同情心的联系。但他不能原谅埃奇沃思，他们过去常常在汉普斯特德荒原上漫步，晚年又都居住该地附近，但埃奇沃斯居然“仍旧沉迷于穆勒的谬误之中。”我认为，这有一些个人经历上的根源。1860年，他从澳大利亚返回后不久，在大学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这时他自己的理论正在头脑中酝酿。在心中他相信自己将成长为世界上唯一握有正确概念的经济学家。对一个考生来说，这是一种危险的想法。1860年6月，学院考试之后，他不得不承认：“在政治经济学上，我不幸遭遇挫折，这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独立地、富于独创性地对这一学科进行研究，阅读了成堆的优秀著作，而把那些平庸之作抛在一边。当我满怀信心能够获得第一名奖学金的时候，却被排到第三或第四。我只能把这归因于观点分歧，它使得教授对我的回答心存偏见，但这却是完全允许的。然而，在我拿出我的《经济理论》的时候，我要大大地报复一下，我要在一个切实的基础上重建这门科学。”
有趣的是，第一名奖学金被授与了H。H．科曾斯…哈代，他后来成为罗尔斯学校的校长，他比杰文斯小三岁。同年的几个月之后，在政治经济学的李嘉图奖学金考试中，杰文斯击败了科曾斯…哈代，获得了奖学金。还有，在六月的精神与逻辑哲学的考试中，杰文斯被列为第一（与西奥多·沃特豪斯一起）。所以，实际上，他没有什么值得抱怨的。然而这对他精神上的影响是奇怪的。当他成为欧文斯学院的教授时，他的学生们已经习惯了伦敦大学的考试方式。他想到，让学生们遭受像他那样的冷落是不公平的，他的良知使他没有去讲授他自己的个性化的教条。他在曼彻斯特的课程主要局限在对穆勒学说的陈述上。这是我很久以前从我父亲那里听到的，他还告诉我，由于压制自己的理论，使杰文斯对穆勒的厌恶之情达到顶点。最近我看到一本书，这是杰文斯课堂上一个学生认真记下的笔记，这本书证实了以上这些说法。
五
我在撰写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传记时，突出了其多才多艺特点，这看来是一位经济学家的必备条件。杰文斯当然是这方面的典范。他在科学和实验上的训练使他谙于归纳研究，而他在逻辑能力和分析能力上的天赋又使他精通演绎，除了这些之外，他还独有一种对历史学，甚至对文物学的强烈偏好。从早年开始，杰文斯就怀有这种天然倾向，对于归纳性研究务求追本溯源，对于感兴趣的理论则要探寻它的历史渊源。在《煤炭问题》中，他使用历史资料之丰富是非常显著的，很少有其他经济学家能做到这一点。他使用的参考文献早至18世纪。在他研究太阳变化的时候，他把商业循环的历史上溯到18世纪初期，并且考察了数个世纪的收成统计。由此，在经济史领域中，他把自己塑造成为价格史和商业波动史方面的先驱。
他对经济思想史和经济理论史的兴趣还不止于此。他在接触每一个专题的时候，对于他关心的理论，他总要寻找出那些不知名或已被遗忘的先驱们。他在这方面最辉煌的贡献就是发现了康替龙的著作和它的重要意义。而最具实际意义的贡献则是他在经济文献目录方面所做的探索性工作。他把“数理经济学著作、学术论文以及其他出版的作品”上的参考文献的目录集合起来，作为附录发表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二版上。他在货币问题上的文献目录则附于《通货与金融研究》之后。
除此以外，杰文斯还是一个天生的收藏家。他是那些收藏经济学图书的藏书癖一族的首倡者。他们为图书专家们留下一种风尚，即让书商们四处搜求那些最不知名的经济学小本本、小册子。收藏那些名不见经传的经济学图书和小册子者当首推杰文斯，虽然是麦克利勋爵第一个发现了它们作为历史资料的重要意义。杰文斯从未高价购书，也没有达到收藏爱好者那种如痴如狂的地步——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图书馆——即便如此，已令福克斯韦尔教授深受其苦。在他的信件中还散落着许多有关图书的记载，让那些现代藏书家们可望而不可及。1879年4月8日，他在索尔兹伯里的三天鹅写信给妻子：“我做了一笔大买卖，买了将近500本经济学和政治学小册子的藏书，大约每本半便士。其中有些尤为珍贵。有一本收有几个世纪中价格的铜版图示。有一两本罗伯特·欧文的著作。我还搞到了这些藏书的精心誊写的清单，宛如一个图书目录。”
1881年，他从巴黎写信：“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在塞纳河畔淘书。我已经搞到几乎一整箱经济学图书，都很有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而价格却低得不可思议。”
他的妻子记录说：“在一个悠闲的下午，他尽享逛老书店之乐。他的温和谦恭的态度——无论是当他地位较低时还是对那些比他低下的人都同样如此——使店主们深受感动。在他经常光顾的书店中，起码有两个把他当作朋友看待。店主们都很乐意把那些他们认为适合于他的书留下来，直到他看过之后。”
去世之前，他已积有数千卷书，有的沿墙而列，有的放在走廊上，有的堆在阁楼里。那时，这些书对他的妻子和家庭来说成了一个难题，后来移走这些书时也颇伤脑筋。移走的这些书后来逐渐分散于各处。1907年，曼彻斯特大学欧文斯学院图书馆被允许第一个挑走了他们想要的书，约有2400卷书被贴上特殊标签积存在该图书馆中。其后，伦敦大学学院图书馆也有机会取走了几百本。在剩余的部分中，他的儿子H．S．杰文斯教授保留了一部分工作用书，主要是一些较为现代的图书，在他放弃阿拉哈巴德大学的教授职位时，他把这些书献给了该校由他建立的有名的经济学图书馆。杰文斯还藏有一些旧的银行券，他把它们称为“其他人几乎不可能拥有的收藏品”。
六
我们已经对杰文斯在经济学和统计学上的杰出贡献做了一番巡礼。但这还远不足以概括他的全部工作。在他的一生中，杰文斯作为逻辑学家的声望堪与他的经济学家的声望相比。以现代观点来判断，逻辑学的英国学派在后穆勒时代未能维持下来，杰文斯与他的同时代人一样，他们在逻辑学上的重要性在趋于下降。大约从1866－1876年，在他的工作的第二阶段中，他占用了大部分时间用于逻辑学的思考，这也成为（在欧文斯学院时一直如此）他的一大部分教学任务。在他一生所出版的著作中，半数以上是关于逻辑学的。其中，《科学原理，一篇关于逻辑学和科学方法的论文》是他篇幅最长的著作，并且在很多年里被广为使用。虽然如此，杰文斯在逻辑学发展中的作用也不能与他在经济学以及统计学历史上的地位相提并论。我在这里就不再回顾他在这一知识领域中所做的贡献。
在他一生中的最后十年里，他发现自己有一种强烈愿望，想以简洁、清晰并且有趣的文风写出他喜欢的专题的基本梗概。除了在美国印行的和以六七种外文印行的众多版本之外，到目前为止，他的《逻辑学初级教程》（出版于1870年）售出了13万本；《逻辑学入门》（1876年）售出了14．8万本；《政治经济学入门》（1878年）售出了9．8万本。另一本内容较广的基础性著作，《货币与交换机理》（1875年）在本国已售出大约2万本，另外，在美国销量也很大，并曾一度出现廉价的盗版本。半个世纪里，生活在大不列颠帝国、印度和自治领域的那些学习逻辑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初等学生们，实际上都是在杰文斯的著作哺育中长大的。他的这些小册子少有难懂之处，毫无沉闷之感，观点鲜明肯定，没有过分的教条主义，这对基础教育来说，的确是再理想不过了。依据这些书，还可以给出简单而明确的考试题。——杰文斯对此绝无责备之心，因为他是一个考试制度的崇信者，而考试制度是那个时代在教育和行政上的一个重大贡献。他有一篇关于“束缚”的文章发表在《精神》（1877年）上，其中的结论值得引用：“针对大学考试制度可能会提出种种反对意见，我并不想一一加以批驳。我的目的只是要说明，无论是对智力施以严格而确定的训练，还是从那些最能经受严格考验的人中选拔人才，考试都是最有效的方式。这是对那些口口声声反对‘束缚’的人所做的回答，我坚信，如果一种教育模式能使人成为严格、有序、公开的考试中的佼佼者，这必定是一种良好的教育体系。无论你把考试叫作什么，不可否认的是，它能够唤起智力、道德，甚至体力。无可辩驳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考试使人很好地适应生活。
“这就是我对教育所持的观点。我们不能认为教师的工作是去培养哲学家、学者和各种各样的天才，因为同诗人一样，他们都是天生的，而不是教出来的。如同我上面已经说明的，教育者的工作也不是把那些对于指导生活有用的知识灌输到学生头脑中去，这才的确会成为‘束缚’。教育的目标是开发头脑的潜能，使学生们对后来生活中可能遇到的种种经历能够清醒地认识、理智地对待。这是最重要的终极目的，被人们宣判为‘束缚’的考试制度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精良、最有效的训练体系。”
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期，他对政府与社会经济生活之间的关系尤为感兴趣。在道德与感情方面，他是一个充满热情的个人主义者，这一特点他保持终生。早在1869年，他为曼彻斯特统计学会做了一次非常奇特的演说。他对各种各样的免费医院和医疗慈善机构大加痛惜。他认为它们败坏了穷人的品格（他认为品格比健康更重要，并且与健康无关）。他说道：“我确信，我们针对免费的公共医疗处、诊疗所、医院和大部分私人慈善机构这些医疗慈善事业所制定的政策是大有问题的。我想说的是，这些慈善机构使最穷困的阶层滋长了对富裕阶层的依赖感，他们为能从这里得到日常用品而感到心满意足，而我们本来应该引导他们自己养活自己。”如果我们能再一次感受到这种苛酷的感情，或许它会支撑我们，给我们以力量，使我们面对强劲的“东”风，让我们坚信未来，从而忍受目前的任何苦痛。深藏在这种维多利亚式的强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