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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在1817年1月26日对此做了很有反响的回答：“我同意你所谈及的问题是我们的观点分歧的原因之一。我确实倾向于从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考虑，因为这是便写作在实践中有益于社会的方法，我也认为这是避免犯拉普他岛的裁缝们所犯的错误的唯一方法，如果失之毫厘，则必谬以千里。另外，我的确认为社会进步包含着不确定因素，如果忽略那些能在八年或十年中促进或阻碍生产与人口增加的因素，就等于忽略了导致国家贫穷或富足的因素，而这正是所有的政治经济学探讨的主要目标。一个作者诚然可以做出任何他喜欢的假设，但如果他的假设实际上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他就不能从假设中得出任何有实践意义的推断来。你在关于利润的文章中假设实际劳动工资是恒定的；但它是随商品价格波动的（二者在名义上是一回事），利润也是变动不定的，因此你的推断就无法应用到事物的实际状态之中。我们在周围的国家，尤其是在我国，看到的是时而繁荣，时而萧条，长短不定的历史时期，而从未见到过你仅仅考虑了的一成不变的社会进步。
但造成我们的分歧的更细致、更本质的原因，我认为是这样。你似乎认为人类的需求和口味时刻在等待着供给；而我则坚决认为没什么比激发新的需求和口味更难的了，尤其是要从原有材料中创造新需求和新口味就更难。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们所赋予它的价值，供给越适合于需求，其价值就越高，一天的劳动就能换来或曰带来更多的可支配的购买力……我非常肯定地认为，在实际阻碍生产和人口增长的因素中，需求刺激的不足更甚于生产能力的不足。”
一个人如果细读了这些通信，就不能不感觉到，在长达100余年的时间里，马尔萨斯的一系列方法被完全抹煞，而李嘉图的方法居于完全的统治地位，这对经济学的进步可称是一场灾难。在这些信礼中，马尔萨斯一次又一次地谈论着简洁的思想，但头脑笼罩在阴云里的李嘉图却全然无法理解这种力量。
早在1814年10月9日，由福克斯韦尔教授发表在《经济学杂志》（1907年，第274页）中的信中，马尔萨斯写道：“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你的观察，你认为‘由积累欲望引起的需求同消费的欲望一样有效’，即‘消费和积累能同样促进需求’。我知道，对于利润下降，你一般会从积累上找原因，而我则坚信，这是因为生产价格比生产成本相对降低，或者说是有效需求缩减，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原因。”
但从马尔萨斯写于1821年7月的两封信的摘要中可以看到，到那时为止，这一在马尔萨斯头脑中清清楚楚的问题，在李嘉图的头脑中仍然迷迷糊糊。（1821年7月7日）我们在世界的每个地方几乎都可以看到闲置着的巨大的生产能力，我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由于对实际产品分配不当，造成继续生产缺乏足够的动机。
为了探讨财富增长的直接原因，我显然要探讨动机问题。我根本不想否认人们有权消费掉全部产出，但根本问题在于，在各部分之间进行分配的方式是否能最大程度上引起有效需求，从而激发以后的生产。我毫不怀疑地坚持认为，快速积累的意图必然意味着非生产性消费的大幅度缩减，这极大地损害了一般的生产动机，从而必然过早地阻碍财富的增长。这才是最具实际意义的问题，至于是否应该把这种不景气称为供应过剩，我认为是一个非常次要的问题。但如果这种情况成为现实，即快速积累的意图造成的劳动与利润的分配损害了今后积蓄的动机和能力，从而损害了供给能力和人口就业的增长，就不能不承认，这种积累的意图，或曰储蓄过剩会对一国造成切实的损害。
（1821年7月16日）对于目前讨论的这一问题，看来我们永远也无法彻底地相互理解了，如果你读了我的最后一章第一部分的头两段，而仍然“认为把巨大的生产力投入生产，其结果对人类不利”，那么我几乎对是否有能力表白自己感到绝望了。
我明确声明，我的目标是阐明引发生产力的原因；如果我建议保持一定比例的非生产性消费，显而易见那不过是为了保证最大程度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动机。而且我依然认为，对于一国的财富来说，随土壤肥力而有所不同的非生产性消费的占一定比例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在各种生产动机当中，最核心力当然是使那些运作产业的人获得产出的适当比例。然而你却主张大规模的暂时储蓄，在利润足以促使它投入生产时却开始储蓄，这可能导致对于产品的分配不能引发进一步增加生产的任何动机。
如果把一段时间里没有进一步增加生产的状态不适当地命名为不景气，我不知道应该怎样称呼它，尤其是在这种不景气不可避免地使正在成长的一代沦于失业的时候。我们从重复的经验中知道，除非有一些工人已经在一段时间内失去工作，否则劳动的货币价格是不会下降的。
问题在于，这仲资本的停滞，以及由于在增加的产品中没有使地主和资本家得到适当的非生产性消费的份额而造成的对劳动需求的停滞，在发生时会不会无损于一个国家，会不会导致幸福和富足的程度降低，而如果使地主和资本家在自然社会剩余中得到非生产性消费的适当比例，从而继续保持生产的动机，就会首先避免对劳动的不正常需求，避免将会发生的这一需求的突然缩减，这样是否导致社会幸福和富足程度的降低呢。
如果资本和劳动停滞不会导致恶果，那么怎样才能说明，对生产者可能有害的过于节俭反而不会对国家有害呢？怎样才能说明，在生产失去动机的时候，增加地主和资本家的非生产性消费不能作为一个适宜的解决办法呢？”
如果是马尔萨斯而不是李嘉图成为19世纪经济学领头人，今天将是一个明智得多、富裕得多的世界！为了重新发现，为了冲破误导我们头脑的重重迷雾，我们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啊，而这本来应该是显而易见的。我一直称罗伯特·马尔萨斯为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而在这些信件发表之后，带着更多的同情与崇敬，这一荣誉他将更加当之无愧。
在这些信中，马尔萨斯的确在重述他出版于1820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第七章第四部分的论点，这一部分的内容是“非生产性的消费者引发的分配，以此作为增加全部生产的交换价值的方式，”它未能打动李嘉图，也未能影响后世的思想，但马尔萨斯使这一论点更加清晰。
我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论点的精髓在《政治经济学》中已露出端倪。在本章的第五部分，“对1815年以来劳动阶级的苦难”，马尔萨斯继续应用了这些原理。他指出痛苦应当归因于资源的转向，先前资源投入于战争，投入于储蓄的积累。而在如今的情况下，储蓄不足不可能是问题的原因。储蓄虽然是一种个人行为，但已不再是一种公共责任。公益事业以及地主和有财产的人的消费才是适宜的解决办法。
下面的两节可以引用为对1815年到1820年所发生的事件的最好的经济分析：“当利润偏低并且不确定的时候，当资本家在那些本应安全地利用他们的资本的地方却遭受损失的时候，当由于这些原因造成资本外流的时候；一句话，当问题的性质所体现出来的所有证据都清楚地证明了对国内资本缺乏有效需求的时候，却建议进行储蓄，并且把更多的收入转化成资本，这不是违背了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吗？这不是毫无意义地反对供给和需求原理这一诸多原理中最首要、最重要和最普遍的原理吗？这不是等于在人们忍饥受饿、流离失所的时候却建议他们操办婚姻之事吗？
“总之，我要说，参与战争的士兵、水手或其他阶级突然转化为生产劳动者会造成生产与消费均衡的紊乱，而治愈这一恶魔的最力所能及、最显而易见的方法是雇佣穷人参与筑路和公共工程，而地主和那些拥有财产的人致力于建设，改善和美化他们的工地，以及雇佣工人和仆役。”
储蓄与投资平衡问题在书中序言里已全部提出了：“亚当·斯密声称，资本增加源于节俭，每个节俭的人都有益于社会，财富的增长依赖于消费与居于其上的生产之间的平衡。毫无疑问，这一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显然也绝不是无条件的，因为储蓄的原则一旦过度就会损害生产的动机。
如果每个人都满足于最简单的食物、最破烂的衣服和最鄙陋的住所，那么这世上就绝不会有其他的食物、衣服和住所……两个端点是显见的，需要的是有一个中间点，虽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不一定能确定它，但考虑到生产能力和消费愿望这两方面，这一点应该是最能激发财富增长的一点。”
对李嘉图来说，全然无视这一系列思想的意义当然是个重大错误。但马尔萨斯也存在缺陷，即在于他完全忽略了利息率所起的作用。20年前，我本可以反驳马尔萨斯，他所设想的事情的状态，除非利息率首先降低为零，否则不会发生。像往
常一样，马尔萨斯洞察到了什么是正确的，但只有解释清楚过度节俭不会带来利息率降低为零，才能完全理解为什么它是正确的。
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对我们这些后世子孙来说，除了一般的感情，这三个人物还激发了我们精神上的其他东西。马尔萨斯与李嘉图并未被他们相反的头脑品质所阻隔，而是终其一生在和平与友好中相互交流。
李嘉图去世之前写给马尔萨斯的信中的最后一句是：“现在，亲爱的马尔萨斯，我完了。像其他争辩者一样，在许多辩论之后，我们仍然保持各自的观点。然而这些辩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你同意我的观点，我也不会比现在更爱你。”
马尔萨斯比他的朋友多活了十年。“（他在死前所写）我的观点是公开的。如果我要修改什么，也只能在语言上做些改动，而且我不知道是否能改得更好。”
1833年，马尔萨斯去世的前一年，马蒂诺小姐到海利伯里来拜访他。她很高兴看到“绿化得很好的赫兹郡。几乎每天工作之余我们都出去—一五六个人愉快地骑马相聚，踏遍每一条绿色林荫道，欣赏周围的每一片景色。其他教授们的家庭则组成了一个充满欢乐的团体——我们没有兴趣谈论学生中的哪一个会成为未来印度的行政官。年轻男人们谈论的风行一时的笑话，郑重其事的相互尊敬，以及不时爆发出的喧闹；年轻女士们的射箭术；波斯语教授那奇特的君子风度；勒巴校长的渊博学识和诚恳的学者风度，以及夏夜聚会中颇有古风的谦恭，所有这些都过去了。”
二、罗伯特·马尔萨斯：百年训谕
在《伊斯兰革命》的序言中，雪莱写道：“形而上学，以及对道德和政治科学的探讨，已经蜕变成了使那些已被破除的迷信再生的妄想，或者是马尔萨斯式的诡辩，算计着使那些人类的压迫者们在永恒的胜利中安然入睡。”
戈德文的女婿如是说，他抨击着《人口原理》对人类未来的美好希望。另外一个诗人，马尔萨斯在基督学院的同窗柯勒律治，其观点也并不友善：“难道这本四开本的书是在教导我们，贫穷将带来巨大的苦难和罪恶，而在那些嘴多于面包、头颅多于脑力的地方，贫困必将达到极致吗？”博纳博士写道：“其余的纸边批语主要是一些感叹语（如‘蠢驴！’），很多都有欠文雅。”
如此看来，无论对于富于革命精神的诗人还是对于富于保守精神的诗人，马尔萨斯都是经济学家中诡辩者的代表——这个露骨而讨厌的喋喋不休的家伙，偏离了人道主义的本源，他用不言自明的道理证明：所有减轻贫困和灾难的企图都会适得其反；开通的自利行为比一时的慈悲心肠更是一种社会公德；商人们为了那些最红光满面的人——指那些最富于财产的人——的生存而奋斗，而一旦他们无法继续，世界将极有可能陷入悲惨之中。
这两位最具睿智而气质相异的诗人就是这样来解读他们所听到的东西的。他们的控诉矛头指向19世纪的经济学家，但也并非全然错误。今天我们也没能完全逃脱出他们的控诉。
如此纪念马尔萨斯似乎有欠公平。《人口原理》的第一版是为了批评戈德文的《政治公正》，第二版则是为了批评佩恩的《人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