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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的聚会
出版前言
《传记文集》的初版于1933年问世。它由一些小品和片断组成，那是凯恩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写成的。最早的文章来源于《和平的经济后果》一文中最终被凯恩斯删去的部分。另外一些，包括关于博纳·劳、阿斯奎思和埃德温·蒙塔古的文章，是凯恩斯为《民族》周刊撰写的小短文和备注。其他的，包括“伟大的维利尔斯血缘”，关于温斯顿·丘吉尔的两个备注，把托洛茨基和把弗兰克·拉姆齐作为哲学家来写的文章都来源于凯恩斯所写的书评。而关于经济学家们的文章则几乎全部是登载于《经济学杂志》上的讣告，因为作为该杂志的编辑，凯恩斯感到有责任对那些过去时代的代表人物给以严肃的评价。1933年版中唯一的例外是他为马尔萨斯所写的文章，他1932年从事该文的写作，关于此文的书信往来在他众多函件中保留下来，印刷者根据这一手稿在1933年版中排印出来。
1933年此书第二次印刷，除了一些微小的改动外，基本保持原状。在其后的13年中，凯恩斯继续从事这方面的写作。1951年，凯恩斯死后，鲁珀特·哈特·戴维斯重印了本卷书，并且在杰弗里·凯恩斯爵士的帮助下增补了凯恩斯后来所写的三篇重要文章，它们是关于斯坦利·杰文斯和牛顿的文章以及关于玛丽·马歇尔夫人的引人入胜的传记，而在《传记文集》的首版中，“经济学家的生活”这一部分正是题献给马歇尔夫人的。
《传记文集》的编辑面临着一堆难题，令人满意的做法显然是把凯恩斯所写的传记类文章全部收录进来、然而凯恩斯赋予了本书建筑物一样的结构和独有的风格，因此要尽可能地保持凯恩斯对本书的原有设计，像1933年版一样，从开篇的“政治家的素描”到独立成篇的“经济学家的生活”都要如此。每一篇又都增补了一些文章。
凯恩斯对他在《传记文集》中重印的文章并没有进行严格的选编。由于许多文章都是刊载于周刊上的书评或备注，其中的一些章节只是为了这种临时的目的而写成，为使之具有长久而固定的形式，编辑对这些章节采取了删节、重新编排以及适当的修改。我们依据的是修订过的文本，因为我们设想，如果为了达到长久而固定的形式，凯恩斯也会这样做。
在本书的一些地方，我们尽可能地添加了新的材料，这是因为由于历史原因或其他原因，把凯恩斯对某些人物的研究呈现出来是非常适宜的。我们把凯恩斯关于杰文斯的大作排在马尔萨斯的传记之后。凯恩斯在描绘他们二人时是从学术资料出发而不是从个人见识出发的。
我们决定不仅仅收录凯恩斯的大块文章，还要收录那些描绘经济学家和皇家学院的朋友们的小品。这样做是出于两个原因。首先，许多这样的作品包括了一些令人难忘的字句，它充分反映了凯恩斯在刻画人物上的高超天赋。其次，这些人物都是杰出经济学家、政坛人士或学术人物，而凯恩斯的文章有时是保存下来的对这些人物的唯一记述。
在凯恩斯所有的传记文章中，关于牛顿的文章刻画了这一人物矛盾的天才；另列两篇以“两篇传记”为题的作品由鲁珀特·哈特·戴维斯在凯恩斯死后于1949年发表，这些文章也许是凯恩斯最杰出和最具纪念意义的文章之一。对战败的敌人梅尔基奥尔的描绘则一经读过便无法忘记。凯恩斯的自传性记述“我的早期信仰”对于理解他本人则是绝对必需的。在版权所有人杰弗里·凯恩斯爵士的大力支持下，以上这些作品都收录于此。
只在一件事上我们自做主张。在1933年版中，凯恩斯只收入了几个人物的肖像——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埃奇沃思和弗兰克·拉姆齐。对其他不能再现人间的经济学家我们也赋之以肖像，使他们在本书中栩栩如生，也使本书继续流传，成为描述过去时代的伟大经济学家们的生动的烛照后世的知识宝库。
除了在本书中印行的传记作品列，凯恩斯还是其他一些传记文字的作者，如收入1922…1930年的《国民传记辞典》中的马歇尔和埃奇沃思的小传和收入《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的埃奇沃思小传。它们是根据本书中的完整内容简明扼要地写出的辞条，如果把它们也收入本书，则只会造成无益的重复。
让我们在此感谢那些对鲁珀特·哈特·戴维斯的劳动享有版权的所有者们，正是由于他们放弃了对本书的版权，才使它得以成为整套书中的一部分。
初版前言
除了几个明显例外，这些作品中的人物都是老相识。它们多数都是建立在直接印象上的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它们正是以这样的特点奉献给读者（关于罗伯特·马尔萨斯的文章除外），而不是历史洞察般的冷漠记述。关于劳合·乔治先生和罗伯特·马尔萨斯先生的文章此前未曾出版过，其他文章的资料来源在书后附录中给出。
尽管我的主要目的是为一些人物树碑立传，但在书中的第二部分，读者仍可看到一些有关历史和经济学学说进展的零散评论。通过一些细微之处似不经心的笔墨，我勾勒出了英格兰才智之士同心同德、一脉相承的特点。从洛克那本第一部现代英语著作《人类理解论》开始，这些智士就在其后的两个半世纪内铸造了人们的思想。我在下文中列出了乔治·维利尔斯爵士那些令人惊异的后裔。但这些才智之士的传承谱系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交错、相互融合。让维利尔斯血缘去迷惑君主和群氓们吧；让它看似如此地主宰那些过去的世事变迁吧。这里还有来自洛克学派的自豪之情，精神上的传袭与血缘上的联系形成了这一英国人的链条，这也正是本书第二部分中那些名字所应归属的地方。这些人物即非最睿智的，也是最诚挚的；即非最优雅的，也是最具妙趣的；即非最富经验的，也是最具良知的；即非最具天赋的，也是在人类知识范围内成就卓著的。
J。 M．凯恩斯
剑桥，皇家学院
1933年2月
第一篇 政治家素描
第一章 四人委员会，巴黎，1919年
在四人委员会中，克里孟梭无疑是最卓尔不群的一位，他对同僚们了如指掌，他自有见地，而且深谋远虑。在混乱不堪的环境下，他的年龄，他的性格，他的才智，还有他的相貌，都充分展示了他公正无私、态度鲜明的形象。人们无法轻视克里孟梭，也不可能厌恶他；只是，出于文明人士的天性，人们可能持有相异的观点，或者不同的看法。
克里孟梭的外表和举止，现在是公众所熟悉的。在四人委员会里，此君身穿黑色双幅厚布制成的考究的燕尾服，灰色羊皮手套裹着他的从不露出的双手，他的靴子是用厚实的黑皮做的，质量极佳，可是样式土气。令人诧异的是，他靴子前部有时不系带子，而是用扣环扣起来。在总统府的房间——四人委员会的例会即于此处举行（不同的是，他们在下面一个较狭小的房间召开私人秘密会议），他的座位是对着壁炉的一把锦缎方椅，正好处在一个半圆弧的中间位置上。西格纳·奥兰多坐在他的左首。总统挨着壁炉，首相则在克里孟梭对面壁炉的另一侧，位于克里孟梭右首。克里孟梭不带文件和公务包，也不携私人秘书，但有几位法国部长和官员陪在他身边，他们往往同眼下的特定事务有关。他的步履、他的手势以及他的嗓音，都显出精力匮乏的老者形象，尤其是在受过攻击之后，他自己很少讲话，而是由他的部长们、官员们就有关法国的问题作初始发言。他常常是闭着双眼，仰靠在椅子里，羊皮纸似的脸不露声色。简短的一句话－－或者是决策性的或者是嘲讽性的，一般就足够了。这句话可能是一个提问，也可能是一个被他的部长不小心遗漏的情况——这位部长的面子是不会被照顾的。
劳埃德·乔治在用英语发言之后，会在它被译为法语的间隙里，经过炉前地毯去总统那边，在私人交谈中来强化他的论点，或者脚搓地板以示妥协。总统的顾问们挤在他周围，一会儿之后，英国专家们凑过来，了解结果如何；接着，法国人驾到，惟恐别人正背着他们搞什么名堂；直到最后，他们两种语言的谈话声混成一片。克里孟梭，沉默地、冷淡地居于外围－－因为还未出现任何触及法国安全的问题，但却以一种讥讽的、近乎调皮的神气综观着这种场面，最后，当一切重归于寂静，人们各复其位时，会发现他已毫无踪影。
犹如佩里克莱对雅典的感觉一样，克里孟梭感到了法国独特的价值，如将其他一切国家看得无所谓，但他的政治理论是俾斯麦似的。他只有一个梦幻——法兰西；他也有一个非梦幻——人类，但至少不包括法国人和他的同僚们。他的和平原则可以被简单地表述如下。首先，就德国心理而言，他坚信，除了威迫之外，德国人是不懂妥协的，也不会妥协，他（指德国人——译者注）在谈判中没有丝毫的大度或悔恨，没有什么利益是他不想从你这里攫取的，为了利益他可以自贬身份，他谈不上什么荣誉之感、自尊之心或仁慈之情。因此，你永远不要同德国人谈判或和解；你必须命令他。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不清楚克里孟梭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这些特点为德国人所独有。强权政治是不可避免的，关于战争或者战争的目标，没什么太新颖的东西可学；如同往日一样，英国摧毁了一个个贸易对手；德国之光荣同法国之光荣之间进行的尘世争斗，已经翻过了宏伟的一章。出于审慎，需要给予愚蠢的美国人和虚伪的英国人的“理想”以某种不实之惠；但是，认为在这世界上有容纳国际联盟的很大空间，或者任何关于自决原则（除非作为出于各自利益而安排势力均衡的天才方案）的想法，都是愚蠢的，因为这就是真实的世界。
然而，这些不过是原则而已。为了追寻克里孟梭的“和平”－－他认为对法国的势力和安全而言的必要的“和平”——的实际细节，我们必须溯回到贯穿他一生的历史性起因。在法德战争前，法国和德国的人口近乎相等；但是，德国的煤炭业、钢铁业和运输业尚处于幼年阶段，而法国在财富方面占有巨大优势。即使失去阿尔萨斯－洛林之后，在这两个国家的真实资源之间也没有很大差别。不过在干预时期，相对地位产生了彻底性的改变。至1914年，德国的人口几乎比法国多70％；她已变为世界上最早的制造与贸易国之一。她的技术技巧，她生产未来财富的方式方法，无可匹敌。另一方面，法国的人口却趋于停滞或减少，在财富及其生产能力上已严重落后。
这样，尽管法国在当前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这次胜利得益于英国和美国的帮助），但在一位认识到欧洲内战将是周期性的人看来，她未来的地位仍将是不确定的。根据这种观点，欧洲历史将是永恒的争夺战，法国虽然打赢了这个回合，可这个回合肯定不是最终的回合。基于这种看法——旧秩序并未根本改变，因为它根植于永恒不变的人类本性；基于随之产生的对国际联盟所代表的全部教义的怀疑态度，法国和克里孟梭的政策就显得合乎逻辑了。因为，在总统“十四点”那种思想模式所主张的宽容公平、平等相待的和平的基础上，只会产生出这样的结果：使德国的恢复期缩短，使她再一次凭人多势众和丰富的资源而对法国形成压力的那一天早日到来。所以，“担保”的必要性就产生了。所采取的每项担保，通过渐增的愤怒和随之而来的德国复仇的可能性，使更多的强制条款显得有必要了。这样，一旦这种世界观被接受而另一种世界观被抛弃，一种对迦太基式和平的需要就不可避免，并为实施它而需要最大限度的临时权力。因为，克里孟梭没有故作姿态地将自己限制于“十四点”，而往往将这类表面文章在必要时主要推给别人，以照顾总统的良心和面子。
这是一位老人的政策，他最鲜明的印象和最生动的想象系于往昔，而不是面向未来。他从法国和德国的角度看待问题，而不是由向新秩序奋斗的人类丈明和欧洲文明出发。这场战争，以某种同我们不同的方式震撼他的感觉，他既未预期也不希望我们处于一个新时代的门口。
然而凑巧的是，事情不仅是理想问题。迦太基式和平实际上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能的。产生这种想法的人，尽管对经济因素认识得很清楚，但忽视了将支配未来的更深层的经济趋势。时钟无法被拨回，不调整欧洲结构中的这些倾向，你就不可能使中欧回到1870年；释放突破边界和种族的这种人类的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