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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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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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人说,毛泽东不赞成报告的内容,“就是嫌太空了。他因此提出让县委书记去讨论、充实,看看是不是符合他们那里的实际”。
  还有的认为,毛泽东不赞成报告的内容,是因为报告的调子太低了,对“大跃进”的成绩肯定得不够,对“三面红旗”肯定得不够。他“是要大区书记出来讲话,不是少奇的话就是最高指示了”。
  甚至有人说,毛泽东把报告直接发给大会讨论,采取三不主义,表面看是充分发扬民主,实际是“钓鱼”。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自己也有一个说法。他在1月30日的大会讲话时说:
  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


出人意料的决定,改变着大会进程(2)


  各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更符合实际情况,笔者准备在下一节进行专门的分析讨论,以求教于各位读者。但这里有一点是应当肯定的,毛泽东从这一刻起,开始密切关注大会的动态以及会议的情况,并不断提出新建议,改变着会议的进程。
  自毛泽东做出将报告直接发给大会进行讨论,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的决定之后,1月11日,杨尚昆同徐子荣商量决定,由中央办公厅组织35个人派往各个组收集意见,以将会议动态迅速反映给中央常委各同志。
  1月12日,大会开始讨论报告。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大会对报告的反应十分强烈,“果然议论纷纷”,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晚上,刘少奇亲自听取各组讨论报告的情况汇报,从20时30分一直持续到零点30分,整整4个小时,可见内容很多。杨尚昆感到“倦极”,当年的杨尚昆是55岁,已感疲惫不堪,64岁的刘少奇是否劳累,就可想而知了。
  关于大会讨论的情况,不用说,很快地就报告了毛泽东。鉴于大会的纷纷议论,1月13日上午,毛泽东向杨尚昆又提出一个新建议,延长会议的时间,以小组讨论为主,对报告进行充分的讨论;报告经大会讨论定稿之后,直接发给大会,少奇同志在大会作报告时,不念报告稿,只是对报告稿涉及的一些问题,另作发挥和说明。
  毛泽东提出这个建议后,杨尚昆立即向刘少奇和邓小平作了汇报。当天下午,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用了两个半小时,在钓鱼台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会议日程作了重新调整和安排。
  1月14日,田家英将上述安排写成书面材料报告了毛泽东。田家英在报告中说:
  主席:
  昨天上午主席对会议进程的意见,尚昆同志已向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报告。他们都说,同意主席的意见,对会议进程作了如下的布置。    
  14日(星期日)休息。
  15日(星期一)继续开小组会,讨论少奇同志报告初稿。
  16日(星期二)继续开小组会,讨论少奇同志报告初稿。
  17日(星期三)小组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起草小组修改出少奇同志报告的第二稿。
  18日(星期四)小组继续讨论核算单位问题,或者读文件。少奇、小平同志通读和修改第二稿。
  19日(星期五)第二稿发到各同志手里,阅读一天。
  20日(星期六)少奇在大会作报告,不念报告稿,对报告稿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另作发挥和说明。
  21日(星期日)休息。
  22日(星期一)周恩来同志讲话,主要讲经济计划、进口粮食,对外的欠帐和援助,精简机构等问题。小平同志讲话主要讲党的问题。
  22日以后,各小组开小组会,又交叉开一些政治局常委同志讲话的大会。会期准备延长至28日。26日修改出少奇同志报告的第3稿,即作为最后定稿。
  以上布置,小平同志要我报告主席,并问主席还有何指示。
    田家英
   1月14日
  毛泽东看了田家英的报告,没有表示异议。大会即开始按这一安排进行。
  很快,又有一个新决定,再使大会改变了会议主题。
  正当大会按照中央的安排进行的时候,1月15日,杨尚昆从各小组的简报中,看出一个比较大的动向,地方上一些同志不同意中央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这实际上是对大会的主题提出了挑战。
  杨尚昆说:从“各小组的简报,可以看出:实际上有一种不同意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存在,而主要是存在于省级干部中间。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又有各种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则就会恢复到1957年以前,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晚间“开汇报会议,听了各组的意见。前面所说的感觉更加证实。湖北省委就提出究竟有无分散主义来讨论,而王任重的发言是否定的!”
  了解了这个情况,杨尚昆不敢怠慢,于次日(16日)上午立刻将自己的看法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也觉得问题重大,指示杨尚昆即刻向刘少奇汇报。下午,刘少奇在听取杨尚昆的汇报后,说:“问题有不同看法,主要是一些同志接受教训不够,还没有充分认识,现在不说通,将来还会犯错误。此情况应向主席反映,由主席决定会议如何开法。” 
  随即,刘少奇带着杨尚昆一起来到邓小平家,与邓小平共同商量,决定将这一情况报告毛泽东。杨尚昆将刘、邓二人的意见告诉了田家英,请田向毛泽东转报。
  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也觉得问题重大,召开七千人大会的直接起因,就是为了反对分散主义,现在地方同志有意见,这不是从根本上动摇大会的基础吗?当天晚上,毛泽东走出了中南海,来到钓鱼台,在12楼召集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开会,讨论大会如何进行的问题。
  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提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报告是否抓住了主要矛盾?中央认为地方的同志严重存在着本位主义,不顾大局的情况,中央很难集中调整、指挥;而地方的同志显然有不同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央没有采取堵的方法,他们顺应会议的潮流,决定充分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于是一个新的决定产生了:即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的一些同志参加,重新组织报告起草委员会,先谈谈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对于报告不论是文字问题,还是原则问题,都可以讨论。报告中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甚至全部推翻,但是正确的不能推翻,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毛泽东还说,重新写好的稿子拿出去以后再推翻也不要紧,不过,最好不推翻。
  当晚,就组成了一个有二十一人参加的报告起草委员会。
  至此,大会的主题开始发生重要变化,由反对分散主义为主,一转而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
  过去有不少人认为,大会之所以重新成立报告起草委员会,主要是毛泽东对报告不满意。本来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经大会讨论通过就行了,为什么还要重新起草?除了毛泽东的不满意,似乎不会再有别的解释。但上述情况应该说已经澄清了这个问题。
  1月16日晚上决定成立报告起草委员会,1月17日,委员们就走马上任,每天下午,齐集中南海怀仁堂的一间会议室里,对报告进行讨论修改,直到24日才告结束。


出人意料的决定,改变着大会进程(3)


  因为大会议论纷纷,也因为又组织了起草委员会,还因为毛泽东吸取了1958年和1959年两次郑州会议的经验。他多次讲,那两次会议干嘛那么匆匆忙忙就结束了呢,如果开的时间长一些,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后来的事情就会好一些。所以,这次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决心让大家把意见全部讲出来,决不匆匆忙忙的结束会议,决不再留什么遗憾,所以大会一再顺延,一直到1月27日,刘少奇才作大会报告。
  按照原来的会议安排,刘少奇报告完毕,大会讨论通过,会议就算结束了。结果,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又出现了。
  1月29日,毛泽东向大会宣布,大家在北京过春节,开出气会。由此,会议又掀起一个高潮。关于这个情况,下面还要涉及,这里暂不详述。
  直到2月7日,大会才告结束。
  一个接着一个的出人意料的决定,把个七千人大会搞得波澜迭起,高潮不断,既总结了经验,又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了全党,振奋了精神,七千人大会获得相当成功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毛泽东究竟对报告怎么看?(1)


  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报告,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毛泽东就直接发给大会进行讨论,收到了很好的会议效果。这原本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相反,做法上很有创意,但为什么会引起此后人们各种各样的议论呢?问题就在4年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刘少奇被作为隐藏在毛泽东身边的“中国的赫鲁晓夫”、“最大的走资派”,而被开除出党的命运。
  这使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人们在探讨毛、刘分歧的起源时,不少人将目光投向了七千人大会。
  那么,究竟哪一种情况更符合毛泽东当时的实际想法?对此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当时的情况分析,我以为,毛泽东有对报告稿不满的一面,调子低了;也有感觉问题重大,需要共同总结经验的一面;同时也很难排除他有想听一听大家到底有些什么意见的想法。这几种考虑在毛泽东胸中交织在一起,就做出了这一许多人看来意味深长的举动。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有一个话题可以先谈一谈,这对了解毛泽东当时的想法或许有些帮助。这个话题是:毛泽东在拿到报告稿之前,对报告的起草工作并未给予太多的关注。报告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他们不断地召开会议,反复地讨论报告内容,亲自审读,并亲自动手修改。这一段时间,刘、邓的精力无疑都用在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和起草报告上了。但从目前留下来的材料和参加起草工作的人员回忆来看,却找不到毛泽东的“踪影”,他没有参与主持对报告的起草工作,甚至没有同秀才们直接见面,谈过对报告的设想。
  1961年12月16日,邓小平在讨论中央书记处给中央常委的报告时曾说,“这个报告改出后,等主席回来再议”。毛泽东于12月19日回到北京,可是一直等到1962年1月9日,邓小平还在让杨尚昆请示毛泽东,中央书记处的报告如何处理。可见,毛泽东在12月中旬由外地回到北京以后,对中央书记处的报告并没有表示过意见。
  透过这一情况,再看七千人大会的报告起草工作,毛泽东是否出面指导过?我曾反复向参加起草报告的梅行请教,在起草报告过程中,毛泽东有什么要求没有。梅行说:没有听到毛主席有什么指示,或许陈伯达会和毛主席联系,但陈伯达没有传达过。我们从吴冷西的回忆里,也找不到毛泽东对起草工作有什么意见的说法。同样在胡绳的日记和他的回忆里,也没有发现毛泽东发表意见的内容。从毛泽东本人现存的档案里,照样没有发现他对报告有过只言片语。
  以毛泽东的习惯来说,每当中央举行重大会议,要通过一个什么报告或者纪要等等的东西,他都要亲自过问、修改,甚至还要亲自拟写提纲之类的东西。但这一次他表现得有点特别。
  从毛泽东这一段的活动来考察,他似乎比较超脱,除了没有对报告花费很多时间之外,在整个小型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也没有露面,只是在12月20日晚上召开一次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在12月26日晚上召开一次范围很小的会议,大概是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前一个会议的内容前面已经介绍过,后一个会议的内容,只是谈了苏联问题。他的兴奋点似乎在赫鲁晓夫身上。
  这些情况表明,当时的毛泽东很可能没有对七千人大会投放太多的精力。12月21日,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时说:他现在的心情很好。或许这一段毛泽东比较放松,因为从1960年下半年以来,国内爆发的困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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