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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错误的责任，他说，有些地方不承认天灾，或者只承认三分，七分是人祸，像河南、甘肃。 西北有些县的同志，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中央应首先负责，第二是省级，再是他们。我看，这个话许多人心里有，只是没有讲，现在他们讲出来，就是提高了。
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也起波澜（6）
刘少奇的这番讲话也是意味深长的，无疑，他同意彭真的讲话。
其实彭真的这个话，的确不少人心里都有，只是不像彭真这么坦率而已。前面谈到，陶铸说“形势变化，我们掌握不住”。那么这个形势是由谁来变化的？是毛泽东。是因为毛泽东使庐山会议变化了形势，因而出现了1960年的严重困难。很自然，其中的不少责任也就应该由毛泽东来负。
周恩来大概在担心着什么。他很快发言，从另外一个角度表示：在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他说，在目前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调查工作进行后，情况正在好转，但不能过分乐观。经验现在还不能完全总结，还是初步总结。主席讲过，不经过反复，不能取得教训。现在不是弱了，而是强了。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现在的问题是要争取时机，不怨天，不尤人，发愤图强，埋头苦干。不吹，不务虚名，要谦虚谨慎，骄傲总是危险。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不解决，寸步难行。如粮食上交130到150亿斤，就很难。1959年认识钢材，1960年认识煤炭，1961年认识木材，我们这些人真笨。不一心一德，集中统一，就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这一点思想不通，辩论三天三夜也可以。
周恩来显然有一种担忧，仿佛彭真有点顶不住了，他担心别人也会这样，因此告诫在座的同志，都要积极地承担责任，换句话说让大家把责任都承担起来，不要去追究毛泽东的责任。在他看来，现在实行中央集权本来就遇到了问题，你再去讲毛泽东的错，会带来什么后果？也许周恩来的担心自有他的道理。但现在看来，周恩来这样讲，未必利大于弊。
周恩来讲话不久，陈伯达开始向彭真发难。他说，我们不要做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也胡说八道过，要检查。我们还是要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思想办事。我编辑主席的语录有很大收获。他告诉我们，如何管理中国。要根据主席的指导思想来检查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主席的思想。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
彭真的意思完全被扭曲了。彭真前一天坦率直言掀起的高潮，就此发生了微妙的逆转。其实彭真的讲话并不过分，但陈伯达居然说彭真要检查毛泽东的工作，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要毛主席负责。这个话真是只有陈伯达才能讲得出口！
彭真听了陈伯达的话，感觉问题严重了，不得不赶紧解释。他说：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似乎彭真讲毛主席可以批评，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彭真的意思是，上从毛泽东下到地方，都应该做一些实实在在的自我批评，这不但无损党和毛泽东的威信，相反会大大提高，①大会的效果也会更好一些。看来，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太天真了。
刘少奇说，主席历来提倡多谋善断。有些话是在酝酿中对我们说的，但是有些人把话传得太宽。说到这里，刘少奇说：散会，明天讨论第二稿。
是谁把话传得太宽？刘少奇没有具体说，讨论便戛然而止。这是1月18日－19日的事情。
讨论之五：“三面红旗”究竟怎么讲？
七千人大会在讨论中对“三面红旗”提出了不少疑问和批评。仅西北地区就提出八个问题，需要中央做出解释和回答。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书面报告稿，虽然对“三面红旗”进行了评价，但显然并没有解决当时人们心中的疑问。这些问题怎么看，如何解释？这是起草委员会不能回避的。
事实上，中央领导层如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周恩来等对“三面红旗”是有所考虑的，从以下的意见可以看出，他们对“三面红旗”持有某种程度上的保留态度，可是在报告中，既不能违背毛泽东的意图，又要把“三面红旗”谈清楚，让全党干部口服心服，多少让他们感到有些为难。
比如：“三面红旗”究竟怎么讲？刘少奇说：“比较难说的‘三面红旗’问题”。
陈云虽然在大会上没有讲话，但是在起草委员会上却相当活跃，谈了不少自己的观点，他说：有些问题，只能在原则上肯定，有些人认为不具体，还有怀疑，我说公开讲，过几年再说，如人民公社，有怀疑的人，容许他怀疑几年。
1月25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这个报告时，接受了陈云的意见，强调允许怀疑。在后来公开发表的刘少奇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中，谈到“三面红旗”时，他是这样说的：“‘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这段经典性的一段话，后来被人们广泛引用，很明显，刘少奇对 “三面红旗”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
关于人民公社，周恩来的想法是，报告中有关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要多说几句。
邓小平说，人民公社如果经过试点更好。既然早产了就应当好好爱护他，对早产的孩子有四种态度，一是不要，这是右派；二是对付对付，不认真；三是拔苗助长多给猪肉吃，多运动。这三种态度都不对。主席的态度是重视他爱护他，想办法解决问题。四种态度跟哪一种走？当然跟主席走，一定有希望。
刘少奇说，人民公社还是有点一大二公，将来会看出来，现在难讲。
柯庆施说，十条成绩，人民公社讲少了，至少抗灾有作用。三个口号取消了也不行。讲缺点、错误和三面红旗的关系，如何说？前面解释不够。三个方面：一个经验，一个思想，一个工作，同样条件，工作好的，情况就好一点。看来，柯庆施是充分肯定“三面红旗”的。
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也起波澜（7）
刘澜涛说，有些同志讲“三面红旗”，像念经的一样，宣传上形式主义很厉害。刘澜涛显然同柯庆施的意见不一样。
关于“大跃进”这面红旗，在大会上人们提出了种种疑问，有人说总路线好解释，“大跃进”不好解释。也有人说，这几年农业减产，是否能说是跃进？在邓小平看来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可是不提“大跃进”，“三面红旗”就少了一面。刘少奇说，“三面红旗”少一面不好，还是要提跃进。那么怎么向七千人解释清楚呢？起草委员会经过讨论，给“大跃进”做了以下的解释，其实这也是毛泽东曾经表示过的意见，只是比较详细具体了。
一是从长时期来看，可以说是跃进。速度是波浪式的。二是同资本主义国家比，同苏联比，就一个时期说，还是跃进。三是跃进不能总是以钢作标准，要全面的看，无数小的跃进，可以组成大的跃进。今后几年产量下来了，品种、质量上去，也是跃进。也就是说品种齐全了，质量提高了，也是跃进。今后几年内，我们要在品种、质量、技术方面来个跃进。邓小平对此总结说，十年任务中可以写：“在科学技术和工业产品的品种、质量方面实现大跃进。”修改后的报告稿，其完整的表述则是：
“在科学技术和工业产品的品种、质量方面实现大跃进，接近现代工业大国的水平。”
总的来看，起草委员会是在坚持维护“三面红旗”，但从中也流露出一些对“三面红旗”的不同认识。
除了上述5个问题，起草委员会在讨论修改报告稿时，还涉及了其他一些问题，如彭真提出，把成绩讲足，把错误讲透，错误有多严重讲多严重，这样才能轻装前进等等。会议的讨论是民主的，发言是热烈的。综合起来看，讨论后的报告稿较前做了如下的修改：
一、报告保持了原来的框架结构，三个问题没有变，也就是说原来的报告没有推翻再重新起草。对第一个问题“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做了较大的调整。原来的报告，在讲成绩和错误方面，是与建国以来12年的成绩一起混着讲的，哪些成绩是“大跃进”以来取得的没有单独讲，讲的缺点错误几乎都是“大跃进”以来的。所以在大会上有人抓住这一点说，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修改后的稿子，则重点总结“大跃进”以来的成绩是12条，缺点错误4条，并增加了基本经验教训16条。这16条教训，重点强调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注意的问题。总的说来，修改后的稿子比原来的稿子较突出地讲了“大跃进”以来的成绩，缺点错误也讲得集中系统了一些，加上经验教训十六条，显得条理清楚、详实了许多。
二、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因为一些地方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所以去掉了一些不适当的提法。如去掉了“分散主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的反映”，“闹分散主义的人，……使自己成了目光短浅，市侩习气的政治庸人”等。但是，从中央的角度来看，仍然认为反对分散主义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大会后，刘少奇对报告进行再修改时说：“在各级讨论我那个报告的时候，就反映出来了，但是我们起草委员会没有接受这个意见。他们说分散主义不是主要问题，我们说分散主义是主要问题，和他们对起来了，而没有从另一方面考虑他们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这一次，刘少奇根据大会的反映，也根据毛泽东关于加强民主集中制的讲话，修改报告时，在反对分散主义前面加写了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将第二个问题“关于集中统一”，改题为：“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将原来报告比较片面的地方，讲得比较全面了，并对不少因分散主义被点名批评的单位，隐去了姓名，改得使大家更容易接受了。
三、关于指标问题。在起草委员会除了个别同志，大家都吸取了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带来的严重教训，强调要实事求是地安排生产计划，在增加产品的品种和提高质量方面下工夫。对原来报告提出的一些指标，又进行了反复斟酌。如：原来的报告提出：争取到1972年，使我国在主要工业品的总产量方面赶上英国，修改后的报告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去掉了这一提法。实际上是放弃了“超英赶美”的口号。原来的报告还提到要继续贯彻“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起草委员会认为“四十条”提出的亩产400、500、800斤的指标太高了，一时很难实现，因此将这一条也拿下了。原来的报告提出：争取到1967年，基本上解决我国人民吃、穿、用的问题；修改后的报告将这一时间目标改为1972年。较前稿延长了五年。当然，现在看来，就是1972年也还是冒进了一些。此外，对粮食、棉花、钢铁、煤炭四大指标，照原来的报告均调低了5％左右。值得一提的是，这年的1月27日，当刘少奇在大会上做口头报告谈到指标不高时，毛泽东插话：“有一种可能是还达不到。”这说明，对指标问题，毛泽东也同样表现了十分审慎的态度。不仅如此，在以后的工作中，不论在哪种情况下，毛泽东总是有意的压低指标，可以说，在他的有生之年，再也没有在指标上再冒进过。可见急躁情绪的高指标，确实给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留下了极深的教训。通过七千人大会，及后来的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