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手写本“可能”原作“看他”,后改,抄本作“如何”。刻本无。
自剪青丝打作条,送郎亲手将纸包,如果郎心止不住,
请看结发不开交。
案,“送郎亲手”抄本刻本均作“亲手送郎”,“请看”均作“看侬”。
人人曾做少年来,记得郎心那一时,今日郎年不翻少,
却夸年少好花枝。
案,却夸年少抄本作却夸新样。刻本无。
人道风吹花落地,侬要风吹花上枝,亲将黄蜡粘花去,
到老终无花落时。
案,抄本有,刻本无。
第一香橼第二莲,第三槟榔个个圆,第四芙蓉并枣子,
有缘先要得郎怜。
案,并刻本作五,“有缘先要”作“送郎都要”。抄本无。其后有题记云:
十五国风妙绝古今,正以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
反不能尔,以人籁易为,天籁难学也。余离家日久,乡音渐忘,辑录此
歌谣往往搜索枯肠,半日不成一字,因念彼冈头溪尾,肩挑一担,竟日
往复,歌声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
钱塘梁应来孝廉作《秋雨庵随笔》录粤歌十数篇,如“月子弯弯照
九州”等篇皆哀感顽艳,绝妙好词,中有“四更鸡啼郎过广”一语,可
知即为吾乡山歌。然山歌每以方言设喻,或以作韵,苟不谙土俗,即不
知其妙,笔之于书殊不易耳。
往在京师,钟遇宾师见语,有土娼名“满绒遮”,与千总谢某昵好,
中秋节至其家,则既有密约,意不在客,因戏谓汝能为歌,吾辈即去不
复嬲。遂应声曰:“八月十五看月华,月华照见侬两家,(原注,以土
音读作纱字第二音),满绒遮,谢副爷。”乃大笑而去。此歌虽阳春二
三月不及也。
又有乞儿歌,沿门拍板,为兴宁人所独擅场。仆记一歌曰,“一天
只有十二时,一时只走两三间,一间只讨一文钱,苍天苍天真可怜。”
悲壮苍凉,仆破费青蚨百文,并软慰之,故能记也。
仆今创为此体,他日当约陈雁皋、钟子华、陈再芗、温慕柳、梁诗
五分司辑录,我晓岑最工此体,当奉为总裁,汇录成编,当远在《粤讴》
上也。
黄君与晓岑书中有云:“惟出门愈远,离家愈久,而惓恋故土之意乃愈深。
记阁下所作《枌榆碎事序》有云,吾粤人也,搜辑文献,叙述风土,不敢以
让人。弟年来亦怀此志。”其欲作《客话献征录》,有记录方言之意,写《山
歌》则即搜集歌谣也。此是诗人外的别一面目,不佞对之乃颇感到亲切,盖
出于个人的兴趣与倾向,在大众看来或未必以为然耳。我所佩服的是黄公度
其人,并不限于诗,因此觉得他的著作都值得注意,应当表章,集外诗该收
集,文集该刻布,即《日本杂事诗》亦可依据其定本重印,国内不乏文化研
究的机关与学者,责任自有所在,我们外行只能贡献意见,希望一千条中或
有一个得中而已。
顺便说到《日本杂事诗》的板本,根据黄君所说,计有下列这几种:
一,同文馆集珍本,光绪五年己卯。
二,香港《循环报》馆巾箱本,同六年庚辰。
三,日本凤文书局巾箱本,未详。
四,中华印务局本。
五、六,日本东西京书肆本,均未详。
七,梧州自刊本,光绪十一年乙酉木刻。
八,长沙翻本,未详。九,长沙自刊定本,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木刻。
以上一二七九各种寒斋均有,又有一种系翻印同文馆本,题字及铅字全
是一样,唯每半页较少一行,又夹行小注排列小异,疑即是中华印务局本。
尤《年谱》称“后上海游艺图书馆等又有活字本”,惜均未能详,黄君似亦
不曾见到,或者是在戊戌作跋后的事乎。香港巾箱本当即是天南遁窟印本。
钱《年谱》在光绪五年项下云:
“夏,先生《日本杂事诗》出板。”小注云:“为京师译署官板,明年
王韬以活字板排印于上海,为作序。”据王韬在光绪六年所撰序中云:
“因请于公度,即以余处活字板排印。”又《彛俺唠剐唷肪硪弧队
黄公度参赞》书中云:
“自念遁迹天南,倏逾二十载,首丘之思,靡日或忘。”时为辛巳,即
光绪七年。可知所谓“余处”当在香港,而活字板与集珍亦本是一物,不过
译署官板用二号铅字,遁窟本用四号耳。以言本文,则遁窟本似较差,注文
多删改处,未免谬妄。自刻本皆木刻,最有价值,乙酉本有自序一篇,戊戌
本有新自序及跋各一篇,都是重要的文献。《杂事诗》原本上卷七十三首,
下卷八十一首,共百五十四首,今查戊戌定本上卷删二增八,下卷删七增四
十七,计共有诗二百首。跋中自己声明道:
“此乃定稿,有续刻者当依此为据,其他皆拉杂摧烧之可也。”至其改
订的意思则自序中说得很明白,去年三月中我曾写一篇小文介绍,登在《逸
经》上,现在收入文集《风雨谈》中,不复赘。这里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便是这定本《杂事诗》虽然是“光绪二十四年长沙富文堂重刊”,(此字及
书面皆是徐仁铸所写),其改订的时候却还在八年前,说明这经过的自序系
作于“光绪十六年七月”,——与他作《人境庐诗草》自序在一个年头里,
这是多么有意义的偶然的事。我们虽然不必像吴雨僧君对于诗草自序的那么
赞叹,但也觉得这三篇序跋在要给黄君做年谱的人是有益的参考资料。话又
说了回来,中国应做的文化研究事业实在太多,都需要切实的资本与才力,
关于黄公度的著作之研究亦即其一,但是前途未免茫茫然,因为假如这些事
情略为弄得有点头绪,我们外行人也就早可安分守己,不必多白费气力来说
这些闲话了。
(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四日,在北平)
'附记'去年秋天听说有我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职员在席上大言《日本国
志》非黄公度所作,乃是姚栋的原著云。日本友人闻之骇怪,来问姚栋其人
的事迹,不佞愧无以对。假如所说是姚文栋,那么我略为知道一点,因为我
有他的一部《日本地理兵要》,但可以断定他是写不出《日本国志》那样书
的。姚书共十卷,题“出使日本随员直隶试用通判姚文栋谨呈”,其内容则
十分之九以上系抄译日本的《兵要地理小志》,每节却都注明,这倒还诚实
可取。黄书卷首有两广总督张之洞咨总理衙门文,中有云:
“查光绪甲申年贵衙门所刊姚文栋《日本地理兵要》所载兵籍,于陆军
但存兵数,海军存舰名而已,视黄志通叙兵制姚略相去奚啻什伯。”末又云:
“二书皆有用之作,惟详备精核,则姚不如黄。”此虽是公文,对于二书却
实地比较过,所评亦颇有理,可见二者不但不同而且绝异也。绝异之点还有
一处,是极重要的,即是作者的态度。姚君在例言中畅论攻取日本的路道,
其书作于甲午之十年前,可知其意是在于言用兵,虽然单靠日本的一册《兵
要地理小志》未必够用。黄书的意义却是不同的,他只是要知彼,而知己的
功用也就会从这里发生出来。原板《日本国志》后有光绪二十二年(甲午后
二年)的梁任公后序云:
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
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赖黄子也。又懑愤责黄
子曰,乃今知中国,乃今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
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
《人境庐诗草》卷十《三哀诗》之一《袁爽秋京卿》篇中云:
马关定约后,公来谒大吏,青梅雨翛翛,
煮酒论时事。公言行箧中,携有日本志,
此书早流布,直可省岁币。我已外史达,
人实高阁置,我笑不任咎,公更发深喟。
钱《年谱》列其事于光绪二十一年,且引黄君从弟由甫之言曰:
爽秋谓先生《日本国志》一书可抵银二万万。先生怪问其故,爽秋
云,此书稿本送在总署,久束高阁,除余外无人翻阅,甲午之役力劝翁
常熟主战者为文廷式张謇二人,此书若早刊布,令二人见之,必不敢轻
于言战,二人不言战则战机可免,而偿银二万万可省矣。
梁任公作黄君墓志中云:
当吾国二十年以前(案墓志作于宣统辛亥)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
生此书(案指《日本国志》)则已言日本维新之功成则且霸,而首先受
其冲者为吾中国,及后而先生之言尽验,以是人尤服其先见。
由是观之,黄姚二书黄莸之别显然,不待繁言。还有一层,《日本国志》实
与《日本杂事诗》相为表里,其中意见本是一致。《杂事诗》定本序云:
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讽刺,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虽自守居国
不非大夫之义,而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
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故所
作《日本国志》序论往往与诗意相乖背。久而游美洲,见欧人,其政治
学术竟与日本无大异,今年日本已开议院矣,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
有,时与彼国穹官硕学言及东事,辄敛手推服无异辞。使事多暇,偶翻
旧编,颇悔少作,点窜增损,时有改正,共得诗数十首。
他自己说得很明白,就是我们平凡的读者也能感到,若说《日本国志》非黄
公度之作,那么《杂事诗》当然也不是,这恐怕没有人能够来证明吧。本来
关于《日本国志》应该专写一篇文章,因为其中学术志二卷礼俗志四卷都是
前无古人的著述,至今也还是后无来者,有许多极好意思极大见识,大可供
我抄录赞叹,但是目下没有这工夫,所以就在这里附说几句。(二月八日再
记)
□1937年
3月刊《逸经》25期,署名周作人
□收入《秉烛淡)
诗人黄公度
清末的诗人中间,有一个人为我所最佩服,这就是黄公度。公度名遵宪,
是广东嘉应州人,曾参与戊戌政变,但是他政治上的主张不及文学上的更为
出色。不过讲到诗的问题上,我是个外行,我所以佩服他的,还因他的学问
与见识,古人所谓“买椟还珠”,我其实是难免这句话的讽刺的。
黄公度的著作有《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和《日本杂事诗》这三
种,都已有刻本。《日本国志》与《日本杂事诗》看似平常,这里却有黄公
度的特色。第一是因为他对中国文化有研究,看日本继承中国文化的地方特
别清楚,也很有兴趣。第二又因为他懂得新学,知道凡事应当革新,所以他
对于改革能够了解。这两种特色若不能具备,一个人的意见便不免于偏。杂
事诗定本序有云:“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讽刺,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
虽自守居国不非大夫之义,而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及阅历日深,闻见
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故
所作《日本国志》序论往往与诗意相乖背。”因为定本刊于光绪戊戌(一八
九八),已在初版十九年之后,他的对于变法的见解已经大有改进了。如原
本卷上七十二论诗云:
几人汉魏溯根源,唐宋以还格尚存,
难怪鸡林贾争市,白香山外数随园。
定本却改作:
岂独斯文有盛衰,旁行字正力横驰,不知近日鸡林贾,谁费黄金更
购诗。
日本人学做汉诗,可以来同中国人唱和,这是中国文人所觉得高兴的一件事,
这里黄君却简单的加以取消,无丝毫留恋之意,这在当时是不可及的了。
《人境庐诗草》十一卷是他的诗集,其特色在实行他所主张的“我手写
我口”,开中国新诗之先河,此外便不是我所能说的了。我以前曾经得到一
种抄本,竹纸绿色直格,每半页十三行,中缝刻“人境庐写书”五字,书签
篆文《人境庐诗草》,乃用木刻,当是黄君手笔,书高二十三公分,而签长
有二十二公分,印红色蜡笺上。书凡四卷,与刊本比较一下,内容大致与前
六卷相同,其中有九十四首乃被删去,当系少作的集外诗,但也很值得收罗,
只可惜这个抄本今已失去了。其中也有不少好诗,刊本中有《人境庐杂诗》
八首,抄本原有十首,所删第九、十两首昔曾抄存,今录于下,也是人境庐
的掌故。
扶筇访花柳,偶一过邻家。高芋如人立,
疏藤当壁遮。絮谈十年乱,苦问长官衙。
春水池塘满,时闻阁阁蛙。
无数杨花落,随波半化萍。未知春去处,
先爱子规声。九曲栏回绕,三叉路送迎。
猿啼并鹤怨,惭对草堂灵。
□1958年
8月
14日刊《羊城晚报》,署名启明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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