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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时开始了对基础课的复习。除了翻译李希霍芬之外，他每天都做《简明基础日语》后头的练习题。考试全都是考基础，这个我深有体会，他想。从来都是这样：试题很简单，人们打开卷子心中窃喜。可是那些貌似傻乎乎的试题后面巧埋地雷，暗藏杀机。十之八九的考生没有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掌握最简单的那些条条。他把练习题做了一遍又一遍，只要一出错，他就咬住错处狠攻硬背。他决定把这几页习题做上一百遍，一直到考试前三天才住手。政治课也一样，他从旧书店里买了两本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小册子，把它们全都剪成词条，塞在右面衣袋里。骑着自行车赶路时，他左手扶着车把，右手摸出一张，瞥过几眼，默诵一遍，然后塞进左边衣袋里。等过了闹市，没有红绿灯路口时，再从右边摸出一张来。他骑车骑得很警觉，既没有撞了过路的老太太，也没有惹恼过警察。
这次回北京，他是作为一个北京人回来的。以前十来年里他虽然常常回来，但都是探亲或是过寒暑假。弟弟长大了，他第一次看见弟弟领回家一个时髦的女工时不禁想。弟弟已经是个支撑门户的大人，嘴唇上长着一层黑黑的胡茬。他看得出这个不言不语的大伙子正在暗中忙着自己的婚事。弟弟大啦，而且管了这么多年家，他想，我该接接他的班啦。母亲退休以后一直生病，他听弟弟说，这几年母亲的胃病常常发作。母亲很少说话，他只是从她银发下面的两只眼睛里发现了她的喜悦。
第一天全家三口坐在饭桌前时，母亲有些莽撞地忽然把一条鸡腿夹进他的碗里。她的动作很重，那鸡腿一下子推翻了他的碗。他看见母亲掩饰地转过脸去找来抹布，慌慌张张地擦着洒在桌上的汤水。他感到鼻子有些发酸。他差点忍不住握住母亲那双瘦骨嶙峋的手。
他承担了弟弟的买菜任务，并且和弟弟商量着给家里盖个小厨房。他每天上午十一点钟提起菜篮子，火急火燎地跑出去采买一番，然后回来交给母亲做饭——这样上午经常只能看三个小时书，渐渐地连三个小时也难以保障。他拼命地抓紧时间，可是弟弟的女朋友常来吃晚饭，他想自己要有个哥哥样儿，于是下午的四个小时也常被可怕地蚕食。只是晚上的时间极为安静，弟弟和女朋友去轧马路，妈妈坚决认为电视不值一看。他牢牢地攫住了这夜晚的黄金时间，伏在小书桌上向地理学和外语习题发起进攻。
他每天早上七点钟爬起来，夜里一点半或者两点睡觉。一般他温习功课到午夜十二点左右，然后推开那些地理学报、考古讲义和《简明基础日语》，摊开几张稿纸，开始写他的那首诗。诗的题目是一下子跳到纸上的：《北方的河》。他握紧了笔，觉得胸膛里的长河大浪汹涌而至。那些浪头棱角分明，又沉又重，一下下撞得他胸口发痛。他忍着心跳，竭力想区别开那些河流。十几年他见过多少条河啊，黄河、湟水、白龙江和洮河、额尔齐斯河与伊犁河、甚至内蒙古的锡林河以及青海的通天河。这些河流在他的脑海里飞溅激荡，他感到兴奋得有些晕眩。他看见了那么多熟识的面影和那么多生动的故事，他觉得这些河流勾划出半个中国，勾划出一个神秘的辽阔北方。这片苍莽的世界风清气爽，气候酷烈，强硬的大路笔直地通向远方。他深深地感动了，他把笔尖伸向那些薄纸。他想用简练有力的词句几笔就把那些浪头和漩流钉入稿纸的方格，然后再去尽情尽意地描写那些古朴的台地、倾斜的高原和高海拔的山前草原。可是他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留在肚子里为他看家的那套汉语训练早已溜之大吉。他枯坐着，紧张地瞪着稿纸上的那个题目，听着自己的心在咚咚地跳。他不仅没有找到那种闪闪发光、掷地有声的词句，他甚至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他感受万千，但又一筹莫展，他呆呆地一直坐到两点钟，最后扔掉钢笔，一头栽倒在床上。
有一天深夜，他突然感到四周太安静了。这静寂使他有些若失所依，心神不定。他披上衣服推开了旁边外屋的小板门，小心地绕过堵满一屋的家具和煤气灶、食品柜，蹑手蹑脚地走到母亲床前，帮母亲把薄棉被盖好。他轻轻地把被子拉到母亲的肩头上，突然发现她正在暗影中默默地望着自己。
“妈，”他低哑地喊了一声。
“早点睡吧。”母亲悄声说。
他只是点了点头，几天来，他一到夜晚就忘记了母亲的存在。他从来没有听见板壁这一边有过任何声响。他沉重地坐在母亲的床沿上，一声不响地坐了很久，然后回到自己屋里，熄灯上床。
那天夜里他终于听见了隔壁母亲发出的鼾声，但他却失眠了。他靠在床头吸了好几只烟，出神地倾听着那低柔的呼吸的声响。后来他悄悄取过纸笔，在黑暗中嚓嚓地写了起来。他凭手指的触觉知道，写下的诗句不会重叠在一起。
这是一首新诗的最初的几行。
她被那位银白头发的老人领着，走进了他的屋子。这家伙，不认识啦。她望着他怔怔的神情，好笑地想。“不认识我了吗？研究生！”她微笑着问道。一阵清新的风正从敞开着的屋门外拂来，她头上的黑发在风中轻微地动着。
“我听说了一个消息，就赶快跑来告诉你，”她解释地说道，一面接过他递来的一杯茶。
“听说有一条规定，如果大学毕业生不服从分配的话，将要取消大学生资格，而且五年之内，全民所有制单位也不得录用。我一听就慌了，”她说着自己先紧张起来，“我担心，人家会用这一条来对付你。”他听了也紧张起来。他确实没有想过这一层。“不怕，只要我拿到准考证，一切就不会出问题，”他说。可是他的神经全竖立起来了，他的感觉在锐利地告诉他，麻烦事恐怕不会太少。他有些语无伦次，“没关系，我又不是不服从分配。哼，我是符合报考条件的。不怕，工作单位报到截止在十月一日，哈哈，可八月中旬我就考完啦！”他为自己发现的这个时间差而得意了。“万一到了十月一日还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我顶多去那个地方点个卯。等通知书一来我就逃之夭夭。喂，喝茶呀！”她笑了。他可真自信，她喝了一口茶，他就不想想考不上怎么办。她吁了一口气，觉得有些累了。这家伙大概没有碰过钉子吧？她瞧着他自以为得计的傻样子，他怎么好像孩子似的，难道他对这个社会还没点认识么？恐怕再合理的事也不会那么顺利的。“我想，你还是要做好思想准备，”她说。他们都沉默了。她看出这年轻人心绪很乱。
他抬起头来：“你愿意看看我的诗么？”哦，他还真的写啦。她注意地看了他一眼，接过那几张纸来。
“我已经写了好几次，只写了这么个开头。”他说。
她坐得舒服些，然后开始阅读那几页纸。一共只有几行。为了礼貌，她故意沉吟着读了好久。
好一个不安分的人哪，一步还没有站稳，他已经又迈出了第二步。她打量着那些揉得皱巴巴的稿纸，在那稿纸上面，这个小伙子大大咧咧地写上了“北方的河”四个字。“嗯，就是这些么？”她迟疑了一会儿，然后谨慎地问。这似乎不能叫作诗，尽管她也觉得这些字迹里带着一股烫人的东西。他太不安分啦，他被那些河惯得太野啦，她想，他根本没想到他这是在对着艺术宫殿的大门乱敲呢。研究生，让我对你进一言忠告吧！尽管你在那些大河里如鱼得水，但是这儿可是北京，是首都。也许，你对北京的了解还不如我深切。她撩撩头发，仰起头说道：“我说研究生，这首诗……你还是不忙着写吧！”她看见他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心里歉疚起来。“我不是说，我并不是说你写得不好，”她努力补充着，“我是觉得，你首先要对付这场考试。事情不会那么顺利的，你该多做些准备。你的诗，”她口吃起来，她想到他的自信劲儿和热情劲儿，“唔，你的诗，你要知道，艺术——”她说不下去了。她想起了自己那间闷热潮湿的暗室。我从那间黑屋子里走出来的时候，浑身湿得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你哪里知道我要熬过多少难关，才能从显影液里水淋淋地提出一张过得去的照片啊。而这样得来的照片，命运还吉凶难卜。你仗着热情就有恃无恐，可是热情不等于艺术，艺术有时冷酷得让人心凉。
“我懂啦，”他强笑地说，“我也知道，这开头糟透了。”“不！”她慌忙叫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就是这个意思。他的这几行实在不像诗。说心里话，这只是一大堆白话，像一个野孩子站在岸上对着大河在喊叫。他太狂啦，他以为他什么全能干成，他以为他会煽动就等于会写诗。他到底是成长得太顺利啦，他恐怕还没有机会咀嚼过生活。她想着，差点对他直说出来：小伙子，艺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得到的！……但她心里充满的却是同情。她望着他蓬乱的头发，安慰地说：“先温习功课吧。你首先应该考上你的研究生。这诗，你好好收起来，我觉得，你写得到底是很真诚的……”“不，它太糟了。我知道。”他回答说。他翻着那些稿纸，翻得哗啦哗啦响。“这些开头全该撕掉，”他小声地说着，慢慢地把那些纸撕成长条，又撕成碎片。
这姑娘很对，我没有写好。他有些伤感地想，我真是个大笨蛋。我压根儿没有找到那些本身就闪着光的词儿和句子。我没有找到那些本身就像河里的浪头一样，沉甸甸又动荡着的、色彩浓重又迷朦透明的词儿和句子。我知道自己肚子里全是些真东西，他痛苦地咬着嘴唇，站起来扔掉那把纸片。我对那些北方大地上的河感情深重，对那儿的空气水土和人民风俗，对那个苍茫淳朴的世界一往情深。我以为只要有一个精力饱满的晚上，只要四周一片寂静，那些东西就会像一片瀑布或者一股火焰一样直接喷到稿纸格子里。可是没有。不是它们在喷涌，而是我在拼命地挤。挤出来的全是些又干又瘦的瘪三儿。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决心结束这个话题：“不过，你等着，我会把它写出来的。”我还没去黑龙江呢，等我调查了黑龙江，我会把它写出来的。他开始观察眼前的这个姑娘，“怎么样，你一切都还好么？”“好什么，”她笑了笑，“我——”这时，门口一阵笑声和喧闹声打断了她的话。三个小伙子推开门，吵吵嚷嚷地走进了小屋。他连忙站起来，一边倒茶一边给她介绍：二宝、颜林、徐华北。颜林是抱着儿子来的；她坐了一会儿以后，就帮忙把那个胖儿子抱了过来。屋子里吵嚷声响成一片，他们谈着，提到了分配报到和报名考试的问题。
“伙计，”颜林从眼镜里深思熟虑地盯着他，“你应当去那个宣传科报到。不报到是失策的，”接着，颜林口气陡然一变，威吓地说：“年轻人，难道你胆敢蔑视北京户口么？这户口，一张比一吨金子还贵哪！”二宝说：“算啦，报什么到。干脆咱们开个小酒铺，我也退职参加，而且，”他搔搔脑袋说，“我把录音机也搬来入伙，天天放咱们在新疆唱的那些知青歌。”徐华北赞同地说：“就这么干。咱们把酒铺安到沙滩，开在作家协会门口。文学酒铺。咱们给那伙作家讲故事，连故事带酒一块卖给他们。”二宝大喊起来：“太棒啦！咱们的啤酒一瓶卖一块！”颜林打了个呵欠：“什么时候开张呵？可得赶个礼拜六，我不用接孩子的时候。”接着他们乱嚷着吹起牛来：“我负责画广告：美酒加美的构思——每瓶收费一元，”“二宝！你小子可不许偷酒喝！”“颜林，干脆叫你老婆退职吧，叫她炒菜！”“别考研究生啦，酒铺里再开个私塾，专门教怎么对付考试！”“嘿！咱们这个酒铺把北京镇啦！”真有意思，这些人。她躲在角落里听着。北京可真是思想活跃呀，像这样的青年人不知有多少。她羡慕地望着他们。可是我一直没能遇上这样一群人，她烦恼地挥了挥手，像是驱开他们喷来的烟雾。怪不得，我在黄河边上遇见他时有种新鲜的感觉，原来他们都是这么快活、直爽和新鲜。
她插不进他们的谈话。坐在一旁听着，尽管兴致很浓，她还是渐渐地感到了一丝孤独。黄河流域的采访和摄影任务已经结束啦，可是最叫人头痛的事正在迫近。她害怕面对那些人事关系，但她知道想发表作品，想参加影展，想叫那些摇头晃脑的权威点头又必须面对人事关系。她坐在角落里，似乎已经感到一只无形的巨手冷冰冰地按在了她的肩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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