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案】
《北方的河》是作家张承志继《黑骏马》之后的又一部成功之作，曾获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浩大的空间——黄土高原。由千万年的风雨冲刷形成的黄土高原地貌的描写，凝重结实，气势雄浑，一股内在的力量从字纸间喷涌而出，构成张承志作品特有的夺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
此文原载于《十月》1984年第一期；以我之见是张承志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小说。小说一经发表；就以其沉郁的抒情风格、强烈的思辩色彩和浓厚的文化底蕴引起文坛强烈反响。王蒙读后曾叹道：“看过他写的河，我想，你他*的三十年别再写河了。”王安忆则说“不想再写小说了”， 虽是戏言，但此作的力度也已可见一斑。
【正文】
张承志《北方的河》
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但那时我们也将为自己曾有的幼稚、错误和局限而后悔，更会感慨自己无法重新生活。这是一种深刻的悲观的基础。但是，对于一个幅员辽阔又历史悠久的国度来说，前途最终是光明的。因为这个母体里会有一种血统，一种水土，一种创造的力量使活泼健壮的新生婴儿降生于世，病态软弱的呻吟将在他们的欢声叫喊中被淹没。从这种观点看来，一切又应当是乐观的。
第一章他一直望着那条在下面闪闪发光的河。那河近在眼底。河谷和两侧的千沟万壑像个一览无余的庞大沙盘，汽车在呜呜吼着爬坡，紧靠着倾斜的车厢板，就像面临着深渊。他翻着地图，望着河谷和高原，觉得自己同时在看两份比例悬殊的地图。这峡谷好深哪，他想，真不能想象这样的峡谷是被雨水切割出来的。峡谷两侧都是一样均匀地起伏的黄土帽。不，地理书上的概念提醒着他，不叫“黄土帽”，叫“梁”和“峁”。要用概念描述。他又注意地巡视着那些梁和峁，还有沟和壑。这深沟险壑真是雨水冲刷出来的。他望着黄土公路上的小水沟想。早晨下了一场透雨，直到现在水还在顺着那些小沟，哗哗地朝着下头深不可测的无定河谷流着。汽车猛地颠了一下，他紧紧握住车厢板，继续打量着底下深谷里蜿蜒的无定河。那浑黄的河水在高原阳光的曝晒下，反射着强烈的光。天空又蓝又远，清澄如洗。黄土帽——梁和峁像大海一样托着那蓝天。淡黄的、微微泛白的梁峁的浪涛和天空溶成了一片。他觉得神清气爽，觉得这大自然既单纯又和谐。“蓝格莹莹的天”，他哼了声民歌，心里觉得很舒服。解放牌大卡车载着他好像在沟壑梁峁的波峰浪谷里疾飞前游。
他对着高原，竭力想把视野里的景观记住。他皱着眉头，回忆着《中国自然地理》中那些专门概念的内容。“曲流宽谷”，突然一个概念跳了出来，他不禁微微笑了。书上把他正在卡车上穿过的这条无定河大河沟叫作“曲流宽谷”。有意思，难道“曲流宽谷”和“拐弯大沟”有什么严格的区别么？不过，在试卷上要是写上“拐弯大沟”或是“老黄土帽中的拐弯河大深沟”，考研究生的事就保险告吹。似乎那本书上还有些更严格的条条框框，但他想不起来了。不过他总算记住了一个曲流宽谷，而且是对着地图和大地记住了它。曲流宽谷，他又嘟囔了一声，然后转过身来，随即用手牢牢地握住车厢板。
满满一车老农民。他瞧着车里不禁又微笑了，今天他的心情特别好，就像跳高运动员在春季运动会的早晨看见了一个晴朗无风的好天气。一车老农民在解放牌车厢里颠着晃着哪。打盹的打盹，说话的说话。说话的用粗嘎的陕西腔吼着，满不在乎马达的轰鸣和呼呼的风吼。他估计这些农民全都是从自由市场得胜回乡的。早晨在绥德车站买票时，他亲眼看见那个扎蓝边白毛巾的老头口气蛮大地呐喊：“加车，加个大轿子么！咋——加个”解放“！”可这会儿那老头正稳稳地靠着驾驶室后窗坐着：一面扯着嗓子说着什么，一面警觉又故意不露声色地环顾着车上的动静。那个红脸青年可嫩多啦：两手紧紧捏住一个小黄挎包，一声不吭地背着众人独坐。后挡板外面翻滚的黄尘一阵阵吞没了他。“枣子！河畔枣子！”他记得这青年昨天在绥德城关这样瓮声瓮气地叫卖。全是农民。朴实的、小康的、可爱的、自有主意的农民。他们从绥德老城卖了货，挣了钱，现在回来了。那两个白胡子和花白胡子老汉不会是卖货的，应当是串门走亲戚的。他们全回来了。从陕北名城绥德回到他们的无定河两岸上下的窑洞里和庄户院。婆姨和娃娃正轧好了「食合」「食合」，扫净了炕席等着他们。他心里觉得踏实。从学校里一出来他就觉得踏实，不管黄土从后挡板上面卷过来时，他怎样呸呸地吐着嘴里的沙子，他还是觉得踏实。这条浑浊的河，这片无边无际的黄土山帽和这蓝得质朴的天，都使他踏实。
他看见车厢左前角站着一个女的。他打量了几秒钟以后就断定，这是个北京人。她背对着他默默站着，他感到这女的有意避着他。两个插队出身的北京学生一眼就能彼此认出来，他猜她准是早就发现了自己。卡车歪歪地闯过一道楞坎，满车农民被颠得东倒西歪，但是那女的还是僵直地站着，坚持着一动不动。这是个和我差不多的、老插队出身的北京姑娘，她在避着我哪。他觉得挺有意思，他不由得又望了望她的背影，他觉得这背影很够味儿。
他愉快地吹了声口哨，把手翻转过来握紧车厢板，重新面对着荒莽的黄土高原。当卡车颠得蹦起来的时候，他开心地回头瞟着车里。在那些农民当中他最佩服那个红脸青年。那个棒小伙严肃庄重地坐在车尾，根本不理睬倒卷来的黄土。好后生，他用陕北式的口气自语着，满怀兴趣地端详着那小伙儿安静老实的模样。真是个安分的朴实后生，浑身肌肉鼓鼓的。他不由得展开手掌，然后又轻易地把车厢板握牢。他觉得他的手很有劲，老破卡车蹦一米高也不会使这双手松开，他心里很愉快。等停车吃饭的时候，他盘算着，我要用陕北话和那后生攀谈一番。“清涧的石板瓦堡的炭，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所以这后生的婆姨应当是米脂人，她这会儿也许正给这小伙儿纳鞋底呢。这一路的高原河水、风气人物都和黄色的梁峁一样让他感受清新。对，他心里说，挑选这个专业是对的，地理科学。单是在这样的大自然和人群里，就使他觉得心旷神怡。汉语专业无论怎么好，也不能和这个比，这才是个值得干的事业。我就选中这些河流作为研究方向，他暗暗地下着决心。
上星期毕业典礼时，教语音学的秦老师最后地对他苦口婆心了一番。而他说，不，秦老师，我还是说实话吧，这一行不对我的心思。论文得个五分，并不能说明我就是搞汉语语音学的材料。我想挑个更对我口味的专业干它一辈子。我很感谢您，真的，老师。我觉得这四年汉语学得很值。将来谁能离得开语言呢？
幸亏颜林他爹是搞自然地理的。没想到当年我和颜林拥着一床皮被在阿勒泰南坡露宿，居然成了今天为一生从事的专业作出选择的机缘。他回想着以前回北京去颜林家串门玩时的情景，那时老头经常坐在一个破沙发上对他畅谈地理知识。那干瘦老头居然能从青藏高原扯到海南岛，从太行山扯到黄果树瀑布。他挖空心思想打败老头，于是亮宝似的把自己串联去过的地方一个个说出来。而老头随着他不安分的思路，如数家珍地大讲那些地方的地质成因、地貌特点，以及有什么河，河拐什么弯，夏天有多大洪水，冬天结多厚的冰。这还不算，连山上有什么岩洞，树上长什么叶子，老百姓种什么庄稼，老头一清二楚。每次他离开颜林家时都暗暗称奇。哦，没想到，他想，原来那时听的故事已经在我心里扎根发芽啦。
他极端尊重秦老师的语音学，特别是方言调查理论。他在写毕业论文的那段时间里，不仅真真切切的触到了科学的冰凉而坚实的质地，而且有些天他几乎被这种不苟一音的、规律强大的领域迷住了。可是，当他熬到半夜，最后把三千字的一节删得只剩下二百来字的干货，终于扔掉笔，卷了一根烟点燃，靠在下铺同学的被子上以后，他又觉得不对劲。他惊奇地感到自己胸膛里的那颗心正慢慢苏醒过来，一层层重新滋润，一下下不安地敲打着他的胸肌。那颗心就好像小时候的二宝，热情地爬上他家窗台，邀他上哪儿去疯玩胡逛。这可不行！他害怕了，语音学要用三倍的安静、十倍的细致，循着铁轨一般的规律默默地干。这行当不太照顾他这颗小兔子般的心脏。那天晚上他失眠了，辗转地考虑了大半夜。后来他曾经拐弯抹角地找过起码一打教授和副教授，打探各种专业的底细。后来有一次颜林的老爹出差来新疆，到他们学校看他，他问道：“一个有四年制汉语专业本科生基础、一门半外语、六年插队新疆的历史，具有一定热情和干劲，身体条件良好的三十多岁老青年——究竟选择什么职业最好？”瘦老头斩钉截铁地回答：“地理。毫无疑问，只有地理。”他不禁苦笑了，眼睛还出神地盯着那个红脸后生。没想到这些话当了真：还有三个月，也许是两个月，他就要走上人文地理学研究生考试的考场。如果能参加人文地理学的考试，他就不用害怕自己的文科出身和高等数学的威胁。而据颜林他爹说，北京有位姓柳的老教授，几十年一直研究人文地理，目前正要大开山门，物色门徒。一切信号都是绿色，一切迹象都像这陕北高原的气息一样，显示着生机和美好。他在毕业前那阵乱哄哄的日子里啃完了一大堆地理系的讲义、小册子和一本《地表水》，并且刚刚把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的名著《中国》日文版第一卷借到了手。现在，天空晴朗湛蓝，风儿正吹满蓬帆，他朝着亲自选定的那个目标启碇开航了。
促使他最后斩断了种种迟疑的是毕业分配。“计划生育办公室”！他气得火冒三丈。秦老师惋惜地说，这是照顾你家在北京，只有这么一个名额啦。他铁青着脸什么也没有说，他知道秦老师也很不舒畅，因为这个结果对她谆谆开导他的那些方言调查理论也是一个大嘲笑。等秦老师端着饭盒走开以后，他突然狂怒地把两个饭碗砸在水泥地上。他踩着粉碎的白瓷片，撞开拥塞的人群，一直冲出了食堂。他当天就去图书馆借来了地理系的讲义。
那个红脸膛的陕北小伙儿突然站了起来，朝他憨憨的一笑。满车赚足了钱的农民都拍打着身上的黄土——卡车正慢慢地停住。他吃惊地朝车外一望：青羊坪——三个白粉大字一下映入了他的眼睛他一下车就觉得眼花缭乱。眩目的阳光直射着这个河岸台地上的小镇。一点儿也回忆不起来啦，他惊奇地想。他完全回忆不起当年这里有些什么建筑和什么景物。那时我急得心火上蹿，因为我连自己被大卡车拉到了哪里全都不知道。他感慨地走在一条土巷子里，默默地想着。那天，为了避免暴露扒车者身份，他只是查对着一本薄薄的《革命串联地图》，猜测着卡车前进的方向。他只猜对了一点：这车从绥德东关一钻出来，就根本没有去什么军渡或宋家川，而是一头向东南扎下去，顺着无定河的大深沟，顺着“曲流宽谷”。
他追了两步，赶上那个红脸小伙子，在他肩头上拍了一下：“后生。”那小伙儿朝他转过晒得红红的脸来，清澈单纯的大眼望着他。“吃饭嗑么，后生？”他问。那次来陕北，他一共学会了三句陕北话：嗑、解下、相跟上。前两句一个是“去”，一个是“懂”，第三个和普通话意思一样，因为这说法又淳朴又文雅，所以他也一并记住了。这时他兴致勃勃地试验了第一句。
那后生又憨憨地笑了，赤裸的粗脖颈闪着健康的黑红色。“嗯，”他不好意思地答道。
“相跟上——咱们一块儿去吧！”他只说了半句陕北话，库存就空了。“我的话，你解下解不下？”他干脆把最后一句也抛了出来。幸好那后生宽容地说：“解下了。”于是他俩相跟上顺着土巷子往前走。
街巷上小饭棚、小客店鳞次栉比。他和那后生买了些白荞麦面皮的、包着粉条、菜和一点清油的馅饼。那饼炸得又黄又脆，他香甜地边走边吃，和那后生攀谈着，不断地使用“嗑、解下、相跟上”三个陕北词。当他们会钞时，他瞥见了黄帆布书包里露出来一捆鲜艳金红的毛线。给婆姨的么？他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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