嶂懒职姿鞘裁慈寺穑科敬案┦诱饬礁鲂≡海岵换岣械剿窍袷歉呗ハ碌囊桓鏊频埃俊�
一位老太太走过来，问我：你这是找哪儿呀？我问她：棉花头条还有吗？
早拆了，从头条到上六条都拆光了，就剩下上七条了（棉花胡同除有头条外，还有八条和九条，其余二至七条有上下之分）。
她一定笑我，还找棉花头条呢？说完，摇摇头走了。
我也只好怏怏地走了，走到工地的大门前，又找那两个警卫，请求他们能让我进去看看。那两个警卫很不屑的对我说：看什么呀，什么都没有了。我不大甘心，问：拆得那么干净？一点儿东西都没有留下来吗？留下什么呀，就留下那么一块空地，现在堆放的都是建筑材料。
林白水是一个正直勇敢的报人，也是一个潇洒幽默的名士，记得他创办的新社会报得罪了军阀吴佩孚，被勒令停办三个月，三个月后，报纸重新开张，更名为社会日报，他在致读者词中说：“自今伊始，除去新社会报之新字，如斩首级，示所以自刑也。”如果他还活着，从故居望那高楼，该不会再幽默一把说是头上长头了吧，新社会报的“新”字前面应该再加一个新字，社会确实在日新月异。
据说，将林白水从棉花头条这里逮走的时候，他很从容。这里的房子，前一院是报社，后一院是他的住宅。《燕都丛考》引张江裁《林白水故居记》里说：因为“其地为秦良玉屯兵之所，兵卒违反军法者，就戮于此，孤魂无归，时出为祟。”所以，认为林白水住的这院子，“为燕市凶宅之一，卜居之，多不利。”张江裁和林白水是同时代人，又是福建老乡。不过，他说的对吗？即使不是凶宅，林白水就能够逃出此劫吗？其实，这是说真话所付出的代价，真话，有时候就是如此残酷地遭来性命之虞，比住凶宅还要可怕而不测。
萍水相逢百日间（2）
站在空荡荡的林白水故居遗址前，我想起这位中国报界的前辈的同时，再一次想起巴金先生，巴金先生说过：“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真的是那样的吗？我不仅产生怀疑，林白水不就是讲真话了吗，可是，他能够认真地活下去了吗？
几天之后，路过天桥商场，不禁又想起那天找林白水故居的情景。我知道天桥商场这块地方是民国时期的刑场，邵飘萍和林白水都是在这里被杀害的。不过，现在，又多少人还能够知道邵飘萍和林白水的名字呢？“萍水相逢百日间”，现在说起“萍水相逢”这个成语，都让我觉得沉重。
一街人头攒动，车水马龙。
2005年12月6日写毕于北京
棉花五条
胡同常能给我意外的收获，胡同无论长短，都像是缓缓展开的一盘电影胶片，总会有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景物，或根本意想不到的人物出现，就像电影里突然出现节外生枝的跌宕，出现萍水相逢的惊喜，让我有一种隐隐的期待，像有了悬念似的。每一次去胡同出门之前，心里总要想，这一回，会能够碰上谁？
在棉花胡同五条的西口，我见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位小脚老太太，我只是向她打听路，没有想到她老人家就是胡同为我今天上演的电影的主角。她长得身材爽朗，眉清目秀，虽说满嘴只剩下一颗门牙，但仍然能够想象得出年轻时候一定是个美人坯子。
老太太很健谈，我是问她您是住这儿的老街坊吗？引起她的话茬子开了闸门的，她告诉我他们家住在这里100多年了，四辈人都住在这儿。她伸出干葱似的瘦削的四根手指，然后指着五条靠南把口的一个小商店说，我们爷爷原来就是在这儿开的一家油盐店的铺子，叫泰昌号。我们家一直就住在棉花胡同24号。我看出来了，泰昌号和24号原来是连在一起的，前店后院，一家子连做买卖带过日子，是那时的小户却殷实人家。
她指着五条路口把北的一个房门告诉我：这里原来是一个麻刀铺，开铺子的是一个罗锅，他有两个老婆。说起这一带来，老太太如数家珍。我继续请她给我讲古，她对我说，棉花胡同一共有九条，现在头条和上二条都拆了，其余的几条还在。早先年间说：人不辞路，虎不辞仙，唱戏的不离百顺韩家潭，说是唱戏的名角住在百顺胡同的和韩家胡同的多，其实，住在这儿的也不少。说着，她向我例数头条住过贯大元、三条住过于连全、六条住过赵桐山、七条住过裘盛戎、李少春、八条住过金少山、九条住过马福禄，我们五条住过叶盛兰。别说我们旁边的山西街还住过荀慧生，椿树胡同还住过余叔岩和尚小云呢。你说多不多吧？
看老太太说起他们，像说自己的亲戚那般的亲切，真有些为她为这些都已经逝去的老艺人，也为这些条胡同感到欣慰。一条胡同，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活生生的人才有了生命的气息，更何况，这是些富予艺术生命的气息。即使岁月变迁，这些名人故居已经是人去楼空，却一样是小巷长忆，细雨梦回，空气中都还荡漾着他们唱腔的韵律。
如果不是后来走来一个小伙子，老太太不会走。小伙子对我说：你别听她瞎讲，她老了，脑子都糊涂了。老太太不乐意了，反问小伙子：我脑子怎么糊涂了，哪儿说的不对了？等听完小伙子的白乎之后，老太太早不见了。我一人从五条西口走到东口，见到好多老宅门都像是叶盛兰家，不知道哪一家确实。心里有些埋怨那个小伙子，莽撞得把老太太气走了。折回西口，走到24号院，希望老太太在那儿。还真在院子里，好像有意在等着我似的。我问老太太叶盛兰住在几号啊？我没找到。老太太走出院子，对我说我带你去。我要搀扶她，她甩开我的手说没事，我身子骨好着呢。我问她您多大年纪啦？80整，说完，她自己先笑了。哪儿像80的老人？踩着小脚，像踩着轻松的点儿，她领我一直快步走到东口（一路上还指点着那些老宅门，其中一个是当时名医魏龙骧的老宅，魏是京戏票友，许多住在附近的京剧名角都到这里来看过病，曾联合送他一幅“仁术可风”的匾），指着路北的7号院告诉我这就是叶盛兰的家，后来把人家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批斗人家，死得早，挺惨的。听说人家的后人搬到龙潭湖去了。
院门很古朴，红漆班驳脱落，但门簪、门墩都还在，高台阶和房檐下的垂花木棂也都还在。我走进院子，典型的北京四合院，虽东厢房前盖出新的小房，院子的基本面貌未变。我走出来问老太太进门的地方原来是不是有个影壁啊？她说我记不清了，我还是原来查卫生的时候到他们院子里来过，这一眨眼都是好几十年前的事了。
想起放翁的诗：看尽人间兴废事，不曾富贵不曾穷。叶盛兰活着的话，今年90，比老太太大10岁，心情大概和老太太是一样的。
往回走，走到一个小胡同口，老太太对我说，你从这儿穿过去就到山西街，荀慧生的老宅子就在那儿。我想把老太太送回家，刚走几步，老太太摆摆手：趁天没黑，你快去吧。多么好的老太太，让我想起自己的母亲，心里很感动，临别的时候问您贵姓？她说姓尚，我说那您和尚小云一个姓啊！她立刻开心地乐起来，笑开了只剩下一颗门牙的嘴。
2005…04…30于北京
李万春和鸣春社（1）
菜市口东南角有条东西走向的胡同，叫北大吉巷，靠近胡同东头，有京剧名宿李万春先生的故居。听说这片要拆迁，最近来的人特别多，那些老街坊没等我开口，就先问我了：是找李万春老宅子的吧？
李万春的这座老宅子，在北大吉巷22号，是京城里典型的倒座四合院。大门朝北，门框上一个大大的福字，近一个世纪的光阴过去了，依然清晰，色彩未褪；门柱上方有戗檐砖雕，下方有汉白玉墙腿；大门两侧，西有一块、东有四块栓马石；都是在整条胡同里非常扎眼的。
进得院子，最打眼的是一道屏门，屏墙是从东西厢房的北山墙外单独砌出来的，磨砖对缝的青砖，宽于山墙，厢房前后接出的小房的红砖，明显劣质于青砖，打补丁似的，在青砖墙前很显眼。屏门西侧的靠山影壁没有了，屏门保存得还完好，前后砖雕上富贵吉祥的篆字和花草雕饰，都须眉必现，真算是历经风霜而不凋的万幸。
这座院子，正房为南，倒座房为北，各三大间，当年都带有宽敞的走廊，正房的这一痕迹非常明显，虽然廊子都搭建成了房子，但西边要通向后面的小院，所以必须留出空间，一根朱红色的廊柱，像是旗袍开缝中伸出的一条腿，便露在外面，泄露出逝去时光里的一些秘密。通往后院的是一个门道，门洞上方的墙上有一块硕大的菊花砖雕，逸笔草草，刀锋流利，是民国早期的风格，有些韵味，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
见我望砖雕出神，从南房出来一位老爷子，指着砖雕告诉我：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上面都给糊上泥了，前些年我那孩子才把泥扒下来，现出了原样。我对他说：亏了糊上泥了，要不没准就给砸了。老爷子说：那是，那时候我这屋里住着李万春的母亲（李父1955年去世），后院里住着李万春两口子。心想，哪个红卫兵闯进到这里来，瞅着不顺眼，砸了它不是手到擒来的事？
走进后院（其实是西跨院），北边有一间房，西边有三间房，这三间房子和院子里所有的房都不一样，其它的房子都还是老四合院的旧模样，这三间房高出一大截，且有女儿墙，门窗都是砖券拱形，西洋的味道很浓。这就是李万春住的房子，据说前几年墙上还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字迹，字迹从来比人活得年头长，李万春都去世整20年了，字还在墙上顽固地留着。可惜现在看不见了，应该留着它才好，那是历史的物证，是流逝的岁月留存到现今的眼睛。
老爷子告诉我北边的那房子原来没有，是后盖的。文化大革命中，军代表占了他现在住的房子，军代表撤了，返回原籍，军代表的儿子住了后院李万春的那三间西房，现在人家有了楼房住，不来这边住，房子一直锁着。老爷子朴实几句话，短，却浓缩了一段历史，许多老宅子就这样改朝换代，宅第换新主，衣冠异昔时，徒留下曾经沧海的慨叹。
老爷子送我出院，走到前院那排倒座房前时，指着房梁对我说：以前这里画的都是戏牌呢！前些年还能看见。我不懂什么叫做戏牌，以为是以前的戏码，怎么能够画到房梁墙柱上面呢？忙向他请教，老爷子告诉我是那些京戏里场面的绘画，全是彩色的，非常漂亮。我明白了，这符合这座院子的特点。这院子原是余叔岩的老宅，当初余叔岩看中了李万春，收为义子，亲授《八大锤》，并让李氏全家搬进这座老宅来住。相传李万春的父亲花了4500大洋买下这座院子，那是后来的事情了。两代梨园名宿，雕梁画栋，全部画的是戏牌，当然是别的老宅绝对没有的了。
走出李万春的老宅，斜对门21号和19号，是李万春当年创办的鸣春社，像当年余叔岩亲授他自己一样，亲自传授一帮年轻的弟子。这时候的李万春已经是武生的名角，长靠短打箭衣猴戏，样样拿得起放得下，他的关羽武松黄天霸的扮相和武功，让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他担当鸣春社这个老师，是叫得响的，京剧界的传承就是这样在道义中自觉与不自觉完成的。
我先进的是19号院，院子很拥挤，再进21号院，虽然格局一样，却一下子显得很轩豁，正房子和倒座房各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院里有一株香椿，两棵石榴，香椿有些枯萎，石榴树却很旺盛，累累的石榴压弯了枝头。面相慈善的女主人告诉我：原来这院子还有一棵杏树和一个葡萄架呢。原来也没有东厢房，和19号院是打通的，孩子们翻把子好有宽敞的地方呀。正房原来是说戏的地方，倒座房是学员们住的地方，西厢房是原来的厨房……
正聊着，男主人推着自行车进院了，热情地拿过板凳，非要我坐下聊。石榴树下的阴凉里，清凉得很，也安静得很，虽然和喧嚣的两广大街只隔着一排房。也许，只有坐在这样的院子里，才多少能够体味到老北京的味道，如果再有一杯茶或酒（主人是非要沏茶的，被我拦住），花间一杯酒，把酒话桑麻的情致，是区别于坐在高楼的落地玻璃飘窗前啜饮咖啡的情景的。
聊天中，我知道了，解放前夕，鸣春社停办（1948年）。这院子卖给一位姓郭的中医手里。解放后不久，这位中医害怕私房主一顶剥削的帽子戴在自己的头上，就非常便宜地（1600元）卖给他家。其实，那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