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的厂甸，有史以来最为红火，摊子有750多个，逛厂甸的有400多万人。厂甸真的属于人民，而非翩翩文人独有。不知别人怎么说，反正我们大院里的人，无论大人小孩，都说去逛厂甸，没有说去逛琉璃厂的。
我小时候印象中的厂甸，已经没有了清时诗人说的那种“箫管千官暇，楼台百戏中”的场面；也没有了“书画多名笔，闲寻认宋唐”的可能性存在。不过，程晋芳诗中所描写的“势家歇马评珍玩，冷客摊前问古书”的意思，多少还是在的。如洪亮吉写的“一市人如海，尘从隙处穿……欲寻容足地，飞爆向街燃”的喧嚣和拥挤，就更还是一样的。过年，逛庙会，图得就是人多，人多才热闹。没有人挤人，还叫过年吗？如果人挤人，人的手里再举着一串足有两米来长的大长糖葫芦，糖葫芦顶上再粘着一面小彩旗，那过年的气氛就叫足实了。起码，对于我是这样，那时候，逛厂甸，我最渴望的就是举着这样一串大糖葫芦回家。
我对厂甸真正的印象或者认识，来自我的一位同学，那是我刚刚上初一，我们学校里有一块板报，叫做“百花”，上面贴满了高年级同学写的文章，我看见一个署名叫园墙的，在每期板报上都有他写的“童年记事”的文章，就像现在的专栏。我非常喜欢他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写厂甸，写他过年逛厂甸时看见一个摊子上卖小木马的玩具，做得惟妙惟肖，他特别喜欢这个小木马，但是他家穷，没有钱，他买不起这个小木马，他便在过年这几天天跑到厂甸里来，跑到这个摊子前，看这个小木马。有一天，他趁着卖货的没有注意，偷偷的伸出手摸了摸这个小木马，被卖货的发现了，骂他是小偷，不由分说，打了他一顿。虽然已经过去了45年，这篇文章我依然记忆犹新。可以说，我就是看了这篇文章，对厂甸才多了一份认识，才发现厂甸并不仅仅就是一串大长糖葫芦就能够概括得了的，它让我对厂甸一下子多了一层忧伤的色彩。
那时候，我非常崇拜园墙，后来我知道了，我上初一的时候，他上高二，我上初二那一年，他高三毕业，我记得非常清楚，就在他高三的寒假，他在《北京文艺》发表了一篇散文，题目叫做《水仙花开的时候》，全校都很轰动，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一个同学能够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但是，那一年，他没有考上大学，最后分配到南口农场工作，是因为家庭出身，那时候档案袋里一张纸就有这样重得能压死人的分量。后来，我认识了他，他带我到他家里去，他家离我家很近，就住在木厂胡同北边的一条七拐八弯的小胡同里。他借给我上下两册的《莫泊桑小说集》。那是我第一次认识莫泊桑。
以后，我再到厂甸，总忍不住想起园墙，想起他写的那个小木马，想起南口农场，想起《水仙花开放的时候》，想起上下两册的《莫泊桑小说集》。
自从文化大革命厂甸的庙会没有了，童年和少年时光也已经远远地逝去，以后我又去北大荒插队，琉璃厂更是淡出了我的生活之外。没有想到，琉璃厂再一次和我发生关系，是到我的孩子出生以后，每一次，都是和我的孩子有关。仿佛那里命中注定是孩子的天地。
八十年代中期，孩子刚上小学，迷上了集邮，那时候，宣武区文化馆的大院里，每个星期天开辟为集邮市场，我带他到那里买邮票，然后带他到琉璃厂的东口，路北的信远斋还在，一起喝一瓶那里有名的酸梅汤，价钱很贵，味道还不错。这算是又开始重游琉璃厂，算算时间已经过去了20来年，孩子到了我当年逛厂甸的年龄，日子仿佛走了一个循环。
琉璃厂和厂甸（2）
宣武区文化馆，就是以前的火神庙，是座老庙，最早建于明朝，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重修，过去，这里和海王村是厂甸最热闹的地方。民国期间，这里是有名的文化市场，卖珠宝玉器、古玩书画的，都要挤进这里摆上一个摊位，就是珠宝市的珠宝商和东交民巷里开钻石行的洋人，也要到这里来摆摊，他们的摊子称之为“红货摊”。一些收藏家也要把自己家里珍藏的宝贝拿到这里来亮相，不是为了卖，而是为了摆阔、比阔，这叫做“亮宝会”。那场面，有点儿擂台赛的意思，比现在的潘家园还要透着热闹。
谁能够想到，光阴流逝，物是人非，原来的火神庙变成了集邮市场。那一阶段，我和孩子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去那里买邮票，有一次，我挑邮票的工夫，孩子偷偷把一只小蚂蚁塞进人家一本世界各国的大邮票夹里。回家后，我看见他在日记里写道：“我看见一只蚂蚁在地上爬，就捉住它，把它悄悄地放在一堆邮票里，我想让它也看看五颜六色的邮票世界。”像琉璃厂曾经给予过我童年许多欢乐一样，琉璃厂也给予了我的孩子欢乐。
升入初一，他忽然爱上了那些古书，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往书店里跑。我对他说：你要想看古书，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保证你喜欢，那里的古旧书，从清朝到民国就有名。他异常兴奋，要我立刻带他去。我们一起去了琉璃厂的中国书店，果然喜欢，以后他自己去了好多次，他在那里买了好多书，其中还买了一本我国著名目录学家王重民先生的《中国善本书提要》，厚厚的精装书。其实，他根本看不懂，但他读过王重民先生的《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他敬重前辈，并爱书，还是让人高兴，我本想说他，想想，最后没有说他。虽然那书一直藏我家的书柜里，就那么藏着吧，珍藏着孩子天真的少年时光，珍藏着那一段时光和琉璃厂和厂甸密切相关的难忘回忆。
铁门胡同（1）
虽几乎被建筑工地包围，街的西部不少已经开始拆毁，铁门胡同不能算全须全尾，基本还完整。在城南，这是一条不被人重视却是非常值得一走的老胡同。它南北走向，有点斜，位于菜市口的东北角，紧靠着原来的“菜百”（以卖黄金首饰著称）。在旧京城，铁门胡同很有名，清时杀人的法场就在旁边，戊戌六君子就是从这条胡同的南口为起点一溜往西次第排开，被一一砍下了头颅。据说，断头者的鲜血都流进铁门胡同的一条暗沟里，当地人称血沟。文化大革命挖防空洞，人们还发现了青石板下的血沟。
当然，铁门胡同铁字的森森寒光，并不是因为靠着杀人之地而得名。明时，这一带是料虎训熊喂鹰之地，附近才有了虎坊桥、喂鹰胡同（今未缨胡同）。清人《箕城杂缀》中说：虎坊桥“其西有铁门，前朝虎圈地也。”铁门就是虎圈边上铁栅栏门，胡同由此得名。有意思的是，后来在它旁边出现以棉花地而闻名并得名的棉花胡同的一到九条，两者比邻而肩，阴阳相济，冰冷坚硬与温暖绵软，都只是历史的巧合，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那天黄昏，我去铁门，从胡同北口进去，走不几步，先轻而易举地找到了要找的宣城会馆。300多年的历史，这大概是这条胡同里现在最老的遗址了。它旁边还应该有广信会馆，但是，已经看不出任何眉目。宣城会馆的大门虽破旧如龙钟的老者，佝偻着洼陷下去一截，却还顽强挥洒着当年的影子，一眼就能够看出它的与众不同。走进门，迎面是八檩的宽阔过廊，廊前一株老椿树。穿过窗棂木纹清晰依旧的过廊，后院的一排正房已经拆空，柁与檩恐龙骨架似的呆呆地和远处工地的脚手架对峙。让我更加吃惊的是，院子的南部都已拆空，而北部却还住着人。院子里到处是碎砖乱瓦，一株老枣树疏枝横斜，没长出一片叶子。
站在荒芜的宣城会馆，真感到时光的无情，想当年，顺治六年，诗人施愚山中了进士，从安徽宣城老家进京，就住在这里。北京城南会馆有几百个，宣城会馆并不有名，却是因施愚山而有了名，曾经也是以文会友，以酒佐诗，极尽一时之盛。不过，想顺治十五年的进士王渔洋，只比施愚山小15岁而已，再路过这里时写下的《过宣城馆有感》诗中说：“无复高人迹，空闻鸟声喧。”不过才十几年或二十年的光景，不也是开始空荡荡了吗？再看施愚山自己当年写下的诗：“书声不敌市声喧，恨少蓬蒿且闭门。此地栖迟曾宋玉，藓墙零落旧题痕。”好像他早已经有了预感似的，这里早晚得藓墙零落，蓬蒿闭门。
继续向南，走到和棉花五条交叉口的时候，遇见一个老太太，问她知道不知道文昌馆和笑社的旧址？这是铁门胡同的另外两景，京剧宿将陈德霖，年轻时候在文昌馆唱过戏，一时地以名传。民国元年，苏州作家包天笑和笑社也都住在这条胡同里，他们写稿子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京报就在魏染胡同，出南口往东走，只隔着四川营一条胡同。老太太想了想，告诉我，包天笑没听说过，笑社好像在49号院，早拆了。然后指着北边路东的一座二层楼说：文昌馆好像就是那儿，日本人后来改成了澡堂子。
当年笑社有一幅木制的楹联：此地在城如在野，斯人非佛亦非仙。曾引来不少好事者观赏，那是一代文人的心态和追求，不过，也可以隐约感到那时铁门胡同的闹中取静，几分超然物外的样子。如今，四周到处在拆房子，喧嚣一片，尘土飞扬，用施愚山的诗句只能说是“书声不敌市声喧”了。
我又向老太太询问桂馨斋，这是家乾隆年间开张的酱菜园，附近的百姓没有不知道的，就在南口，门脸朝东。它的酱佛手最有名，曾经是进贡朝廷的贡品，深为慈禧太后喜爱，曾特别赐予六品顶戴，惹得铁门胡同得了传染病似的，开了好多家酱菜园。据说一直到解放前，那六品顶戴还供奉在桂馨斋的堂前，成为了最好的广告招牌，无异于现在店铺墙上挂满领导的题词和合影的照片。民国时的《燕京访古录》中说铁门胡同有72眼井，“其地多制酱局，需水多，盖缘此也。”我问老太太真的有那多眼井吗？老太太说是，我们院子里就有井，屋子里还有井眼呢。
这时走过来一个小60的男人，手心里把玩着两个油核桃，显然在一旁听半天了。他对我说：我跟你说这条胡同最值得看的，得是安庆会馆。你知道吗？陈独秀当年就住在这里，孙中山当了大总统，来北京也到过这里，鲁迅也来过。解放初期，院子里住着一位姓方的方先生，以前给孔祥熙当过秘书，那时没饭辙了，方先生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后来每月从街道办事处拿钱，每月15块钱。别小瞧了这条胡同！一幅学问大的样子，明显对老太太的介绍不大满意。
他指指我身后的一座宾馆，告诉我安庆会馆就在这个位置上，七十年代盖这座楼时，那时是玩具厂，把它给拆了，真可惜啦！安庆会馆是铁门胡同里最漂亮的，到现在我还能画出来它的门楼、院子和那二层的灰楼。我告诉你，墙都是带刻花的砖雕，院子里有抄手游廊，楼里全是木地板，楼梯悬空在外面，楼前是花园葡萄架，楼后是专门养花的花房。说着，他用核桃尖在墙上为我画了起来。我看见，老太太蹲在地上，用小石子也画了起来。早已消失了三十多年的安庆会馆，那一瞬间在地上、墙上和他们的眼睛里都辉映了出来。
铁门胡同（2）
我问他们两人怎么对安庆会馆怎么清楚？他们几乎异口同声：我们原来就住在那儿呀！我问他们现在住哪儿去了？男的指着对面：就住这院子里。我才发现这院门旁的一溜灰墙很齐整，灰瓦檐很像是过去的庙檐。我将疑问说出，他说：没错，过去是一座庙。庙檐上原来还有两个龙头呢，漂亮！文化大革命，给砸了。老太太接上话：那时把庙里供的好多佛像也都给砸了。男的说：佛像的肚子里有肠子，是用绸子和珠子做的，心是用锡做的。
老太太告诉我：我住在这里50多年了，刚搬来的时候，这庙里还有和尚呢，一直到1958年和尚才没有的。那时有个小和尚叫胜明，挺可爱的，后脑勺留着小辫，老让我给他梳小辫，让我给他洗长袍。后来听说他和棉花五条里的尼姑庵一个小姑子好，被人发现，给当成了坏分子弄到茶淀劳改农场，死在茶淀了。
我知道棉花五条里的尼姑庵，叫圆通庵，《顺天府志》一书中有记载，宋代的，乾隆十一年重修，当时的吏部尚书汪由敦还特意写了碑记。圆通庵和铁门胡同的这个庙离着很近，小和尚和小尼姑眉目传情或约会，都是很方便的，小小的脚印花瓣一样串起这两条胡同。他们相好的悲剧故事，为这条胡同抹上了一抹凄美的色彩，让我想起了汪曾祺的小说《受戒》。我忍不住问那小和尚是哪一年死的，老太太掐着手指算：我家小缨子6岁那年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