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找到了正中书局，想起单小琳她的那个正中书局，有种历史和时光错位的感觉。眼下是一条细长的走廊，黑黝黝的，像是火车上窄窄的走廊似的，有一种摇摇晃晃的感觉，颠簸着，也不知道这列车将要开向哪里。心想，要是单小琳来到这里，会做何等感想？这可是她的正中书局的老巢呀。
走廊一侧是墙，一侧是蜂巢一般间隔很密的一间间的房子，大概是以前的编辑室吧？拐角处是楼梯，我爬上去，站在二楼的走廊，火柴盒似的四方小院一览无余。忽然看见，站在楼下的街坊正奇怪地望着我，问我你找谁呀？是啊，我找谁呢？
走出当年的正中书局，仍不住回头望望它，如今的它已经是波澜不惊，当年却是热闹如枝繁叶茂的一株大树。可以想象，这样的书局鳞次栉比，当年这条街热闹不比离它不远的琉璃厂差。
在杨梅竹这条街上，我看到这样一景，超乎我事先的准备，给了我节目单之外的加演似的，那是在路南90号院的一座大门开着的两扇门宽窄不一样，仿佛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跛子，这多少让我奇怪，谁家的大门也不应该这样的安法呀。走过去一看，发现左侧的那扇门明显比右侧的那扇门足足宽出有一尺多，而且左侧的门上还有门联：合力经营晏子风；右侧的门上什么字也没有；致使门联缺了半扇，整个一条腿没了。
正巧从大门里走出了两位老太太，忙请问她们这门是怎么一回事？老太太告诉我：原来右边是还有一扇大门，和左边的一模一样。前好些年，搬来一户人家，就在门道靠你说的右边这扇门的后面，人家和房管局的人认识，房管局来人了，就把右边的大门给卸了，换上了这扇小门，这样，里面人家的住房不就望外宽出一尺多了吗？我们家，想外扩出一寸，都不让！其中一位老太太说着，有手指比划着窄窄的一条缝儿，撇了撇嘴。
我又请问原来的那扇门应该刻着那半扇门联呀，现在在哪里了？她们告诉我：人家打成了床板用了。
我接着请问这里以前是做什么买卖的，老太太告诉我最早是书局的印刷厂，后来几家人合伙做别的什么买卖，我也不清楚了。这院子老大了，以前能够进马车和汽车呢。原来后来是几户合伙，怪不得门联上写“合力经营晏子风”。过去人做买卖，讲究的是古风悠悠，现在的人谁还知道什么晏子呀，连自己的亲老子都可以不管不顾呢。
从杨梅竹走到观音寺，拐到樱桃斜街的时候，靠近东北角街口热闹得出乎我的意料，路南的大杂院里，院门小的如同包子挤出的褶儿，屋檐偶尔一闪，竟然是那种近似琉璃的样子，惊鸿一瞥似的，让你涌出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现在谁能够想到那里原来是皈子庙和观音寺呢？最热闹的数贵州会馆了，现在改名叫长宫饭店，门脸是重新修饰过的，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小凤仙和蔡锷将军当年在这里相会的风流逸事，以及参观门票5元的费用。
只有再往这条斜街的深处走去，童年的感觉才依稀找到，幽深安静的劲儿，仿佛一下子逃遁在万里红尘之外，又回到了从前。想起当年吴文简的诗：斜街旧雨忆黄门，六十年来老弟昆。极尽婉约情致。当年张之洞也曾经专门为这条街写下的诗：侬是花枝花是侬，惜花人恰与花逢；樱桃街上春光好，一日来看一日浓。虽直白了些，却说明那时的樱桃斜街比现在要漂亮，起码多了一街的花枝招展。
这里有原来的刻字工会，高台阶的大院，红门紧闭，一副超然物外的样子；也有新凤霞当年住过的大院，大门虽破旧了，却依然干净素朴，还像是《拾玉镯》里的小丫鬟。特别是走到了梨园工会，樱桃斜街在我童年中的印象，才如一张老照片的底片清晰地显影出来。大红门门楣上“梨园永固”的四个字健在，据说是梨园前辈时小福的四儿子也是著名的老生慧宝先生所书。一溜鱼鳞瓦骑墙的整齐的房子像是整修过的，门前一株枝叶参天的大杨树也像是后栽上的，不过，都还和红漆大门相配，几分幽静雅致，也和樱桃这两字相配，让我想起齐白石画的画，几粒樱桃从古朴的青花瓷盘中散落。
梁家园和孙公园
肖复兴
那天，我独自一个人跑到梁家园和孙公园胡同。从小我就对那里感兴趣，望文生义，从名字看，就比它们附近的什么铁胳膊胡同、大沟沿胡同之类的要好，总觉得那里应该如花园一样的漂亮。说来有意思，小时候我住的大院里，一个长得漂亮的女老师在梁家园小学当校长，两个漂亮摞一块，更觉得漂亮。
事实证明，我小时候的想像没有错。看到历史和我的想像叠印一起的时候，就像梦变真了一样，让我兴奋。这一带确实曾经是一片漂亮的园林，亭台楼阁，林木花圃，据说这一带的芍药在当时京城最富盛名。特别是还有一片湖泊，水波荡漾，莲花满塘，当时有诗赞叹：半顷湖光摇画艇，一帘香气扑新荷。现在，是真的难以想像了。我一直对这一点非常感到奇怪，那一片恣肆汪洋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呢？后来又到哪里去了呢？望望现在眼前不见一滴水珠的地方，只能感叹时光真是一位雕塑家，能够把一切雕塑得面目皆非。
梁家园是明梁梦龙的私人花园。明嘉靖年间北京城建了外城，很像如今城区扩大一样，房产便也随之开发到城外，私人府邸和王府花园自然首当其冲，现在的思路和明朝并没有太大的发展。在明朝，这一带是属于金元时的废城，正好有空地，金元时留下的护城河有水，在南面一点就是潘家河，潘家河沿住着当时的水利专家潘季训，潘和梁都是嘉靖年间的进士，一为工部尚书，一为吏部尚书，一个有技术有地位，一个有权势有金钱，水引到这里来，该不是难事。清颐和园也是平地出湖，同样一个思路和水路。
孙公园建得晚些，是明崇祯进士孙承泽建的私人花园。比起梁来，孙是文人，他写的《天府广记》《春明梦余录》流传至今。他的园子里有研山堂、万卷楼、碧玲珑馆，当年朱彝尊有集孙承泽句专门赞誉研山堂：图书留客少，花药闭门多；兴每耽丘壑，衣从挂薜萝。还有后来洪昇的连台时髦好戏《长生殿》首演而轰动京城的大戏台，更是当时城南的盛世胜地。研山堂、万卷楼、碧玲珑馆，光听听这些名字，云卷云舒的书卷气，就和梁家园不大一样，一个若是现在的“富贵园”，一个就是当时的“现代城”了。
当初梁家园和孙公园像是并蒂莲一样，紧挨一起争奇斗艳；如今它们也紧挨在一起，花是彻底凋谢了，密如蛛网的胡同里破旧低矮的房屋，大概是它们繁衍出那些错综交织的根系吧，杂乱的挤成一团。如今在琉璃厂的南面，在南新华街和魏染胡同之间，梁家园东西胡同，前后孙公园胡同，都是它们的地盘，只是被后来住进来的人们像切豆腐一样切割成零散的一块一块。就是有旧时王谢堂前燕，也飞不到这里寻常百姓家了。走在这样的街巷间，只能够让人涌出这样的感慨：多少前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中。
其实，到清顺治和康熙年间，这里还有烟水迷蒙，顺治时的诗人王渔洋和陈廷敬分别有诗：此地足烟水，当年几溯游。水泛忻始游，波摇骇流目。康熙时诗人顾嗣立有诗：浮埃卷尽空林丘，清波摇荡张融舟。都可以看出当年的水还不小呢。乾隆四十四年（1779），梁家园东还建起寿佛寺，香火缭绕，但水已经是没有了；同治八年（1869），李鸿章让淮军出资，买下孙公园的一部分，改建成安徽会馆，保留下戏台和碧玲珑馆等地，成为了戊戌维新者活动的重地。也就是说，即使到那时梁家园和孙公园已经变化很大，风光也不减当年，即使到民国时期，余棨昌著的《古都变迁记略》中，还特别记载：“北平大学医学院、豫章中学、安徽中学均在孙公园。”想想，一条胡同里，居然有大学还有中学，是什么样子。可以说，风光破败起码是在这之后。
如今此地胡同倒还安静，只是周遭的院落都拥挤不堪，寿佛寺改成宣武公安分局，前孙公园胡同里的会馆都变成了大杂院。紧靠东口的渭南会馆大门凋敝，让我不敢认；它对面的朝邑会馆，高高的台阶，老木门写着“不许进院”，说明不少人愿意拜访；它旁边的锡金会馆是个四进四出的大宅院，每个独立的院子里都有一株古槐或老枣树；再西边一些的广州七邑会馆，幽静的夹道，房檐和院墙伸出来的老树枝桠，像是时光恍惚的手臂；沧桑之中，都多少还能书写一些往昔的辉煌。特别是拄着拐杖坐在门前晒太阳的和带红箍站在街上巡逻的老太太，对于我的提问，虽然耳有些背，总是给予我耐心的解答，带着我找那些老宅门，让我想起我的老母亲，也想起并不都是十分遥远的历史，也许，她们是最后的见证人了。
终于在后孙公园北面的一条往西弯曲的窄胡同里，找到了安徽会馆。这是李鸿章在清同治七年到十年（1868—1871）改建的。这里应该是原孙公园的一部分。会馆颇具规模，东西和中路三大庭院，每个庭院都是四进院落，并有夹道相隔。最北面是其最辉煌的地方，花园和戏楼都在那里，这是一般会馆里绝对没有的。如今花园没有了，但戏楼还在，新涂饰朱红大漆的双步廊悬山顶，在一片灰瓦中浮露出来，煞是醒目。街人指着一个大白铁门告诉我：你使劲敲，里面有人。我“嘭嘭”使劲敲，果然走来一个人，问清我的来意，真不错，不仅替我开门，带我参观，而且外带讲解。
这是后门，从碧玲珑馆到中间的供奉祖宗佛仙的楼阁到戏楼到最前面的客厅文聚堂，四座建筑依次排列，正门应该是再南面，是百姓的大院了。戏楼是中心，里面装修一新，舞台是二层，上层可以悬制布景，看台也是二层，四周围栏镂空，墙上有雕刻图案，一直到舞台的两侧，颜色簇新，刚刚完工不久，只是刻工粗糙，到舞台上用手摸摸，竟然是石膏贴上去的，一扣就掉。一期工程完工了，也只能待在这里，窄小的胡同车进不来，进来了也没处停。偌大的戏楼，像是穿上了新嫁衣的老姑娘，要想嫁出去，一时也难。许多事物就是这样，颓败下去容易，再铸辉煌，却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伤着骨头连着筋，不那么简单。
琉璃厂和厂甸（1）
琉璃厂的典故和历史，可以写成一部书。琉璃厂的人物和故事，可以演成一出戏。自从清前期琉璃厂发达之后，已经不知有多少文人涉足这里，为它写下过诗文。在过去平常的日子里，没有今天的潘家园，琉璃厂是人们淘宝和寻古旧书籍的最佳选择地。琉璃厂，在过去旧式文人中的笔下，出现的频率颇多。道光年间曾有杨静亭写下过这样一首竹枝词：新开厂甸值新春，玩好图书百货陈；裘马翩翩贵公子，往来皆是读书人。
对于老北京人而言，厂甸和琉璃厂虽然是一个地方，但彼此的含义不尽相同。约定俗成，厂甸是专指过年时候在那里举办的庙会，是属于平民百姓的，而说起琉璃厂，才是属于读书人的。所以，杨静亭的竹枝词说的厂甸并不准确。准确的说，厂甸只是琉璃厂的一部分。作为地名存在，是先有琉璃厂，后才有的厂甸。在明《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里，就有琉璃厂的记载，明嘉靖年间，扩建北京城的外城，这里是烧制琉璃瓦的窑厂，就有了琉璃厂的名字。这里的海王村（现在中国书店的位置），那就更早，是金代时就有了的村落。作为庙会而鼎盛的厂甸，是清乾隆年间以后的事情，所以，我一直这样以为，厂甸的名字叫响起来，也应该是这时候以后。
我还这样主观的认为，厂甸真正繁华而成为百姓的胜地，应该是在民国之后。因为，民国之前，东琉璃厂和西琉璃厂之间是一条河，那是从皇城里的水流到宣武门的响闸处，再向东折南流到这里，一直流过虎坊桥，再到天桥，所以现在琉璃厂的南边还有臧家桥这个老地名，保存着当年河水荡漾风光的记忆。琉璃厂以前原来是有桥的，可不是现在的那座过街天桥。把这条河填平改暗沟而成为一条街，是民国之后的事情，这条街就是现在的新华街。1926年，在宣武门东一里的城墙上开了新城门，就是后来的和平门。城门打开，道路开通，来往厂甸的人才方便，也才越发多了起来，民国期间，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每年春节的厂甸，越发的热闹。据统计1963年春节的厂甸，有史以来最为红火，摊子有750多个，逛厂甸的有400多万人。厂甸真的属于人民，而非翩翩文人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