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古文之争、中西学之辨和儒释道的调适过程中，章太炎逐渐形成自己独特而庞杂的思想体系。不过在这有形的三层次的努力中，有一种无形的特殊动力，或者说思维习惯，驱使他为寻求真理而上下求索并取得丰硕成果。这就是其独行侠的气质以及否定性的思维特征。从上世纪末作《明独》，断言“知不独行，不足以树大旅”、“大独，大群之母也”起，章氏一生始终“特立独行”、“狂生”、“名士”、“异端”、“在野党”、“神经病”、“章疯子”、“矜奇立异”、“忤时违众”等等，这就是世人对章氏此一性格特征的褒贬。其中“神经病”的说法，是章太炎1906年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供认不讳的：“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章太炎晚年批评世人趋新骛奇，可“立说好异前人”（包括今人），正是章氏平生活学一大特点，其得失皆系于此。
侯外庐称章太炎研究中“表现出自我横冲的独行孤见，在中国思想史上这样有人格性的创造，实在数不上几人”（《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贺麟在《当代中国哲学》中则断言：“他不但反对传统的中国思想，他同样的反对西方的新思想，其勇于怀疑，与康有为之破除九界、谭嗣同之冲决网罗，有同等甚或更大的思想解放、超出束缚的效力。”萧公权以“抗议”二字作为章氏政治思想的核心（《中国政治思想史》）；河田悌一则干脆称章太炎为“否定的思想家”（《否定的思想家——章炳麟》）。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注意到章氏立论的这一特色。
这种标新立异锐意创新的学术风格，好处是总走在时代前头，善于救弊扶偏；“事未至而先见败征，众人方醉而己独醒”（庞俊《章先生学术述略》）；可一味颠倒时论，为否定而否定，虽能出奇制胜，但易失之偏激。
以“独行孤见”、“勇于怀疑”、“抗议”、“否定”为思维特征的章太炎，在清末民初这一场思想文化震荡中，其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一点也不奇怪——这本来就是一个拆散（破坏旧世界）的时代。时过境迁，章太炎许多当年传诵一时的“妙语”与“怪论”，都可能被人遗忘，但其“特立独行”的气势，至今仍令人神往。
1992年1月于京西畅春园
（原刊《文学自由谈》1992年2期）
《当年游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处与坏处（1）
——也谈刘师培的失节
激烈的好处与坏处 当年游侠人晚清多奇才，刘师培（1884—1919）便是其中不可不提的一位。翻阅《刘申叔先生遗书》，你会惊讶，一个三十六岁便英年早逝的学者兼政治家，竟能有如此丰富的著述！单是《遗书》所收，便有论群经及小学者二十二种，论学术及文辞者十三种，群书校释二十四种，诗文集四种，读书记五种，教科书六种，合计七十四种。今人很难不认同黎锦熙的感慨：“以三十六龄而遽谢世，而著述之勤，贡献之富，殆未有如刘君者也。”［1］
仪征刘氏治经，传至刘师培，已是第四代；《遗书》所收著述，包含若干先辈的思路乃至成果。但申叔治学兴趣广泛，对新出现的课题反应极为敏捷，再加上讲求旁推与会通，不汲汲于笺释字句，与祖辈治学风格迥异，分辨起来不是很难。故学界对于申叔先生的“著作权”及学术成就，一般没有异议；争论的重点在于，如此天纵之才，为何一再失节？
短短十六年间，由热心仕进的举子，转为力倡“光复汉族”的反清义士，再充当搜捕革命党人的密探，继而列名拥戴袁世凯恢复帝制的筹安会六君子，终领衔《国故》月刊对抗新文化运动……如此连续急转弯，刘师培的政治立场及入世方式，在讲求“气节”的中国文人眼中，自是不可饶恕。“语云：‘一失足成千古恨’，刘光汉一之而再，殆扬雄华歆之流亚欤！”［2］冯氏此语，不只表达了批评者的共同愤怒，而且上挂下联，建构起令人侧目的“失节者”谱系。
只是刘师培之一再“失节”，作为近代中国重要的历史现象，其蕴涵的意义，不仅仅是古人早就感慨过的“有才无德”。
一、“委身学术”的假设
钱玄同曾将清末民初五十余年作为“中国学术思想之革新时代”，并称：“其中对于国故研究之新运动，进步最速，贡献最多，影响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巨。”这一革新运动，在钱氏看来，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始于1884年而止于1916年，其特点是众多仁人志士崛起于清政不纲、丧权辱国的危机时刻：于是好学深思之硕彦，慷慨倜傥之奇材，嫉政治之腐败，痛学术之将沦，皆思出其邃密之旧学，与夫深沉之新知，以启牖颛蒙，拯救危亡。在此黎明运动中最为卓特者，以余所论，得十二人。［3］这十二英杰，按发表著述先后为序，分别是康有为、宋衡、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章太炎、孙诒让、蔡元培、刘师培、王国维、崔适等。十二人中，年龄最小，治学条件最为优越的，是刘师培；可惜的是，个人品格最为人疵议的，也是刘师培。
“家传朴学，奕世载德，蕴蓄既富，思力又锐”的刘君，著述所及，方面甚多，钱玄同将其“最精要者”概括为四事：“一为论古今学术思想，二为论小学，三为论经学，四为校释群书。”［4］其实，刘师培的文学史及文论，同样成绩斐然。眼界甚高的鲁迅，在论及国人的文学史著时，唯一推崇的，便是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另外，刘君对于无政府主义思潮以及《共产党宣言》的介绍，既是思想，也是学术，同样不可漠视。以今日学科分类而言，刘师培几乎涉及人文研究领域的各个侧面，且大都有所建树。可就这么一个不世出的大学者，生前身后，备受世人唾骂，怎不令人扼腕？
这就难怪刘君的好友蔡元培，在为《刘申叔先生遗书》所撰的《刘君申叔事略》中，为其略作辩解，称其失节乃受小人蛊惑，晚年讲学北大如何受学生欢迎，平生著述如此丰富“勤敏可惊”。可所有这些，又都无法抹杀刘氏“气节有亏”这一铁的事实。故文章只能以无可奈何的感叹结尾：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5］这大概是许多钦佩刘君学问者的共同心愿。也正因如此，会有若干虚拟的轶事流传。一不小心，祈使句成了陈述句，第三人称转为第一人称，蔡君的“感慨”，转眼间成了刘君的“自述”。
我这里指的是近年出版的《刘师培评传》（方光华著），其中关于刘师培临终忏悔的精彩描述，我以为是出于作者的虚构：1919年11月20日（阴历九月二十八日），刘师培的生命到了最后一刻。他派人把黄侃叫来，并吃力地对他说：“我一生应当论学而不问政，只因早年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已晚。”并希望黄侃将他的学术继承下来，把它再传给后代。是日刘师培气绝身死，年仅36岁。［6］方书本来近专著而远小说，绝大部分材料注明出处，唯独我最关注的这一戏剧性场面，没有给出资料来源。
即便作者真有所本，必定也是不实的传闻。查北京大学教员档案，在刘师培去世前一个多月，黄侃便已辞去北大的教职，转赴武昌任教去了。得到刘师死讯，黄侃先是以诗志哀，后又撰《先师刘君小祥奠文》，述及北京重逢以及别离的经过：我滞幽都，数得相见，敬佩之深，改从北面。夙好文字，经术诚疏，自值夫子，始辨津涂。肺疾缠绵，知君不永，欲慰无辞，心焉耿耿。我归武昌，未及辞别，曾不经时，遂成永诀。始闻凶信，以诗表哀，恩德莫称，临文徘徊。［7］“未及辞别”故“遂成永诀”的黄侃，不可能分身来京倾听刘师培的临终忏悔，这点毫无疑问。不过，只提供黄侃不在现场的证据，最多说明方著考证有误；我更想说的是，依刘师培的个性及一贯行事风格，很可能“有怨”，但“无悔”——尤其不会追悔其曾经积极“问政”。
《当年游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处与坏处（2）
“论学而不问政”，既非刘师培本人所愿，甚至也不是其家族的传统。四代治经，不等于有意远离政治、拒绝仕宦，只是时运不济而已。才情横溢、心高气傲的刘师培，不会满足于皓首穷经，关于这点，读读《甲辰年自述诗》就能明白。“飞腾无术儒冠误，寂寞青溪处士家”；“一剑苍茫天外倚，风云壮志肯消磨”——既壮怀激烈，又利欲熏心，二者密不可分［8］。朱维铮先生说得没错，少年得志且欲望强烈的刘师培，绝缘于革命思潮，则必定结缘于清朝统治，而绝不会“远离政治”。因为，在中国的现实处境中，固守书斋，意味着远离功名利禄，老死南窗之下。而这绝非刘师培的志趣。另外，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能够敏感于时代潮流；“不仅趋时，而且超前”，提出种种即便时过境迁便烟消云散的激进主张，引起公众的注意，在思想史上留下痕迹，这也是一种获得成功的“诀窍”。如今，刘君留下一大堆五花八门变幻莫测的论学兼论政的文字；“或许他作为纯学者还达不到这样的成就”［9］。因此，对于蔡元培的惋惜，朱氏表示不以为然。
我想替蔡先生略作申辩。首先；“委身学术”，并不一定意味着“固守家法”或“远离政治”。清末民初几乎所有的大学者、大文人，都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蔡元培本人更是如此。其次，蔡先生所说的“外缘所扰”，大概不是指关注国家命运，而是汲汲于社会的承认——说白了，就是世人很难忘怀的“功名利禄”。再次，对于刘师培的惋惜，所有的友人及崇拜者，都是指向其“失节”，而不是其“问政”。古往今来，问政兼论学的文人学者很多，并非都像刘师培那样，落到被世人嘲骂的地步。
一句话，作为大学者，刘师培的陷落，并非因其“问政”的激情，而是因其介入社会的心态及手段。
二、“侦心探龙”的手段
30年代中，张继、汪东各自为《刘申叔先生遗书》作序，其时“筹安会六君子”恶名犹在，故二人均主要为刘君之依附袁世凯复辟帝制辩解。前者称“参政京师，卒为佞人牵引，其出处进退之间，颇遭讥议，要非其本怀，未足以为深病也”［10］，这还只是推卸责任；后者的辩解更有趣：夫袁氏盗国，与胡虏华夏，则有间矣。申叔明春秋夷夏之防，严建卫种族之辨，激扬士气，以文字为义师先声，其功实与章君胡汪相伯仲。［11］言下之意，刘君早年提倡“光复汉族”的大功，可以抵消其“复辟帝制”的小过。依汪君的意见，功过的大小，取决于涉及的物件：“种族革命”的重要性，远在“政体变更”之上。且不论种族、政体孰轻孰重，单是只讲刘君的“光汉”，而不提其沦为清廷密探，便知此乃出于友情的“曲为辩解”。
汪东出于好意，重提刘师培的反清活动。可实际效果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刘君一生失误多多，有牵涉安身立命的根基，也有只是具体认识的问题。比如，常为人诟骂的主编《国故》月刊以对抗新文化运动，便属于文化观念的差异。依附袁世凯，撰写《君政复古论》、《联邦驳议》等，性质自是严重多了，但仍有“政见不同”可做托词。唯独由反清义士一转而为清廷密探，单从思想文化立场，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只能归结于个人的心术与德操。在我看来，刘师培一生最大的失误，正是由一代大儒沦落为“侦心探龙”——如此恶谑的绰号，乃鲁迅1918年7月致钱玄同信中提出的［12］。钱、鲁二君，与刘师培的交谊深浅有别，但都推崇其为学而鄙薄其为人，尤其不能原谅其充当清廷密探这一下贱的举措。
事情的大概经过是这样的：1907年末，正热衷于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刘师培，突然随妻子何震回国，向两江总督端方献“弭乱十策”。次年2月，重返东京的刘氏夫妇，政治态度更趋激烈，力主“颠覆人治，实现共产”。这期间，因提议改组同盟会并谋夺领导权不成，渐有异志，再加上因事与章太炎、陶成章等大起冲突，于是“外恨党人，内惧艳妻，遂不得不铤而走险，始真为江督端方之侦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