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寄禅，以诗度世，这种冠冕堂皇的大话，寄禅不大好意思说。原因是他的“苦吟”，带有很大成分的“偿债”和“求名”的因素，而远不只是自娱或证道。“以诗会友”本是雅事，可弄到成了负担，整日为“欠债”、“还债”担忧，雅事可就成了俗事了。寄禅本就喜欢结交当世名人，1886年参加王辏г说热俗橹谋毯绾螅魇闪巳粘９危弧盎故敝啪尤灰渤闪艘饔降亩韵蟆！笆攴缭鲁率袢沼π氪蔚诔ァ保ā赌捍红沃唷罚弧爸幌右鼢尴粝舭祝晟形椿埂保ā洞卧铣暄鲜帧罚弧耙恍ο喾曜⒀眨晔辉埂保ā断慕Ｘ┕鄄煊诹昵巴鞴伺隆罚Ｈ绱怂道矗蜕惺翟诨畹貌磺崴桑垡的训茫闯ィ卫纯占判木常扛慰龀ナ私崛嗽低猓鹱铀挥τ械恼慷肥ば模庖坏阍谝靼酌肥斜硐值米钔怀觥＜撵园酌罚踔烈胖鲈布藕螅诶湎闼芪Щ分裁肥鳎ā独湎闼孕蛎罚？墒瞧洹氨彰哦雷杂矫坊ā保⒎峭耆鲇诓豢梢种沟氖椋谴斜热囊馕丁！霸泼欧讲酥邢桑偈缀烀泛Ｄ诖Ｎ依酌凡攀祝鼢谀矶喜怀善保ā对泼欧讲木洹罚：罄丛凇昂烀凡颊狈鱿椤ⅰ鞍酌泛蜕小奔撵猓殖隼锤觥奥堂饭印毕姆乙云吖乓徽录模挠邢Ｍ愣α⒅狻＜撵谑亲鳌洞鹣墓佣洹罚渲幸晃骸 �
红梅太艳绿梅娇，斗韵争妍寄兴遥。
《当年游侠人》 第一部分工诗未必非高僧（3）
应笑白梅甘冷淡，独吟微月向溪桥。
既然“甘冷淡”，为何不断攀比，耿耿于世俗名声？吟诗自吟诗，但求适性娱情，不管他人说三道四，这才能真正脱出尘俗。可惜寄禅做不到这一点，舍不得浮名虚利。尽管他也曾歌吟：“笑他名利场中客，为甚黄金不买闲”（《山居，和连笏峰孝廉韵》）；单凭他的热衷于比试诗作，人们也有权怀疑他并未摆脱名利之羁绊。
一开始或许真是一味嗜诗，并无其他杂念；可随着“诗名赢得满江湖”（《自题击钵苦吟图三首》），寄禅的吟风啸月不再是“无目的”“非功利”的了。“苦吟”与“赛诗”已不大可取，更何况后期越来越多的唱酬寄和之作。唱酬的对象，有的是志同道合的诗友，有的则纯是附庸风雅的达官贵人。“喜留禅客饭，懒问达官名”（《赠高葆吾》），这只是说说而已。翻翻其诗集，即使只看题目所列各式官阶，也可知其并非“懒问达官名”。此类唱酬诗，于诗于佛均无益，唯一的作用是获取诗名。对此，郑孝胥曾有一首赠诗说得颇为明白，其中前六句是：
头陀蓄髯有时名，交游一世多耆旧。
手持诗卷使我读，汲汲似欲传身后。
向谓我痴子更痴，痴而又贪佛所诟。
这首诗可谓击中要害：痴诗有碍学道，贪名更为佛所诟。寄禅实难辩解，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说说“嗟余学道老无成”之类的套话就敷衍过去了（《次韵答郑苏戡京卿七古二首》）。
三
“贪名”有碍于学道，却无妨甚至有助于寄禅成为“高僧”。是否“高僧”，并非纯粹由佛学界考核评定，这其间，达官贵人、诗人名士的推许与品评起了很大作用。以王辏г恕⒊氯⒃谖奶成系牡匚唬患哟敌辏荒咽辜撵煜拢欢造狻⒁姿扯Α⒎鱿槎荚右颍侄际羌撵嗄晔眩词拐缰腥硕云湟膊荒艿认惺又？梢哉饷此担撵诜鹧Ы绲纳肫涫捌涫训南院盏匚徊晃薰叵怠！ �
持律谨严或者学理精深，固然是有道高僧；即使道法不甚高深，可能于乱世中护法、弘法，不也是很可尊敬的高僧吗？前者重在佛理的领悟，后者重在社会活动能力，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宗教活动家”。“痴诗贪名”在前者是不允许的；在后者则无碍。倘无诗名，何以结交当世名流并达到保护佛教事业的目的？主持一方大寺乃至筹组中华佛教总会，都并非道法高深就够了。尤其是在这“刹土变迁，新陈交替，困苦颠连，万方一概”的“法难”之际（《致宝觉居士书》），要使“佛日重辉，法轮再转”，就必须与当道权势打交道，实在无法清高。空谈佛理不见得奏效，讲交情反而有点用处。寄禅晚年为护法南北奔波，靠的也是他的诗名以及历年唱酬奉赠结下的交情。“可怜慧命垂危急，一息能延赖长官”；“只恐空门无处着，白头和泪上官书”（《次秃禅者〈辞世偈〉韵，以纪一时法门之难》）。话说得很难听，可挺实在。处此危难之际，同时“白头和泪上官书”，别的高僧就不见得有寄禅本事大。这一点寄禅颇为自得。1906年，高旻寺月朗和尚与德恒和尚争座，请寄禅代为调停。寄禅除托扬州府知府及江都县知县“为高旻作大护法”外，还有本事“托现署藩司朱盐道转求周玉帅，为宝刹护法”，这可不是寻常僧人所能办到。难怪寄禅复月朗和尚信中颇有得意之色：
盖朱、陶二观察及朱大令，俱敬安故人。敬安平日以文字虚声，亦谬承当世士夫赏识，为法门请命，或不以丰干为饶舌也。
平日里吟诗担心堕入“文字障”，关键时刻才知吟诗也可能有助于“学佛”。当然，这么一来，学佛人当初的誓言“自说烟霞堪作侣，此身终不近王侯”（《赠郭意诚先生》），也就不好再提了。寄禅晚年多与达官贵人交往，甚至赠诗与书信中语气卑下，不乏阿谀之词，想来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据说叶德辉引吴次讽大汕和尚语赠之：“和尚应酬杂遝，何不出家”；寄禅笑颔之，不能答（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不能答”可能是自知理亏，也可能是别有深意，还是不要过分刨根问底好。
想当初寄禅出家不久，识字无多，登岳阳楼而得“洞庭波送一僧来”句，人谓有神助，其后遂立志学诗。四十年后，寄禅于多事之秋奔走护法，幸得有诗名相助，如此看来；“山僧好诗如好禅”也无可厚非。如果我们承认寄禅的“奔走护法”也算高僧的话，那么叶德辉的断语不妨改一下：“工诗未必非高僧”。只是工诗的高僧“忧诗复忧道”，其心理矛盾远比寻常佛子、诗人复杂，既不可盲目崇信，也没必要过分深责。
（所引诗文见《八指头陀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4月版）
1989年11月12日
（原刊《读书》1990年3期）
《当年游侠人》 第一部分轶事之外的辜鸿铭
——读《中国人的精神》有感
轶事之外的辜鸿铭 当年游侠人对于文人学者来说，没有轶事可供传诵，是一大遗憾。因为，几句隽语或一件雅事，其影响可能远远超过苦心经营的专门著述。反过来，轶事太多，同样也是一大遗憾。因为，大众乐于品味并传播轶事，无暇阅读著作，更不要说努力理解其精神。相对而言，后者或许更可悲。书斋里的著述，虽说不被大众所赞赏，毕竟还有召唤知音的能力。餐桌上的轶事，由于被过度消费，甚至成了阅读的巨大障碍——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辜鸿铭（1857—1928）。
近代以来的读书人，对于辜氏奇特的身世以及非凡的语言能力，还有诸多妙语，比如辫子、茶壶、三寸金莲等，不乏拍案叫绝者。可一句“文坛怪杰”，就基本上将其“消费”掉了。对于奇谈怪论；“宽容大度”的国人历来的态度是：可以欣赏，但不必当真。这么一来，名满天下的辜鸿铭，其实没有多少及真正的听众。辜氏晚年自称京城一景，想来不无凄清落寞的感觉。满城争说辜鸿铭，这与西山看红叶或动物园里欣赏“国宝”大熊猫，差别不是太大。对于观赏者来说，有几人关心“观赏对象”的喜怒哀乐？
造成这种尴尬的局面，一半缘于辜氏立意“惊世骇俗”的论述策略；另一半则只能归因于国人对于文人轶事持久不衰的强烈兴趣。另外，辜氏著述大都用英文写作，这也妨碍国人的真正了解。十年前，岳麓书社出版《辜鸿铭文集》，薄薄一册，收入其用中文写作的《读易草堂文集》和《张文襄幕府纪闻》，虽也有精彩之处，比如介绍西洋礼教习俗、批评国人之前倨后恭，以及品鉴人物分辨理势等，但远不及同时同社出版的轶事集《文坛怪杰辜鸿铭》行时。沉寂了半个世纪的“辜鸿铭”，终于重新引起大众的关注，历来被作为落伍者描述的形象，开始呈现某种亮色。但是，直到近两年，作为思想家的辜氏，方才逐渐浮出海面。这种公众阅读兴趣的转移，很大程度应归功于辜氏著述中译本的陆续问世。连载于《学术集林》的《中国札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牛津运动轶事》，海南出版社的《中国人的精神》，再加上黄兴涛所著《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华书局），国人对于辜氏的关注，开始超越“轶事”，转向“精神”。
用英文、法文向欧美介绍中国文化，辜氏前有陈季同，后有林语堂。有趣的是，被我扭到一起的“三剑客”，都是福建人——尽管辜氏只是祖籍福建。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辜氏也曾提及陈季同，但没有涉及其名满欧洲的《中国人自画像》等法文著述；至于林语堂30年代之喜欢谈论辜氏轶事，以及《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之追摹《中国人的精神》，足证辜、林之间的文化因缘。
辜鸿铭的学术生涯，以严厉批评西方汉学家起步，并非偶然。首先是充满民族歧视与文化偏见，其次则是缺乏对于中国人“文学和哲学原则”的整体把握能力。前者衍化出一系列“抗议型”著述，最著名的莫过于1901年结集的《尊王篇》。谴责列强的对华政策，尤其是八国联军的残暴与野蛮；与此同时，为中国政府以及中华文明辩护。作为受害者，辜氏的抗议确实“理直气壮”；可闭口不谈庚子事变中满清朝廷的责任，实在说不上公允。为了批驳列强作为侵略依据的“黄祸说”，辜氏重新分辨“文明与野蛮”：生活水平只是构成文明的条件，而不是文明本身；文明的真正含义，在于培养彬彬有礼悠然自在的有教养者。在这个意义上，黄种文明并不构成对于白种文明的潜在威胁；而且，有其同样值得骄傲的存在价值。随着危机的缓解，辜氏对于中华文明的评价日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辜氏的立论更是由“争平等”转为“救世界”。借用《中国人的精神·导论》中一句话：“实际上，我的确相信，欧洲人民于这场大战之后，将在中国这儿，找到解决战后文明难题的钥匙。”
由辩护者转为传道者，辜鸿铭后期的著述，主要是赞美、推销儒家文化。不同于汉学家之注重枝节问题，辜氏以能“识大体”自傲。文章虽不长，却可以牵涉中西政体、法律、宗教、语言、文学等大题目。早期的中西文明比较，学识外，更需要悟性、直觉以及整体把握能力。辜氏在这方面，确有所长。比如，关于儒家不是宗教却又扮演宗教职能、关于汉语简洁且适合于传情、以及“真正的中国人”拥有童心与智慧，故“永远有一种带诗意的宁静而具幸福感的精神状态”等，都并非无稽之谈。只是将这种对于理想中国的赞美，转化成为现实生存处境（包括小脚、辫子、太监、八股、纳妾等）辩护，则难避“自大”、“昏庸”之讥。
如何面对处于强势且咄咄逼人的西洋文明，是每个20世纪中国读书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辜氏出于民族自尊而抗议西方的“傲慢与偏见”，超越具体的历史语境，探讨中国文化的内在魅力，其著述百年后仍有读者，可见此命题的严肃性。不过，在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中，辜氏所受到的非议最多，其“重新出土”面临的阻力也最大，除了语言（用英语写作）的障碍，更重要的是其文体及论述策略。辜氏为人为文，语不惊人死不休，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采用箴言体、笔记体写作，可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必论证，只求奇警，文章必然以气势而不是逻辑或学识取胜。常被论者提及的“旁征博引”，也只是相对于其时国人的西学水平而言。至于“国学”，更非辜氏所长。这就难怪“五四”以后，随着大批留学生归国以及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辜氏随意性很强的中西比较，不再被学界所赞赏。而其广泛传播的“妙语”，更加深了与新文化人的矛盾与隔阂。
相对于辜氏在国内的政治活动，我更欣赏其在国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