黾硪恢�3000人的部队列队等待，带兵军官上前报告说：“奉皇帝密诏，前来护送！”李泌当场写了一道命令，让他们退回。自己却快马加鞭，一路飞奔而去。
达奚抱晖听说李泌就要到了，不让将领们按礼节出城远迎。直到李泌距城15 里了，才出去迎接。李泌当面一阵好夸奖：“你在危难之时，临时站出来主持军中事务，为国家保住了这地盘，很有功劳嘛！”说着走着，进了城内，开始主持工作。
第二大，做好一切准备，李泌将达奚抱晖召来，说道：“你杀了节度使，按罪当处死的。不过今天饶你一命。这并不是因为我关照你，而是恐怕今后再有此类事情发生。朝廷任命的将帅都派不下去，所以放你一条生路。”达奚抱晖听罢此言，又悔恨又感激，只好逃跑了。
在开封，也出了这样的事情，镇守开封的宣武军节度使李万荣的儿子——兵马使李乃趁其父生病卧床之机，准备叛乱夺权，但是，另一位将军邓惟恭却不买帐，把他抓起来扭送京师。这位邓惟恭也是位野心家，临时掌握大权后，自以为朝廷会正式任命他为节度使，忽然传来消息，朝廷已经派东都（今河南洛阳）留守董晋为宣武军节度使了！邓惟恭大失所望，不派人去洛阳接董晋。
董晋上任时，随身只带十几个仆人，一个卫兵也没有。走到郑州，有人劝说：“不如留在这里，看看开封那边有什么动静再说。”从开封来的人也劝说不要进去。董晋一概不听，继续赶路。
邓惟恭没想到董晋这么快就来了，来不及想出对策便匆忙带领各位将领出城迎接。董晋进城后，将军政大事仍然交给邓惟恭处理。过了一段时间，邓惟恭心里越来越感到不安，暗地里策划作乱。事情败露后，董晋将邓惟恭的同党全部逮捕处斩，而把邓惟恭捆送京师。
上述三个人，当时的处境是多么危险啊！都是独自深入叛乱之地，从容稳妥地平息了事件，大智大勇，非同常人！唐代史书中，尚且讽刺董晋懦弱苟安，政事废弛，其实不然。当时，朝廷恐怕董晋到开封后维持不住局面，派汝州刺史屈长源为行军司马，当他的副手。屈长源生性刚强，刻薄，对许多旧的规章制度都想改革。董晋开始并不阻拦他，等方案拿出却不采用，所以军队安定不乱。以前宣武军的土卒十分骄横，很难管理，节度使选派亲信士卒住在公庭旁边，执弓带剑，严阵以待，防止军队作乱，保护自己。对这些亲兵，当然要时常赏赐他们酒肉，以慰劳笼络。董晋却不这样做，到任的第二天，解散了这支卫队。董晋在开封任职三年而死，由屈长源接替他任节度使，不久就被作乱的土兵害了。如果当初董晋听从屈长源的改革方案，恐怕宣武军早就叛乱了。
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审时度势是“抵术”的重要原则，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解决矛盾的方法必须抓住时机，使之迎刃而解。
恰到好处地解决矛盾，才能不失时机地达到预期的目的。美国第26 任总统罗斯福就如此成功了。
西奥多。罗斯福早有当总统的雄心。在纽约当警察局长时，他就很注意自己的形象，故作姿态，办案力求公正。罗斯福的这一野心被《纽约邮报》及《纽约太阳报》的记者雷伊斯和斯蒂芬识破了。他们在背后议论道：“看来罗斯福有当总统的野心，这一切只是为了下一步棋打基础而已。”
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这两个记者竟直接跑到罗斯福的警察总署办公室，单刀直入地问：“罗斯福先生，我们二人在底下私议，认为你准备有朝一日出来竟选总统，你说对吗？”
平时一向十分和善的罗斯福一反常态，脸色骤变，突然跳了起来，抓起鸡毛掸子，不问青红皂白，就向斯蒂芬和雷伊斯劈头盖脸打来。二人见势不妙，马上转身就逃。罗斯福还在后面高举鸡毛掸子，怒气十足地追逐，直到二人逃出警察总署。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议论罗斯福想当总统的事了。几年以后，他终于如愿以偿，成为美国第26 任总统。
记者问及罗斯福的野心，使他进退两难，如果如实回答，则使人们认识到罗斯福是为了竞选才扮演活包公，这就使几年的努力付诸水流。如果公开否认，则以后一定会出尔反尔。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急中生智，用了鸡毛掸子。一方面转守为攻，避免了不能回答的尬尴；另一方面，使二人以后不敢再议论此事。
政治家也要善于抓住时机，采取谋术，其效果会极好。
东晋丞相王导善于理财。当时国库空虚，资金短缺，国库里存放的只有几千匹粗布，还卖不出去。而达官显贵们又将西晋的奢侈恶习传了进来，影响了民风。王导对此十分忧虑，于是他带头不用华丽服饰，穿租布单衣。王导当时声望高，影响大，达官显贵们见丞相穿粗布单衣，也跟着用粗布做衣裳。别的人士一看，也争着用粗布做衣服。粗布的价钱一下子就涨了许多，几千匹的库存很快就卖光了，缓解了当时的财政困难。
人们穿衣都有趋时尚、赶潮流的心理，王导利用了这一点，所以粗布能很快销售一空，而且扭转了东晋的民风。
企业家要调动工厂工人的积极性，是需要韬略的。“抵”之术正在于以巧妙地改变现状从而激起大众的热情。
查尔斯。施瓦布是美国著名企业家，他属下的一个工厂的工人总是完不成定额。为此，施瓦布换了好几任厂长，然而却不奏效。于是他决定亲自处理这件事。
一天他来到工厂的厂长办公室问此事，厂长答道，“我劝说工人们，骂过他们，还以开除他们相威胁，但全然与事无补。他们仍然完不成自己的定额”。
“那么，你领我到厂里看看吧。”施瓦布说话时，正值白班工人要下班，夜班工人要接班的时候。
来到工厂厂地后，施瓦布问一个工人，“你们今天一共炼了几炉钢？”
“6 炉”，这个工人回答。施瓦布在一块小黑板上写了一个“6”字，再巡视了一下工厂就回去了。
夜班工人上班了，看到黑板上出现了一个“6”字，十分好奇，忙问门卫是什么意思。
“施瓦布今天来这里，”门卫说，“他问白班工人炼了多少炉，知道是6 炉后，他就在黑板上写了这个数字。”
第二天早晨，施瓦布又来到工厂，特意看了看黑板，看到夜班工人把“6”
换成了“7”，十分满意地离开了。
白班工人第二天早班上班都看到了“7”。一位爱激动的工人大声叫到：“这意思是说夜班工人比我们强，我们要让他们看看并不是那么回事。”当他们晚上交班时，黑板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10”字。
就这样，两班工人竞争起来，这个落后的工厂的产品很快超过了其他工厂。
施瓦布仅仅用了一个小小的“6”字就改变了工厂的面貌，解决了打骂甚至开除威胁都办不到的事情。施瓦布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唤起了工人们的竞争意识。
在商品经济社会，商业活动必然发达，“摆摊”上街的小贩是社会商品经济活动中一支大军，有人以为这算什么，“小摊贩”本小利微是商业中最不成气候的经营者，然而世界上几乎所有城市都被摆摊的商业摊群困扰着。
特别是无照摊贩更是令人麻烦的事，在北京、天津如此，在纽约也如此。在商业社会，“小摊”本是“毫末”之事。然而，不可不察办。他们对于交通、市容均有很大影响。1994 年纽约市的朱利安尼市长计划管理“摆摊”。先前，纽约市采取过行动在曼哈顿的几个地区对食品小贩采取严厉取缔措施。现在朱利安尼政府执行一项范围更广的政策，在全纽约市的所有街道，禁止商贩摆摊，叫摊贩中的许多人到远离拥挤不堪的人行道的露天商场式的市场上出售他们的商品。市政府辩称，这一做法将所有无营业执用的小贩都逐出了纽约市的街道，并在全市开设多达24 个露天市场。市政府对街头商贩所采取的政策受到了欢迎。
几十年来，如何处理街头商贩一直是令纽约市长头痛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市长不得不采取中庸之道，一方面顾及到小业主的顾虑，他们既付税，又雇人，另一方面还得考虑到街头小贩的意愿。这些小贩多是贫困的百姓，寻求为其小本经营的生意取得立足之地。但是这些小贩往往没有营业执照，在许多城市，他们在街道上贩货都是受到法律限制的。市政府承认两类街头小贩。第一类是贩卖食物，有卫生局发给的营业执照；第二类叫作一般商贩，他们除了食品其他什么都卖，他们有市政府消费者事务局发给的执照。卫生局迄今已颁发给大约3000 名食品小贩营业执照，消费者事务局向853 个一般小贩颁发了执照。
市政府官员称，贩卖食品的商贩大都是有营业执照的。但一般商贩中的绝大多数均是无照营业，市政府官员估计，纽约市有8000 到1 万名无照营业的一般商贩，贩卖的东西五花八门。官员们估计，在每年逃缴的营业税中，这些无照营业的小贩至少占3 亿元。由此可知管理好小摊贩既有利于市民，也可以增加城市税收，而管理不当就能成为城市祸根。
现在谁都知道商标的价值，都在争取名牌以取信顾客。除了有些人企图用假冒伪劣商品哄人骗钱之外，还有一些机关借评估注乘商标之机捞钱。
这些机关认为，反正自己是工商管理部门，又拉上了报社等单位一起“评估”企业，因而评估时，必让企业交出巨额款项。比如荣获中国华东地区药品商标第一名的“康恩贝”商标，要交2。5 万元调查费，否则不能享受此次调查权利。有些要交5 万之巨的调查费，参评，否则榜上无名。如此现象，引发了一系列官司。
如北京地区，由某报社等五家单位联合发出通知。“不交纳调查费的企业不能享受本次调查的权利”。
要求顺美服装有限公司参加“首届中国十大名牌西装，十大名牌衬衫市场确认活动”，顺美表示现在评估活动太滥，决定不参加。后因组织者再三催促，顺美碍于面子同意参加，并交报名费7500 元，两个月以后，顺美公司接到组委会通知，要它向“确认活动”组织者某报广告部交2。5 万元的宣传费。顺美公司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结果顺美公司没有获得“双十奖”，只获得临时增加的质量奖。顺美公司询问组织者这次“确认活动”的具体条件有几条？市场调查结果到底怎么样？组织者表示：“公布数据有难度”。于是，顺美公司要讨个“说法”，并保留诉讼权利。
1994 年4 月5 日，北京日报也刊登了一则消息，由于天坛家具公司拒绝给某调查所交纳8800 元参评费，使本来很有名的天坛家具公司名落孙山。当该公司向调查事务所提出质疑时，该所回答说：“在调查中贵公司天坛牌家具确实名列前茅，因为你们没有交钱，就等于不承认我们调查评估活动。”
天坛家具公司不得不表示怀疑：这种以“钱”为前提的评选活动，要立即停止进行。它是不是国家许可的？
我们认为这些活动的组织者不妥之处有三：一是国务院三令五申各类协会、学会、研究会等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新闻、事业单位一律不得对企业进行各种评比和评比性检查，包括各种升级评优及各类专项奖等活动，要立即停止进行。可是这些评比活动依然禁而不止。
二是以钱为准，按交钱不交钱以及交钱多少来排名次，使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组织者的真实用心。
三是否认主管机关的管理，否认法律保证作用，更是错上加错。某调查所著文说：“名牌不是企业自封的”，这当然是对的，但说“不是哪个‘权大’的行政部门命名的”这就错了，这不是比权力大小，而是法律是否赋予你这个权利？没有赋予你这个权利，那就是违法。至于说“不是靠某种‘法律效力’保证的”就更是大错特错了，如果企业花几万元被某调查所确认的“驰名商标”、“著名商标”、“优秀商标”、“推荐商标”于法无据，得不到法律的保护，那岂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该事务所著文所说的“名牌只能在市场竞争中形成，为社会所公认才能确立”这个话表面看起来是对的，但联系该事务所所组织的“公认”活动就不对了，因为谁交钱就给谁授予“公认名牌”称号，即使尚未注册商标，也可以被“公认”，不交钱在市场上再有名也不被“公认”，这实际上还是“私认”，是认钱不认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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