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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讯中，我们还看到，弗洛伊德已经越来越感受到进行自我分析的艰难，他亲身体会到精神治疗法会引起病人各种形式的“阻抗”，因此真正地应用精神治疗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由于分析了自己的梦，进行自由联想，回忆童年生活，由于体会到以往生活经验对于目前思想、感情、抱负的影响，弗洛伊德在致弗莱斯的信中表示他已经慢慢地了解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何以会经常自然地、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某些莫名其妙的焦虑和某些喜怒无常，何以会出现种种阻碍他深入思索和研究的思想障碍和心理故障。他在信中说，他的自我分析和他对病人的诊断同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有助于揭示心理世界的奥秘。他还说，自我分析和对病人的诊治所得出的资料和分析结果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通过病人提供的病态心理资料，通过对病人的梦的分析，使他进一步深入地了解了自己的个性。反过来，通过对自己的分析，他也开始真正地懂得促使病人发作精神病的原因。
在致弗莱斯的信中，弗洛伊德还分析了其他许多病例，并在分析中概括地叙述了他的有关儿童性欲的理论、歇斯底里和神经质的病源理论等。
弗洛伊德同弗莱斯的最后一次会面是在一九零零年。关于他们之间的友谊的破裂原因，我们至今还不能很确切地弄清楚。很可能，破裂的原因起源于双方对重要问题的分歧意见。所有的一些具体分歧实际上是他们之间在根本问题上的分歧的具体表现罢了。他们在性格和认识问题上毕竟有很大的差距。弗洛伊德在当时所以同弗莱斯保持友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弗洛伊德处于孤立的地位，他找不到其他人可以倾诉自己的观点。
当然，弗洛伊德也确实很珍视同弗莱斯的友谊，所以，在一九零零年夏天同弗莱斯在阿成西见面之后，弗洛伊德在两年时间内仍然想挽回他们的友谊，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
弗洛伊德同弗莱斯的友谊及其通讯内容，标志着弗洛伊德个人生活及其精神分析学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重要的阶段。如果说，一八九五年《歇斯底里研究》的出版标志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建立了自己的牢固基础，那么，一九零零年《梦的解析》的发表以及在该书写作过程中同弗莱斯的通讯来往就标志着精神分析学完成了自己的主体部分。
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获得国际公认的关键时期。本书以下五章将集中论述和分析精神分析学在这个关键时期的发展情况及其历史命运。
弗洛伊德传第九章 对常态心理的分析
第九章 对常态心理的分析
反对弗洛伊德的人的主要论据，往往是说这个学说是从分析变态心理得出的结论。实际上，这种指责在理论上是很不充分的，也不符合事实。从理论上讲，弗洛伊德在研究变态心理时，其结论也不停留在变态心理的范围，而是试图从中找寻一般心理的规律；弗洛伊德只是把研究变态心理当作研究一般心理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他所研究的是人类心理在变态心理活动中的表现。从事实上讲，弗洛伊德并不局限于研究变态心理，他始终都象重视变态心理那样重视常态心理。
一九零零年，在完成了《梦的解析》的写作之后，弗洛伊德开始集中精力研究常态心理。从这时候起，他研究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心理现象，发现在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如同在梦中一样经常发生潜意识的干扰性活动。这就有力地证明了潜意识的原始心理活动是作梦心理和精神病发作的基础，也是常态心理的基础。换句话说，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心理现象的分析，进一步证明了潜意识是包括常态心理和变态心理在内的一切人类心理活动的基础。弗洛伊德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总结在一九零四年发表的《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一书中。
事实证明，就连作梦时的心理活动也表现了常态心理活动规律的一部分。把作梦心理完全看作变态心理是错误的。就在《梦的解析》一书中，弗洛伊德已经作出结论：作梦的心理活动规律和常态的心理活动规律基本上是相似的。这就是说，不管是作梦的时候，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人的心理都是以潜意识活动为基础；而且，潜意识始终受到意识的压抑，所以，它们要以曲折的途径表现自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作梦心理也可以算作是常态心理的一部分。作梦心理的特点，仅仅在于在睡梦中，人的意识处于松懈状态，所以，潜意识才可以比常规生活以更大的比例表现出来。
弗洛伊德所著的这本《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主要是对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专有名词遗忘、外国字遗忘、一般名词与字序的遗忘、童年回忆与遮蔽性记忆、语误、读误和笔误、“印象”及“决心”的遗忘、“误引行为”、“症状性行为”及“偶发行为”、“双重错失行为”和其他各种错误行为等等现象进行分析，探讨产生这些现象的心理根源，从中发掘潜意识的存在，了解“潜抑”作用的基本功能。在这本书中，弗洛伊德不仅引用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材料，也引用了自己的实际经验，然后经由自我分析的方法，进行透彻的研究。过去有人把精神分析学理论神秘化，以为它深不可测。恰恰就在《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中，弗洛伊德密切地联系实际，深入浅出，使人觉得津津有味、一目了然。因此，这本书也可以算作是学习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特别是潜意识理论的最好入门书。
《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的德文原版本来题为《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弗洛伊德在这本书中所采用的素材，是为大家所熟悉的。任何一个人，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自始至终都会感到其中所举的例子都是自己经历过的。因此，这本书的材料更具客观性，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所以，在弗洛伊德为一般读者所写的介绍性文章里，他有时把这本书中重点分析的错失行为看得比梦的解析还重要。在他看来，梦境的追索虽然人人都可以作，但往往牵涉许多复杂的心理机制和程序，也带有更多的虚幻性，有时难免陷于晦涩。
此外，在这本书中，弗洛伊德还展示了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决定论思想。弗洛伊德肯定万事万物，包括人的心理活动在内，都遵循着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他和当时许多自然科学家一样（特别是和他的老师赫尔姆霍兹一样）受到严重的机械唯物论思想的影响。因此，当他肯定事物的客观规律性的时候，就把必然性绝对化，完全否定偶然性的存在。这就使他犯了决定论的错误，并最终导致命定论、宿命论。
这本书的写作和发表，并非偶然。是《梦的解析》的自然延续。其实，就在弗洛伊德撰写《梦的解析》一书的时候，他已经同时地注意到日常心理的活动规律。在《梦的解析》的最后一章《梦的程序心理》中，弗洛伊德已经较为深入地触及到“遗忘”的问题以及潜抑的问题。一八九八年，弗洛伊德还发表了《论遗忘的心理机制》，进一步深入地研究日常生活中的“遗忘”问题。《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分析》这本书从一开始就继续论述《论遗忘的心理机制》一文中的论点，继续探索“遗忘”问题。
和一切有成就的科学家一样，弗洛伊德始终很重视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他往往从现实生活现象中得到启示，深入思索问题。他说：“我曾经对一般常见的熟名遗忘进一步作心理学上的分析，并且从我所注意到的许多例子中得出一个结论，即记忆方面的这种在一般人看来是最常见又不很重要的心理功能上的错失，实际上存在着远比普通见解更深刻得多的心理学上的根源。”弗洛伊德同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恰恰就是能抓住这些最常见、最普通的现象，然后进行追根究底的研究，正如他自己所说，“经由对某些特别的情形的观察，我进而对暂时性的遗忘现象作了一次绞尽脑汁的检视”。“在这些努力中，我发现不只是‘遗忘’，而且还有假的‘忆起’（即某人在努力要想起被遗忘的名字时，却想起了别的名字来），也是包含着极其深刻的心理学上的根源……我以为，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由于心理机制方面的反复无常，实则是遵循着一条合理合法的途径得出的结果。”
在一次从杜布罗夫尼克市往南的旅途中，弗洛伊德同一位陌生人同坐在一辆车上。他们谈起了意大利的风光，谈起一八九六年夏弗洛伊德在意大利作的一次愉快的旅行。当弗洛伊德谈到他的意大利旅行生活时，他想起奥尔维多大教堂顶端的那幅美丽动人的壁画《最后的审判》，但就是想不起那幅名画的作者辛诺雷里的真实名字。当他绞尽脑汁要想起辛诺雷里的名字时，他偏偏想起意大利另外两名著名画家：波提切里与波查菲奥。当时，弗洛伊德的意识是很清醒的。他马上知道，波提切里和波查菲奥都不是《最后的审判》的作者。他的旅伴提醒他说，那是辛诺雷里的作品，弗洛伊德立即地和毫无迟疑地认定了这个名字是正确的。
这个遗忘现象，马上引起了弗洛伊德的注意。弗洛伊德说：“辛诺雷里这个名字之所以被遗忘，既不是由于它在字面结构方面有什么奇特之处，也不是因为这个字所出现的地方有什么特殊的心理学上的特征。对我来说，这个被遗忘的名字（即辛诺雷里）是和波提切里一样熟悉，而且，它甚至比第二个代之而起的名字波查菲奥更熟悉。对于波查菲奥，我顶多只知道他是一个属于米兰学派的艺术家。”
由此可见，弗洛伊德在此时此地所发生的遗忘现象，似乎是很不合乎情理的。为什么一个很熟悉的名字会突然忘记呢？为什么在绞尽脑汁回想被突然遗忘的熟悉名字时，反而冒出另一个不太熟悉的名字呢？
为了探索这个奇怪的心理活动的出现根源，弗洛伊德冷静地进行自我分析，细致地追忆了当时谈话的背景，详细地搜索自己在谈话前后的心理活动踪迹。
为便于读者了解弗洛伊德对此一现象的分析过程，我先把与此有关的德文原文排列如下：
Signorelli Botticelli Boltraffio
（辛诺雷里） （波提切里） （波查菲奥）
Herzegovina Bosnia Trafoi
（黑尔兹哥维那） （波希尼亚） （特拉伏伊）
Herr
（德文“先生”）
发生这次遗忘现象的时候，弗洛伊德正坐在一辆马车上，和一位陌生人从拉古沙（Ragusa）经达尔马希亚（Dalmatin）到黑尔兹哥维那（Herzegovina）去。他们一边坐车，一边谈话，话题转到意大利的旅游生活。这时弗洛伊德问自己的旅伴有否看过《最后的审判》那幅名画？
经分析，发现遗忘的机制确实遵循一条客观的规律。在转到这个话题以前，弗洛伊德还同他的旅伴谈论波希尼亚（Bosnia）和黑尔兹哥维那的土耳其人的风俗习惯。这些土耳其人都信天命。弗洛伊德对那位旅伴说道，他在那里认识的一位医生曾经告诉他，当地的土耳其人对医生的诊断绝对服从，并把这些诊断看作是一种无可违抗、难以逃脱的命运。所以，每当医生诊断完了以后，土耳其人都会说：“先生（德文是Herr），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听天由命吧！”
弗洛伊德发现，在Bosnia，Herzegovina和Herr这几个字之间有一种偶然的字面联系。但如果仅仅有这些联系，还不能使弗洛伊德只想起Botticelli和Boltraffio，而想不起Signorel li这个字。
弗洛伊德还回想起，在他谈论土耳其人的习惯时，当他的话还没说完以前，就已在脑中迫不及待地想说另一件事，但由于这件事与“性”有关，弗洛伊德不好意思露骨地同一个陌生人谈论“性”的问题，所以，他不由得暂时地缩回这个念头。弗洛伊德内心深处的这一潜伏的思路变化，又使他内心不由自主地勾引出数周前在特拉伏伊（Trafoi）遇到的一件事，即他听到自己所诊治的一位病人因“性不调”症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