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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趋势中，即使还挂着“乡镇企业”牌子的很多企业，它们实际上都是开在城里的。还有很多做大了的乡镇企业选择更大的舞台去发展，比如刘永行现在的公司总部，是上海浦东。
当然，对企业来说，追求更宽广的表演舞台无可厚非，而且这种进取心值得赞扬，可是，这种现象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它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降低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调查数据，1978年到1984年全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6。16％，而同期城镇居民是7。93％，即便1985年到1988年徘徊期间，农民收入每年也增长5％，同期城镇居民是4。4％。也就是说，在那个乡镇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农民的收入增长是高于城镇居民的，1985年到1987年，乡镇企业吸纳的劳动力突破一千万人。
然而，从1997年到2004年，农民连续七年的超低速增长，平均增幅徘徊在2％左右，很多地区甚至是负增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3。24比1，在我国GDP同期连续以10％左右的高速增长的情况下，这种情况的出现值得深思。
根据学者林毅夫等人的研究，1990年代，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减少到400万，1990年代后半期，尤其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甚至出现了负数，1997年之后的三年，农村劳动力开始出现回流。后来，情况仍然没有明显的改善，到2003年为止，乡镇企业吸纳的劳动力还没有超过1997年的水平。
林毅夫认为，乡镇企业的品牌建设和研发水平始终徘徊在较为粗糙的阶段，是导致90年代后期开始的衰退的重要原因。在1990年代有一个经验——“无粮则不稳、无工则不富”，后者主要指乡镇企业的发展。原来的乡镇企业投资非常少，技术也简单，产品质量也不怎么样，但发展非常好，是因为当时工业产品比较短缺，产品很容易卖出去。1997年底出现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以后，市场竞争加剧，乡镇企业没有办法跟1992年以后发展起来的三资企业、民营企业进行竞争。很多乡镇企业破产，不少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回流到农业。
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经济研究司司长李炳坤认为：乡镇企业应当解决好体制和机制改革创新、调整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加快技术进步这三个问题。重点要放在集体企业的改造上，进一步理顺和明晰产权关系，使集体所有从抽象的共有到实实在在的拥有。
这个观点在很多发展得一马平川的乡镇企业的身上得到了极佳的印证，比如鲁冠球和万向集团，如果始终没有明晰他们之间的所有权关系，很难想象这个企业会迅猛发展。
中共中央2004年1号文件提出，要“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其中的重要战略就是“推进乡镇企业改革和调整。”
尤其明确了这样一个观点：“农村中小企业对增加农民就业作用明显，只要符合安全生产标准和环境保护要求，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大力发展农村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都可以进入。”
客观地说，乡镇企业现在的发展机遇仍在，虽然暴利式的机会可能比较稀缺了，但是乡土资源、劳动力数量优势仍在，而且国家的政策也鼓励私营产权关系的企业在乡镇层面上的各个领域里发展。对有志于创业的人来说，“到农村去”仍是一种可以考虑的道路。
但是，另一个困扰乡镇企业发展的问题就没有那么容易解决了，那就是环保问题。
2006年9月的第五届世界水大会“农村污水处理国际研讨会”上，公布了一组令人震惊的数据，据了解，我国目前共有60多万个行政村、250多万个自然村，居住着两亿多农户、近8亿人。对城市居民来说最普通不过的自来水，在农村却仍然是稀缺产品。根据建设部提供的数据，全国村镇自来水收益人口比例有了显著提升，但到2005年止，也仅为52。2％，其中拥有自来水的村庄比例仅为24。8％．
部分地区农村供水安全存在隐患。目前全国共有3。2亿人用水不安全，不少地区的农民饮用高氟水、高砷水和苦咸水，北方部分地区水源性缺水和东部部分发达地区水质性缺水现象并存。农村污水普遍缺乏有效治理。调查显示，96％的村庄没有排水沟渠和污水处理系统，89％的村庄将垃圾堆放在房前屋后、坑边路旁甚至水源地、泄洪道、村内外池塘，无人负责垃圾收集与处理。
这样的环境危机在2007年更是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验证。在当年春夏两季，陆续有太湖、淮河、珠江等流域爆发灾害性的水质污染事件，甚至造成城市大面积停水的严重后果。事后的调查结果表明，这些水污染灾害几乎全不是源于河流、湖泊沿线密布的大小工厂、作坊，其中，规模较小而毫无环保措施直接排污的乡镇企业占了大头。
乡镇企业的发家史，和中国盛行多年的“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思路有极强的联动关系，在这种发展思路被批为落后甚至淘汰时，乡镇企业作为一个群体的发展方向就值得深思了。
＇11＇引子
在近30年的中国经济史中，最惹老百姓反感的一个词汇大概非“官倒”莫属。
大家已经渐渐接受了“投机倒把”，天下的生意归根到底，无非就是原材料开采加工和投机倒把，甭管名字多难听，说的就是一个事儿。可是“官倒”就不同了，它的利润特别高，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轻易积聚亿万家财；最关键的是，“官倒”靠的不是勤奋和智慧，而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制度演化出来的权力寻租方式。
这个特殊的经济制度就是中国1984年前后开始实施的“价格双轨制”。
价格双轨制的实质就是：生产同一种产品，计划内是国家统一定的平价，计划外是议价，也就是市场价。两种价格之间相差悬殊。这种价格差普遍存在于钢材、能源、石化等生产资料领域，也出现在外汇等金融领域。能不能买到“计划内”的物资，取决于一个企业或者个人有没有“条子”，无论是国营企业用不完剩余的条子，还是特殊关系批的条子，只要拿到一笔，转手卖给亟需物资的单位，立刻能赚上百万千万的。
谁最有能力搞到“条子”呢？当然是“官”，还有“高干子弟”。
因为官倒民愤特大的原因，价格双轨制历来也被作为不合理制度的典型。然而，也有学者为这种特殊历史时期实行的特殊制度鸣冤，称其对改革功不可没。我们今天回看这段历史，也许依然无法定论千秋功罪，不过，换个思路看问题，却也能从中着实学到不少价值发现的规律。
对近三十年中国企业史极有研究的吴晓波先生认为，价格双轨制的出现跟中央当时的货币政策有关。在1984年10月计划1985年信贷规模时，国务院公布以当年年底数字为下一年的借款基数。于是，各专业银行为争信贷基数而突击放款，结果国家信贷基金猛增，银行日夜印钞票，后来宣布多印了80亿元，要知道，在1983年，全国的货币投放总量才只有90。66亿元。为了保护在争夺生产资料的主动性和能力弱很多的国营企业，于是，国务院的智囊们便创造性地想出了一个“价格双轨制”的办法来。
1985年初，国家宣布取消对企业计划外自销产品价格的限制，宣告生产资料的“价格双轨制”正式形成。
“《经济日报》曾报道这样一个实例：国营的内蒙古赤峰金属材料公司从一家铝锌矿以每吨3714元的计划内价格购得500吨铝锭，然后以每吨6500元的价格就地倒卖给广东公司，后者再将之倒卖三次，价格提高到每吨7000元，最后仍由金属材料公司买回，调拨给国营的赤峰电线厂。铝锭原地不动，从中倒腾的倒爷们赚个了大饱，国营的矿厂、金属材料公司和电线厂无一例外地都成了买单人。”――《中国企业史》吴晓波著。
在这样一种体制下，焉能不催生出大批瞬间暴富的人物？
很多研究者都有这样的共识，现在活跃在经济舞台上而又讲不清“第一桶金”来源的超级富豪们，多半都有在双轨制时期原始积累的经历。只不过那时的经历比较灰色，“原罪”色彩极浓，所以很少有人承认有这回事而已。
＇12＇难易
2006年的《福布斯》榜上，排第14名的是新加坡仁恒集团的主席钟声坚，才48岁的他有86。31亿元的身价。他的发家史，令人啼笑皆非。
钟声坚是广东陆丰人。早年是老家一个镇的供销社职工，负责该供销社的烟草的业务往来。有次，他去红塔烟厂提货，回来后才发现该厂的仓管给多了十几箱香烟，价值2万多，在80年代初，无疑是发了一大笔横财。但是他没自己留下来，第一时间通知了该厂的仓管，并询问相关领导是要寄还烟还是卖了还钱。领导说卖了还钱方便点，如果方便的话干脆用多出的烟款帮他们买点海货运过去做员工的福利。钟声坚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并在短期内买好海货亲自押着送回红塔烟厂。烟厂的领导很受感动，建议其自己开个公司跟烟厂做生意，有意照顾这个诚实热心的年轻人。
那个年代，谁能够和香烟这类紧俏物资的厂家搭上关系，能从那里拿到平价货，出门就能高价卖掉，无疑是走上了致富之路。
没多久，钟声坚得知，红塔烟厂需要买几部进口的小车，正好广东陆丰是能“搞到”这种进口车的地方。他知道购车的渠道，但是没那么多的资金，不过还是一口包揽了下来。没资金就通过关系以公司的名义以购烟款为由向农行贷了100万，花了70多万为烟厂购进了四部丰田小轿车，并以50万的价格卖给了烟厂。烟厂领导事后了解到了这个青年如此“懂事”，以后就扩大了给他香烟的数量。当年，他就因此多赚了上百万。
次年云南老下雨，土地的养料流失严重，烟叶急需肥料补给，不然烟叶长势不好。但是云南的肥料不足，在了解到这情况后，钟提出为烟厂购买肥料以保证烟农的燃眉之急。他不惜血本“议价”收购一万顿肥料，并以当时的“国家平价”倒贴钱卖给了烟厂。烟厂自然又增加了他的出货量。
再后来，云南的烟叶歉收，烟厂面临原材料不足的危机。烟厂领导再次想到了钟，问其有门路搞到烟叶吗。那时广东是有不少南洋烟叶的，钟就带了样品过去给烟厂看。试验结果发现该烟叶合适替代云南的烟叶，于是烟厂就要求钟为其组织原材料。钟爽快答应了。当时的南洋烟叶的议价价格是3元多一斤，但由于钟需要的量很大，所以大家越卖价格就越提越高，收到最后的价格竟然是12多元一斤，但是钟最后仍以平价卖给烟厂……
以后的故事不用多说，钟逐渐成了红塔烟厂最大的经销商之一，而且，能按照国家计划内的价格拿货。这个日后福布斯榜的常客，就这样插了一根麦管在双轨制“奶牛”身上，忘情地吮吸着。
这就是“双轨制”对很多人的魅力所在。然而，不要以为这就是天底下最容易的生意，只要舍得花钱就行了，其实，这也是最艰难的生意。艰难到国内房地产业的领军人物王石都曾经为此头疼不已，甚至总结出了“利润率超过25％的生意不做”的教训。
1983年，年轻的王石来到深圳。经过一番奔波，他进入深圳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公司“特区经济发展公司”，人们都简称为“特发”。王石作为广东省外经委派出到深圳的人员，特发提供营业许可、银行帐号，但没一分钱资金，却能拿一半赢利，这等好事，自然是因为特发有专门的优势。“主要资源是‘三张皮’，纸皮――批文、地皮――土地、牛皮――鼓吹改革的特区优惠。做事的原则也是三条，一不做违法的事，二是依托北京各部委的资源，三是把国际财团吸引到特区。”王石在自传中总结。
王石发现，当时深圳最好赚钱的生意是台湾产的折叠伞和日本产的味之素，但是因为大家都在弄批文，如果自己也去弄，半年也不见得能到手，遂作罢。
一天，他在蛇口附近看见几个饲料厂的玉米储藏仓，很好奇，得知那是泰国正大集团的原料基地，原来，正大从美国、泰国和中国东北采购了玉米，依靠正大的技术加工成猪、鸡饲料。王石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上门毛遂自荐能搞到玉米并且运输到深圳交货，条件是对方付外汇，正大当然一口答应，然而他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