裤腰带凑了3000元，买了一台磨面机、一台碾米机，办起了一个没敢挂牌子的米面加工厂。
然而，那样一个年代是禁止私人经营的，鲁冠球的米面加工厂被迫关闭。没过多久，鲁冠球又钻了“停产闹革命”的空子，在铁锹、镰刀都买不到，自行车也没有地方修的年月，收了5个合伙的徒弟，挂了大队农机修配组的牌子，在童家塘小镇上开了个铁匠铺，为附近的村民打铁锹、镰刀，修自行车，生意越做越红火。
1969年，宁围公社的领导找到了鲁冠球，要他带着他的伙伴，去接管“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这个所谓的农机修配厂其实只是一个只有84平方米破厂房的烂摊子。鲁冠球变卖了全部家当和自己准备盖房的材料，把所有资金投到了厂里，把自己的命运押在了这个工厂的命运上。
中国大部分乡镇企业的发展历程和鲁冠球他们都有共同之处：一位在农村被公认有技术、有胆量和生意头脑的人，被委任掌管村里的支柱（甚至就是唯一）的小工厂。在当时，社会上几乎所有创业者都一无资金、二无人才、三无管理经验的情况下，最初的原始积累必须从一笔政府或社会资源的无偿借贷开始。
个体户们靠的是向亲戚朋友借钱，农村、小城镇则两条腿走路，一些人也靠亲朋借贷或集资，如刘永好兄弟、如温台地区流行的地下金融，另一些人就如鲁冠球一样，靠的是产权不明的村镇＋个人合办企业的模式。相比而言，乡镇企业有一定的融资优势，因为企业家都是本乡本土的代表，又有村委会等党政机关变相担保，在市场经济初期，具有天然的“个人信用”。
鲁冠球接手的时候，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生产的万向节产品大量积压，没有销路，工厂有半年不能按时给职工发工资了。1971年，鲁冠球带头搞了“计件工资制”，成为全国最早改革分配制度的企业之一。此外，他还组织30多名业务骨干，兵分几路探听汽车万向节的生产销售情况，周旋于各地汽车零配件公司之间，为产品找销路。生存压力逼人奋进！
全国汽车零部件订货会在山东胶南县召开！得到这个消息，鲁冠球租了两辆汽车，带了销售科长，满载“钱潮牌”万向节产品直奔胶南。因为是乡镇企业，根本进不了场洽谈业务。鲁冠球决定：就在场外摆地摊。
我是农民我怕谁？
他与供销科长就把带去的万向节，用塑料布摊开，摆满一地，一连3天。那些进进出出的财大气粗的汽车客商，连眼也不斜一下。鲁冠球想着如何吸引顾客就派出几人到里面订货会上探个究竟。一打听，原来买方与卖方正在价格上“咬”着，谁也不肯让步。这时鲁冠球就测算着：“假若自己的产品降价20％，也还有薄利。好！那我们降价。”说着就马上要供销员贴出降价广告。这一下摊前顾客就蜂拥而至了。晚上，他们回旅社一统计，订出210万元。
1979年，就在年广九们因为“雇工人数”问题被纠缠追问的同时，身在农村的乡镇企业们也有自己的烦恼，那就是，如何杀进国营企业垄断经营的领域？
当年正是全国企业整顿时期，钢材价格连攀新高，而且宁围厂不是计划内的国营企业，拿不到便宜的平价钢材，生产成本比国营厂高得多。
更艰难的挑战是，机械工业部要在全国50多 个生产万向节的工厂中选择三个最好的，作为国家定点生产万向节的工厂。乡镇企业不归中央有关部门管，鲁冠球所在的工厂连整顿企业的文件也拿不到。拿不到定点，就意味着宁围万向节厂只能一直靠“摆摊叫卖”为生，连跟国营工厂竞争的资格都不具备。
鲁冠球简直“无所不用其极”。由于他们没有考试资格，连考题都拿不到，他就悄悄“搞定”一家国营工厂，把那个整顿企业用的条例弄到了手，来了个“考场”外面答考题。
考题中对关键的部分是如何提高产品质量。他把那三十个原本派出去找销路的业务员再派出去，到全国数百个客户那里，挨个询问对宁围厂的产品有何意见，并且把意见总结成新的工艺规范，一年后，按照这套流程，检验出来3万套、价值40万元的次品。鲁冠球召集全厂职工开会，当场宣布3万套次品一个不拉地报废。此举震惊了机械工业部，有人质疑“次品改改还可以用，全部报废是浪费国家物资”，鲁冠球认为“生产次品是浪费国家物资，如果再使用次品，会造成用户更大的浪费。”当年年底，这家乡镇企业在部委的考评中得了99。4分，中了状元，成了国家定点厂。
当着全体员工的面，报废销毁大量次品，以此震撼人心，实现产品质量飞升，这是后来发展壮大起来的企业们的常见举措，海尔的张瑞敏也是以此起家的。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真正下决心用日本式的企业管理和质量标准来要求自己的企业，几乎都会迅速崛起。
1983年，鲁冠球用自家自留地里的2万元苗木做抵押，承包了当时已更名为万向节厂的萧山公社宁围农机修配厂。他在承包的第一年，即超额完成承包任务154万元。被承包后的万向节厂越发犀利，不但在国内继续领跑，还向欧美地区不断输出产品。从鲁冠球承包前的1982年到1985年，全厂产值由553万元增加到1900多万元；在绝大部分 钢材用议价买进，而产品按平价卖出的情况下，三年实现利润翻两番；产品品种从67个 型号发展到100个；产品质量冠全国，有的指标超过国外先进水平。
此时，重要的考验来到了，鲁冠球个人应该怎么分配？
按承包合同规定的分成比例，从1983年到1985年，三年累计下来，鲁冠球应得449000元。40多万元的“巨款”，给不给？拿不拿？
宁围乡政府的意见是给，因为合同是双方签字公证过的，而且鲁冠球拿家里所有财产抵押，完不成合同约定的增长率指标就要赔钱，他拿钱是合理合法的。
但鲁冠球不要，他写信给乡政府：“我愿意将承包超额利润分成部分全部献给企业，发展生产和进行智力开发，使企业办得更好。”
要说高明，这是最有远见的高明。如果拿了钱，很可能就会在未来发生种种风波，引发极大的讨论和阻力，把所得投入企业，毫无争议地，企业未来的承包权还得在鲁冠球手里，而且投入钱可以逐步转化为产权。
果然，鲁冠球很快为这个高明的举措收获了极大的赞誉和利益。1988年，鲁冠球以1500万元向宁围镇政府买断万向节厂股权。1990年，鲁冠球创建万向集团公司，开始向集团化发展。1993年11月，万向集团所属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万向钱潮”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1998年3月，鲁冠球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2000年，鲁冠球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中国大陆50位富豪排行榜第6位，其个人名下财产为3。6亿美元。但有关人士对此予以否认，理由是万向集团一直是我国乡镇企业改革的典型，其股权归职工集体所有，董事局主席鲁冠球也只享有其应得股权，《福布斯》将万向集团的财产全部算到了他一人的头上，是不符实际的。
不过，所有人都知道一个事实，2006年营业收入突破300亿元的那个万向，就是鲁冠球的万向，其子鲁伟鼎1999年即担任万向集团ＣＥＯ。
在中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史里，鲁冠球是罕有的几位“常青树”之一。而且，他具备很多同时代企业家所没有的禀性。
鲁冠球的创业史，几乎是线性的，始终以一个匀速的斜向上矢量运动着，历次重大的政治波折、经济周期，几乎都难动摇他分毫，在其子掌权万向前，他也几乎不大规模参与任何别人眼里有暴利色彩的金融、房地产行业。
象一块坚硬的石头，更象他早年干过的铁匠行当，一锤复一锤，不疾不徐，执著坚定，日积月累，终能成器。只有内心从不动摇者，方能如此宠辱不惊。
＇8＇井喷
鲁冠球和万向集团，是个缩影。改革开放30年来，人们尝试过无数条奔向小康、富裕的道路。从现有的结果来看，对广袤的农村和全世界数量最大的农民群体来说，最快速、富有效率且能大面积解决就业问题的，恐怕还是只有发展乡镇企业，尤其是乡镇制造业为首。尽管，这种发展会付出高昂的环境、能源等代价，但举国专家学者们一时也找不到更优的路径。
我们不妨看看鲁冠球和万向所在的浙江萧山，从解放初到20世纪末这50年来的工业发展之路。
萧山尽管是“天堂”杭州的近邻，历史上的工业规模却一直比较落后。据资料记载，1949年的萧山工业总产值仅2474万元。
然而，到1998年，萧山市已拥有工业企业8637家，从业职工263637人。实现工业总产值365。43亿元，全市工业企业总资产达到250。26亿元，其中固定资产净值105。48亿元。
萧山工业的强劲增长，几乎就是完全依靠乡镇工业的发展。
萧山可能是中国最早萌芽乡镇企业的地方。1958年底，萧山就拥有社办企业240户，职工26879人，当年创产值2264万元。这个数据，几乎是整个萧山所有工业总产值的90％！可见当地乡镇企业的重头地位。
然而，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全市乡镇企业户数仅剩下411户，固定资产原值2937万元，当年创产值6670万元。20年仅增长了195％。
从1978年到1998年底，萧山市乡镇企业已达8657户，总资产2466547万元，其中所有者权益1046850万元，固定资产原值1204220万元，职工246252人，当年创企业产值3291823万元，其中工业产值2982563万元。
这20年不得了，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足足增长了44616％！
以纺织印染、机械汽配、化工、造纸及纸制品、电子电器、食品饮料、建材、电线电缆、羽绒服装为主体的工业结构基本形成。技术设备、产品档次、科技含量在全国趋于领先水平。出现了一大批年销售收入超亿元利税超千万元的强工业企业。如万向集团、航民实业集团、钱江啤酒集团，1998年实现销售收入分别达到26。33亿元、6。8亿元和5亿元；利税分别达到34344万元、11125万元和14416万元。
乡镇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的比重达到81。62％！
建国50年以来，中国乡镇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曲折漫长的发展历程，萧山也只不过是这漫漫大潮中的一个典型，我们耳熟能详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其实也都是脱胎于乡镇企业的洪流。
纵观这50年乡镇企业发展历史，主要表现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
其一就是建国初期到1978年，乡镇企业的前身“社队企业”在夹缝中顽强求存。
1949年以后，经过经济恢复建设，全国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个比较繁荣的局面，农村工业开始兴起。到1959年底全国农村陆续建立了70多万个小工厂，从业人员达500万人，产值超过100亿元，占当时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但随后因总体策略失误，强制推行人民公社化，全民大炼钢铁，使农村企业发展的基础丧失。
1970年国家提出了在农村利用本地资源，兴办为生产、生活服务的小工厂。在东部沿海地区，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和人多地少等各种矛盾十分突出，发展社队企业已成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壮大集体经济的迫切需求。到70年代中后期社队企业迅速发展的势头尤为突出，1974年社队企业总产值为180。9亿元，到1978年已达493亿元，4年共增长1。7倍，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8。5％。
在这个阶段，乡镇企业们发展速度并不快，并且经常遭受挫折，走回头路，可是它对农村的经济发展、吸收劳动力的作用体现得十分清晰。可是说，乡镇企业在农村基层中的“扎根”运动全面完成，这也造就了1978年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一放开，立刻在农村、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中全面掀起了办企业的浪潮。
1978年到1994年是乡镇企业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其中又可分为三个波段。
1978年到1988年，可说是乡镇企业在全国范围内的“黄金十年”。改革开放以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及劳动热情空前提高，农业生产迅速增长，与此同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又使大量农村劳动力富余出来，那会的户籍管理制度决定了农民又不可能大量进城打工，于是乡镇企业一跃登上舞台。
从1978到1983年，社队企业在全国各地广泛地兴办了起来。1983年社队企业共吸收农村劳动力3235万人，总产值从1978年的493亿元增加到1983年的1017亿元，年均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