Ｕ馐堑比坏模蛭笔钡墓诨醣Ｖそ鸨壤�2。5％，也就是说要抛空2000多亿元国债，至少要50亿元以上的资金量，谁能在几分钟内说调就调来？
当晚上交所宣布：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的交易是异常的，经查是某会员公司为影响当日结算价而蓄意违规，故16时22分13秒之后的所有327品种的交易无效，该部分成交不计入当日结算价、成交量和持仓量的范围，经过此调整当日国债成交额为5400亿元，当日327品种的收盘价为违规前最后签订的一笔交易价格151。30元。
按照这个价格，万国净亏了60亿元，次日发生股民集体挤兑，上交所为此专门开了几天的“327国债平仓专场”才平息了此事。5月19日，管金生被逮捕。1996年7月16日，万国被申银重组合并。1997年2月3日，管金生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3。27国债”成为新中国金融市上永远的耻辱。著名经济学家戴园晨称其为“中国的巴林银行事件”。其实此事远比“巴林银行”恶劣得多，因为巴林银行犯错是自己内部管理问题，它参与的日经指数衍生品交易是合法合规的，它的破产完全是因为手下交易员的个人问题，加上时运不济（巴林银行当时做多日经指数，结果碰上了阪神大地震，结果指数下跌它损失了10亿英镑，其后日经指数在三个月后重回轨道，和倒霉交易员尼克利森预测的结果一致，不地震，巴林银行完全可能发财的）。但“3。27”国债期货事件不同，它不仅是万国一家的妄行，它反映的是整个中国金融法规和金融现实之间的脱节，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丧失了法制约束。
当然，倚仗着背景硬肆意妄为的“中经开”同样没有好下场。在2001年后开始的一轮资本市场法制化重建的工作中，中经开由于屡次严重违规，在2002年6月7日被撤销。
有人估算，在整个“327事件”中，多头的盈利在70亿元左右。作为多头主帅，中经开自然应该赚得盆满钵满。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中经开竟然没有盈利。在“327事件”后不久，中经开公司竟然几次面临支付危机。在挪用客户保证金达6。8亿元的同时，还累积了几十亿元的债务，公司几乎被掏空而濒临破产。那么70亿元白花花的银子究竟被谁拿走了呢？答案已不言自明，当然是开“老鼠仓”的人拿走了。江湖上把中经开称为“亿万富翁制造厂”，意味深长。
在“3。27”后，中经开的恶行依然不断，中国资本市场上最著名的造假丑闻“东方电子”和“银广厦”都出自它的导演，它还发明了一系列利用内幕消息、信息不对称来牟取暴利的手法，比如买卖内部职工股、国家转配股等；还有我们后面还要看到的高科技行情也部分来自它的创意。
万国、中经开为代表的“恶庄”最重要的两个特点是：
它开创了中国资本市场上靠“违规看牌”赢钱的先河。万国靠1989年看了国库券的底牌发达，中经开靠1995年看了国债保值贴补的底牌击溃万国，历史巧妙地回旋，从此资本市场上“看牌风”大盛。
此外，它们以明火执仗的方式开创了中国裙带资本牟取暴利的先河。其实，在“3。27”前，上交所就发生过“3。14国债期货”违规交易操纵市场事件，但居然被监管者忽略，此后上交所面对中经开和万国连续一整天的超额交易居然无动于衷，令人难以想象；裙带资本的另一个表现方式就是“老鼠仓”，国营机构和股份制机构恶斗，两败俱伤，得利仅仅是一些开了“老鼠仓”的个人。
这两个先河一开，直接的后果是此后数年间，中国早期资本市场的无法无天状况愈演愈烈，资本市场沦为权贵的“寻租场”和对中小投资者的“屠宰场”――比吴敬链先生说的“赌场”更远远不堪。
当然，就像中经开的下场一样，后来的大量叱咤风云一时者都自食恶果，2002年到2005年间，几乎80％以上的券商机构都沦为“丐帮”，一一进京伸手要钱度日。
1995年后的三、四年里，中国资本市场的真正财富机会并不是所谓的“一年一牛市”，而是大量沉淀在“一级半市场”中的灰色交易。
“一级半市场”的本质就是从一级市场上发行股票到二级市场上市之间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谁能成功上市，上市时间还有多远，判断的依据完全靠内幕消息。
日后的很多问题人物，如“上海首富”周正毅、2006年被判处死刑的北京富豪袁宝璟、远走他乡的东北富豪仰融、创造了中国股市最大庄家神话的德隆系老大唐万新等，都靠从中取了暴利赚得人生最大、最实在的一桶金。
这场资本市场轰鸣还给广大的中国老百姓结结实实地打了一针鸡血还洗了一回脑：一本万利的买卖就在眼前，人人都有机会过把瘾！
＇25＇引子
财富的天窗一旦打开，人们看见了满天金灿灿的星月，也看见了有人曾经架天梯登上琼楼玉宇，各种奇思妙想就层出不穷起来了。
土地和资本市场的几番热潮，让很多人多年来灵魂深处不敢设想的“资本家”概念被激活，可是，在90年代初，一般人不是撞上了“认购证”那样的好运，哪里能凑足起步的资本呢？于是，另一个畅想迅速烧红了人们的思维，那就是做“知本家”。
确切地讲，“知本家”的概念是网络股热潮时期被造出来的，90年代的叫法是“点子大王”。
尽管很多策划人不服气，认为自己早就在80年代开始卖点子的，但全国人民讲起“点子大王”，总是会想起一个叫何阳的人。
何阳在自传中称自己是1988年开始想到卖点子的，当时他32岁。他的“辉煌业绩”来自一次火车旅行，在杭州开往上海的列车上，他巧遇一位浙江衢州塑料厂推销员。闲聊中此人向邻座的何阳诉苦：我们厂生产的一次性杯子卖不出去。何阳出点子说，把京广铁路沿线站名印在茶杯上，再印个小地图，在铁路沿线的火车上卖。塑料厂一试，果然大灵。
据说，这个点子卖了40万元。1992年7月29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刊出独家新闻：《何阳卖主意，赚钱40万》，“北京一位名叫何阳的发明家光靠给企业出谋划策，赚了40万元。他创办的和洋民用新技术研究所，目前已获中国专利20多项，技术转让总收入100多万元。”
此后，报章上关于何阳的消息不断，无不让人惊叹。比如他自述：一家灯具工厂的台灯卖不出去，当时的国际背景是海湾战争，爱国者导弹大显神威，他便建议工厂设计一种爱国者导弹形台灯，这样就收到6万元酬金。还有浙江的金华火腿近年销路不畅，何阳出点子把火腿开发成罐头食品，就这一句话卖出了10万元。这些都是1992年到1994年之间的案例。
其实，很多人都质疑过以上传闻的可靠性。
比如那个40万元卖出去的一次性杯子案例。有人算过，厂家的营业额要上千万才可能给这么高的提成而不至于亏本，价值1000万元的一次性杯子要多少个呢？至少要上亿个。如果要在几年内在火车上卖掉这上亿的杯子，难度如同天方夜谭。更何况，有人去采访过京广线的铁路服务员，也从来没见过印了地图的杯子在车上出售过。此外，如爱国者台灯倒是有可能实现，但金华火腿装罐头，这种产品也是没听说生产过。某种程度上说，何阳跟牟其中有点相似，他们可能的确很有想像力，但是“降落”的概率很低，倒最后陷入的是一种近乎狂想症的境地。何阳最后的收场也不好，因为一起诈骗官司被送进监狱。
可是，在那个时代，何阳以及一大批随之出现的“策划人”倒是一个经济新景象。在90年代中期，中国的各类轻工用品生产产能急剧放大，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们都大量生产，而当时的外贸出口量又不大，企业们纷纷面临产品积压的困境。传统的企业经营理念们大都是“酒香不怕巷子深”，但现在大家都突然发现，不营销，再好的产品也卖不动。
何阳的确不是个好榜样，但他掀起的营销风潮却是引发了社会对这种“一招制敌”式的营销策划模式的追捧。大家发现，在遭受“个人崇拜”洗脑多年的中国群众中，那种靠奇思妙想新概念新名字配合媒体轰炸的效果出人意料的好。
这种追捧的后果是，90年代中后期，以保健品和VCD为代表的一些行业将营销策划概念演绎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
＇26＇标王
2006年4月，一代“标王”、原广东爱多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志标获得假释，提前两年出狱。有消息称，这位年方37岁却已度过人生大起大落的企业家正准备重振雄风，却已经不想再进入家电业了。
农民出身的胡志标可谓“草根创业者”的最佳典范。他早年没读过什么书，却热衷玩半导体，可是他决没有四川刘家兄弟那样的专业技术能自己攒机开厂，于是选择了购买别人技术然后低成本组装再奔赴市场营销的路子――这条道路，后来几乎所有造家电的巨头们都必然经过――可惜胡志标却一直沉湎在这条路子中没走出来。
胡志标早年梦想是成为“中国的松下幸之助”。他造过风靡一时的学习机，却因为知识产权受质疑，加上产品已经进入夕阳时代，没赚到太多钱。
偶然的机会里，胡志标听说一种新的视频播放技术在国外已经形成规模，那种技术的产品就是VCD。据他打听，VCD的前景极为广阔，主要原因是它的片源比当时主流的LD便宜数十倍，更重要的是，这种技术极其容易造盗版碟。他认识到，在中国这个消费层次不高的地方，价格低、大众用得起的东西才是将来会大面积流行的产品，于是立刻跑到香港联系进口VCD的芯片，并组织人研究造其他配套产品。
1995年，胡志标的VCD下线，喜欢香港歌唱天王张学友的胡志标从他的热门歌曲《每天爱你多一点》中截取了“爱多”两字命名了这个产品。
可是，最困扰胡志标的问题出现了，怎么能让全国人民认识到偏僻的广东中山市东山镇一个破破烂烂的小厂鼓捣出来的产品呢？况且，这个产品是大部分国人还没任何概念的“VCD”？
当然是广告。1995年前后正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掀起的“广告标王”竞标运动的巅峰时刻，此前一年，山东的“孔府宴酒”以3079万元的价格掀翻了志在夺标的“孔府家酒”，并且在一年中凭借广告效应实现了企业产销的巨大增长。而此后更诞生赫赫有名的“标王”秦池酒，价格是6666万元！
“标王”们的巨大而短暂的成功揭示了一个道理：在方兴未艾的中国商界，个人和企业普遍没有建立起有力的商誉，品牌的价值评估体系也远未成型，那生意场上别人凭什么认你？往往就看你有没有“实力”，有没有“魄力”。要体现自己是个大老板，能合作大生意，自然要多番包装，比如购置豪车名表，宴请时故意铺张浪费，在办公室里挂满和政界要人合影――这些手腕，至今仍然是商场和骗场的常用招数。自打中央电视台的“标王”出炉，它就成了最新也最具轰动性的平台：还有什么比天天紧跟在权威的《新闻联播》后面更能迷惑人的呢？还有什么比中央台一套里宣布：“全国第一”更体现实力的事呢？
1995年的胡志标和爱多当然没有争夺“标王”的实力，他从广州开始做起。先是打了很多“真心实意，爱多VCD”的电视广告，后在当地发行量最大的《羊城晚报》上连续数日包通栏做广告，每天只登载两个字：“爱多”。这个效果不错的广告正是胡当时信赖的一位“策划人”出的点子。
爱多没多久就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不仅因为地毯式的广告轰炸让它站稳了广东市场，更重要的是，作为崭新的电子消费品，VCD的毛利极高。当时商场里的进口VCD售价普遍在4000元人民币以上，还不能“超强纠错”――套用葛优在《大腕》里的台词“超强纠错就是超强盗版”――在中国买回家一台不能放盗版碟的机器，心情该多郁闷呢。但是爱多不同，不仅超强纠错，而且售价仅仅在3000元，对胡志标他们来说，出厂价2000元的产品，真实成本仅800元――其中又有500元以上是直接贡献到卖芯片给爱多的境外厂商那里。这种利润率让VCD市场迅速火爆起来，并且积累了大量的现金。
在爱多崩溃后，有很多人评价它财务管理失当，其实这种说法并不正确。胡志标尽管不懂财务，但在经营中一直坚持“先款后货”的原则，几乎没有任何“三角债”发生。“先款后货”的依据是什么？那就是爱多的销售人员每到一地，就给当地的渠道商看他们曾经在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