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生产生活问题。
潘石屹经常拿这段经历当玩笑讲给记者听：“小偷经常光顾，夜里提供照明的小发电机一个月内被偷过三次，人刚刚躺下，电灯突然灭了，那肯定是发电机被偷了，于是便狂追，直到小偷抬不动了、弃机而逃。”
后来遇到台风袭击，砖厂停产，潘石屹重回海口。随着经济低潮的来临，大部分淘金者都撤了，潘石屹决定留下来碰碰运气。“理个发两块钱还要砍价砍成一块。晚上睡在沙滩上，还要把衣服埋在沙堆里，生怕被人偷了。在别人房间看春节联欢晚会看了一半，便被人家赶走了。”他这样描述当时的艰难。
随着经济不景气的无限期延续，许多闯海南的人纷纷回到了内地，潘石屹却一直坚持着――其实他也没其他地方可去。在近乎绝望的无聊中，潘石屹认识了曾经在牟其中手下做事的冯仑和王功权等人。1990年，潘石屹投奔冯仑，与王功权、易小迪、张民耕等人在海南岛成立了万通的前身——海南农业高科技联合开发总公司，靠年息20％借来一笔启动资金，开始了他们的炒楼生涯。
讲到这里，我们必须再叙述一下万通另一位旗帜人物冯仑的简单历史。
在万通的人马里，公认冯仑是鬼点子最多的“军师”型人物，这可以从1991年的一桩生意过程看出来。
当时，手里只有3万元人民币的冯仑在对一家信托投资公司老总谈海南房地产的机会。
谈完机会，冯仑接着谈自己公司抓住这个机会的能力以及自己的为人和出身――国家体改所、中央党校、牟其中副手之类的背景――这套说辞不仅那时候有效，到今天还有很多人靠暗示或明示自己的政治背景取利。
初步取得对方认可后，冯仑开始和对方讲他也刚刚闹明白的新名词“按揭”。冯仑告诉对方这是一种全新的做房地产的形式，用很少的钱，就可以做很大的项目。对方听得似懂非懂，其实冯仑自己也是才听说一个星期，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感觉他既有背景又专业。
取得了上述效果后，自然是图人家手里的钱能投资过来，这是最重要也最艰难的一步。冯仑本人曾经很得意地这样描述那段过程：“做生意，从别人那里拿钱，无异于夺人贞操。就那么一句，不会说，说一辈子，也说不出来；会说，3分钟就能将这句说出来。尽管时间少任务重，但决不能照直说：‘我就缺钱，你给我投钱。’这就像谈恋爱，不能照直说：‘我就缺个老婆，你干不干？’还得先要谈风花雪月，谈理想，谈未来，而最后实际就缺一个老婆。”
冯仑是这样做到这最后一步的，他盯着对方的眼睛脸不红气不喘地说，“这一单，我出1300万，你出500万。我们一起做，你干不干？”
对方点头同意，冯仑立即跑出去写文件，在最短时间内将手续做完后，冯仑让创业伙伴王功权负责将钱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回来。万通拿着这500万付了首期房款，然后立即从银行贷了1300万。这就是冯仑说了半天，对方似懂非懂的“按揭”。
这单生意，冯仑的确出了1300万，但这1300万要用对方的500万现金作抵押才能从银行贷出来。如果没有对方的500万现金，冯仑手中只有3万人民币，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冯仑他们用这1800万，买了8栋别墅，重新包装之后，就卖了出去，大约赚了300万元。这就是冯仑他们在海南的土地上刨出的“第一桶金”。
这种作派，是不是很神似当年牟其中动辄要“定向爆破喜马拉雅山将干旱的大西北变成雨区”，又或者是“向全国3000家国有大中型企业注入资金，四年完成中国现代化”的劲头？的确，冯仑在牟其中手下的几年不是白混的，区别是他不是光吹不练，来了钱又赶上了泡沫起来的好时光，就真的发家了。
冯仑的身世比潘石屹神秘得多，人们只知道他1959年生于陕西西安，198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4年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获法学硕士学位。曾在中央党校、中宣部、国家体改委、武汉市经委和海南省委任职。
据传，冯仑是1988年来到海口创业的。他当时的身份是国家体改委派驻这里的代表，其实就是他一个人，开办费是一张条子，凭条能购买1万台平价彩电，他直接把批文卖了30万元，用这笔钱建起了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
1989年，体改所因政治风波解散，冯仑回北京，发现早没了编制，从此成了无业游民。他投靠了当时闻名全国的南德集团老总牟其中，担任政务秘书的冯仑月薪250元。一年后，冯仑成为牟其中的第一副手，工资也涨到850元。
1991年，牟其中干了一件大事，扬名立腕震惊海内外商界。在前苏联国内政治震荡、经济停滞的状态下，牟其中凭借敏锐的嗅觉及魄力一举买下了4架俄罗斯产图…154中型客机。当1991年底，第一架能载164人的图…154客机飞抵成都的双流机场，并交付给牟其中的南德集团时，人们惊异于一个民营企业家的能量和胆识。这4架飞机是牟其中用500多节火车车皮的国产轻工产品换来的，双向交换产品总价值4。2亿法郎。牟其中号称自己获利近1亿元人民币。
尽管牟其中的人生达到了巅峰，冯仑却嗅出了他的不对劲。牟其中此后再无扎实的生意支撑，而沉迷于玄幻的理论构建上。南德的产业方向也开始无所而不往，有国际卫星制造发射、满洲里机场和铁路运输线的建设，也有100亿投资规模麻辣烫火锅连锁的设想。据说当年牟老板和冯小刚、滕文骥、李少红一帮大导演们谈过投资的事，张口就是2亿美元，众导演全被震住了。
有报道说，对于南德的未来，冯仑曾经劝说过牟其中，甚至想过“兵谏”，即架空老牟，由自己和王功权掌管实业。最终未果，冯仑开赴海南。事情发展的最后印证他的判断是正确的，2000年5月30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裁定：南德集团及其法定代表人牟其中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南德集团被判处罚金500万元，牟其中犯信用证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到海南的冯仑和潘石屹等一拍即合，决定承包一家叫做“大地公司”的国有小企业，双方约定，他们每年向原来的厂长缴纳数千元管理费，掌管一切经营。后来大地的厂长临时反悔，因为觉得“他俩太落魄相了，实在不放心”。
最后，只能自己创业了，公司定名万通，于1991年9月3日成立。1992年9月3日，万通成立一周年纪念日，冯仑将这一天确立为万通“反省日”，6个创业兄弟定下了不买外国护照、不转移资产、不改变身份的规矩。
有人评论说，当年在海南捞钱的无数“过江龙”中，也就万通那帮人还算白道的。
从1991年到1992年，万通在海口、三亚马不停蹄炒了4单楼盘，销售额七八千万，近三千万利润。就在他们有了钱，准备自己盖楼，玩更大时，他们幸运地嗅到了危机的气息。年轻的潘石屹进行了人生中第二次“行贿”，以五斤桔子和一条香烟的代价获准查阅有关内部资料时，他意外发现海口市在建人均住房面积已达50多平方米，而同期北京人均住房面积才7平方米――冯仑等和他一商量，决定立马全面撤离。
1992年底，冯仑和王功权到北京转了一圈，决定移师北京。在接着召开的鼓浪屿会议上，万通决定让潘石屹到北京打先锋。
潘石屹领了几万元差旅费来到北京。在一个县政府食堂吃饭时，潘偶然听旁边吃饭的人说北京市给了怀柔四个定向募集资金的股份制公司指标，但没人愿意做，此时，王石将万科弄上市的消息已经在南方传开，潘石屹当然知道指标就是钱，他不动声色地跟怀柔县体改办主任边吃边聊：“我们来做一个行不行？”
经过一番周折，北京万通登陆了资本市场，在几乎什么实际项目都没没的情况下，拿到了8个亿的现金融资。
潘石屹的北京之行的确救了自己和其他人，冯仑和他在北京壮大了公司，后来还分别弄出了自己的一番大事业；另一方面，流连海南的王功权就没有这么好运气了，他几乎赔光了钱。万通在海南本来没有积压，但是在清理三角债时，被迫收回一个当时价值6000万元的项目，而在收回的时候，这个楼盘已经缩水到300万元。
就这样，万通在海南一共赚到了100万元――如果不是及早抽身，可能这几个今天的大富豪在某建筑工地当民工呢。
2001年的博鳌房地产论坛上，冯仑有一句经典语录就是：“在海口看见那些烂尾楼就像看到了初恋情人如今已经满目疮痍。而看见那些新起的楼盘，就像看到了初恋情人的女儿，猛的一看有点眼熟，仔细一看又不是。”
前头我们说过，王石曾经把早期参与价格双轨制倒卖办公用品、外汇等的账目轧了一遍，发现其实暴利来的最后都原样输回去了，于是卖光的所有乱七八糟的投资专心做万科地产；其实看潘石屹、冯仑的经历也能得到类似的启示，趁着泡沫大潮迅速积累的暴利太不容易保住了，那场泡沫给他们的最大意义恐怕还是经验和教训。
日后潘石屹屡屡靠创意出击地产项目，刻意保持财务健康；冯仑在2004年宏观调控时主动戴上“红帽子”，在逆境中反而更见壮大的经历，都与这一段深刻的人生履历有关。
＇19＇众生
华尔街的投资大师比格斯说过这么一句话：面对泡沫高涨却保持清醒不去参加，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事情了。
的确是这样，我们今天看潘、冯嗅到危机提前撤退，好像很容易，但在那时，手里的楼多留一天出手也许就能多赚几百万，而危机虽然逼近，谁又能说的清到底何时降临呢？这种刀口舔血的刺激和快感，投机客们如何能抗拒呢？
再设身处地地想想，潘石屹用桔子和香烟换来的情报未必有字面上那么恐怖。海南人均住房面积50平米，北京才7平米，的确说明有泡沫存在，但这种泡沫为什么不能用时间来填平呢？据说当时海南由于特区的财富效应驱使，人口每月剧增几十万，而海南的人口基数低，潘石屹看资料的时候也才200万以内，按这种人口速度的增长，万通也有足够的理由留下来继续奋斗。
1993年6月2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发表讲话，宣布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次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16条强力调控措施包括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限期收回违章拆借资金、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等。
海南，乃至全国的房地产泡沫――尽管很多地方尚未形成泡沫――都一一破灭了，地产业陷入了长达8年的萧条。很多日后的大佬们，比如万科、合生创展、还有今天的中国首富杨惠妍的父亲杨国强都几乎倒在那一轮里。
有人质疑：如果不是出台了这么严厉的措施，海南泡沫未必就这么惨淡收场。这种说法当然不对，因为海南泡沫的最大危机来源是太多金融机构的钱被裹挟进去了。
在海南泡沫高涨的同时，上文讲到过的另一个泡沫易发热土“北海”也刮起了一阵子类似的狂潮，差点把另一位地产大佬王石给灭进去了。
王石在其自传《道路与梦想》中讲了这段经历。
1992夏天，北海市委书记王季路和市长帅历国到深圳招商，当时万科已经上市，并且打定主意专业做地产，这自然是个机会。王石向市长介绍了万科在上海如何把一块机场附近的“废地”打造成“宝地”的情况后，市长略一沉吟，“这样吧，有一块40平方公里的土地，地价可以象征性地付一点，就算送给万科建设开发吧。”
与海南隔海相望的广西省北海市，此时的房地产开发火爆程度也毫不逊色。
1992年，这座原本只有10万人的小城冒出了1000多家房地产公司，全国各地驻扎在北海的炒家达50余万人。经过轮番倒手，政府几万元/亩批出去的地能炒到100多万元/亩，当地政府一年批出去的土地就达80平方公里。以至于次年前来视察的朱镕基副总理忍不住提醒当地政府：“北海不同于上海…… （北海建设）要量力而行”。
为了吃透北海政府对这块土地的规划意图，王石邀请了经济学家汤学义、城市规划专家孟大强先生一起前往北海。在北海建委会议室，帅市长请两位专家给建委讲课。
汤学义从基础设施投入分析讲起：“深圳特区目前总共开发了70平方公里的土地，‘三通一平’每平方公里需要两三个亿，70平方公里的‘三通一平’用去了近200个亿，也就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