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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13日，吉林省公示2007年将在全省各县（市、区）和设有乡镇的城区全面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建立起基本覆盖全省农村居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此同时，东北的其他地区也正加快农村医疗保障体制建设，距离王维忠的期望越来越近。不只是吉林省，对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全国农民医疗问题，党和人民政府一直都是非常重视的。2006年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在论及今年的政府工作重点时提出：“要突出抓好医疗卫生工作，着眼于逐步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深情地指出，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千家万户幸福。我们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全面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坚持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加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农民不会再为治病而发愁。
为新农村建设献策（1）
2007年10月15日，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其中，胡锦涛同志所提到的关于“三农”问题、保护耕地、保护国家粮食安全及培养农村人才等重大问题，都是王维忠代表近十年来一直大力关注的热点，而且他都对这些进行过深入调研，并向全国人大递交过多份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等。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其核心就是农民问题，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应紧紧围绕惠农富农来进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最具有现实和长远意义的话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也是为我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迈出的最关键的一步。那么，如何迈出这关键的一步呢？社会在等待，国人在观望，作为人大代表的王维忠在认真思索。
对这些焦点问题，王维忠多年来，一直用事实说话。2005年11月至12月，他不顾家人的坚决反对，忍着肝部的阵阵隐痛，还坚持深入吉林的通化、四平、白城等七个县（市）的十三个乡镇，深入到农民家中，举行了十余场座谈会，对县乡村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简称“建新村”）的认识和制约“建新村”的阻力及打算等进行座谈，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同时，他为了更好地听到真话实话，经常采取暗访的形式，有时选择单独行动。由于他熟悉农民的生活习惯，会拉家常，使很多农民一见到这个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代表马上就喜欢上他，谁都愿意与他掏心窝儿。王维忠在调研时亲眼看到，在吉林偏远地区，很多农民没粮吃，没衣穿，家中无柴烧，孩子没学上，有病不得医治的局面还远没有缓解。部分农民素质不高，精神生活空虚。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春天种上地，秋天忙收藏。科技不沾边，把吃得饱、穿得暖、游手好闲当小康。外出打工他不想，老婆孩子守在炕头上”。另外，一直以来，读书无用论在某些农民心中似乎根深蒂固，自己没文化，还不送孩子去上学。王维忠为此忧心忡忡地指出，目前农村困难很多，在农村中还存在许多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和谐的音符，应该充分认识到新农村建设任重而道远。经过长时间的深入调研，又经过前瞻性的思考，王维忠指出了目前“三农”问题的现状，并科学性地总结出制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现实问题。2006年3月3日下午，王维忠带病来北京参加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同时，不顾身体的虚弱，又应邀来到新华网作了一场有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访谈，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同时也吸引了很多“三农”专家的眼球。第二天，新华社记者朱继东又发表了题为“王维忠：九大因素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长篇报道，向全国介绍了这位心系“三农”的人大代表的深厚情怀。现摘引新华社这篇报道，让我们共同领会王维忠对新农村建设的许多真知灼见：首先是农民收入的增长点少，农民增加收入难。王维忠代表说，多数乡村干部反映，种粮农民在仅有的土地上耕作使农民再增产空间较小。其中，科技种田提高产量幅度有限，粮食价格放开，生产资料涨价，使惠民政策给农民增加的几百元钱还抵不住种子、化肥、农药等上涨的因素。公主岭市范家屯镇干部算了一笔账：农民得到的“一免三补”款总计540元，减去生产资料上涨的500元，只能得到40元的惠民款。尤其是化肥控制在商家手中，入冬后大量采购，“囤积”起来，春天及追肥季节大幅涨价，农民急需，又无处去购，只好依价就范。所以，有农民气愤地说：“国家对物价应该进行宏观调控，抑制经销商哄抬物价。”其次是乡村债务链是困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大难题。乡村两级多年形成的债务因无经济来源化解，一直无法解开，是困扰干部的最大难题。一些老村支书、村主任办起事来，腰杆不硬，甚至在村民心中已失去威望。王维忠代表告诉记者，双辽市王奔、红旗两个乡镇干部强烈要求我向上级反映，惠民政策人人有份，欠债的拿到钱还很得意，让他还钱没门儿。如果惠民政策让调皮捣蛋的不法分子得到实惠，就会引起大多数人的不满。有的村干部想就此撂挑子不干，但因债务牵着两头使其进退两难。第三是一事一议，绝大多数议不成，很难办成一件事。税费改革后，没有向农民收费的项目，办公益事业全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通过一事一议筹资解决。比如修“村村通”，学校修缮改造，义务兵补贴等筹资筹劳项目，一事一议时只要有几个人不肯出钱，就得搁浅。第四是土地承包制度不尽合理，劳动力转移阻力多。在《土地承包法》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尽合理的地方，土地束缚了一些农民，使他们只看到土地带来了温饱，陈腐观念和旧的生活方式使他们不愿进城务工。另外，现在土地发包权是农民，与过去由村发包相比，可能出现“插花地”，土地不连片，种粮大户机械耕作困难。并且，《土地承包法》规定30年不变，目前出现的最大问题是死人有地种，成为家庭遗产；而活着的人没地种，甚至1986年以后出生的人连续三代没地种。
为新农村建设献策（2）
第五是农村基本建设投入不足，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据县乡干部反映，现在的水利设施大都是20世纪70年代留下来的，防洪堤坝年久失修，水道淤积，河床抬高，平时河断流，都变成枯河。可到雨季，河水猛涨，特别是山区半山区洪水暴发，冲倒房屋、冲毁良田屡有发生。对于农业大省粮食主产区，水利部应该看到水对这里更重要。第六是对农民社会保障欠账太多。大安县红岗乡党委书记对本乡进行了贫困状况分析，人均年收入不足800元户占总户数的183％，占总人口的147％。其贫困原因中劳动能力不全或丧失者占贫困户的44％；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占92％；因自然灾害致贫的占329％；子女上学支出巨额费用的占51％，这是贫困原因的前四位。而洮南市胡力吐乡，贫困人口高达80％～90％。亟待解决的致贫因素：一是义务教育经费不足；二是尽快普及合作医疗。第七是乡村经济困难是基层党政执政能力减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村绝大多数乡镇没有企业，只靠县财政拨给的人头费和办公费运行。特别是原来遗留下来的债务，更无力偿还，但讨债的成天不断，应接不暇。第八是发展农业缺乏资金支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变生产型农业为产业型农业，进行农产品的加工转化及延长产业链等都需要资金投放，理应得到资金支持。这些资金只能由贷款来解决，可是商业银行没这个业务，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也不太愿意。尤其是发展畜牧业的大额资金贷款，让农民望尘莫及。农民贷款难已成不争的事实。最后是农村需进行数字打假，彻底扭转党政干部作风。农民年人均收入是农民的毛收入，当问到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时，一些乡村干部说，估计每个农民的收入，全村加起来用人口平均后得出的数再多加1000元，就是年人均收入。全社会应该呼吁数字打假，让干部实事求是的作风真正落到实处，不再刮浮夸风。
找出了制约因素，那么，我们到底应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王维忠指出，首先应着力解决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相关问题：帮助农民增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问题。农民收入上不去，就会影响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影响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也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但让农民增收必须给农民减负，杜绝乡村干部在建新农村过程中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建立健全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机制，让农民增收必须继续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必须走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路子。王维忠由此归纳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12条建议：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建立防洪抗灾、水利开发利用的长效机制；加快“村村通”建设，给贫困地区专项资金支持；解决农村信息不足；提高农村人口素质，使建设新农村整体推进；加快对农村农民实施社会保障措施的进度；出台村民委员会议事规则；适时调整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度；积极发展乡镇民营企业，解决乡镇经济危机；繁荣农村文化，让先进文化在农村扎根；合理规划稳步推进城镇建设以及加强农村党的工作。2006年1月22日，王维忠的这篇长达三万余字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考”的调研报告写好后，第二天就呈递给吉林省委书记王云坤同志。王云坤书记马上就被这篇披露农村现象之丰富、反映问题之深刻、调查深入独到的报告吸引住了。他被这位医学教授对“三农”的深厚感情，特别是被这位党外人士满怀赤子之心书写下的拳拳报国之意而感动不已！他在同一天时间内，连续两次在上面亲笔批示：“这份报告资料比较充实，看来王维忠同志下了很大工夫。”“这份报告资料比较充实，请庆才同志阅。”在省委书记的大力推荐下，这份报告随即被批转给吉林省主管农业的副省长杨庆才。王维忠说：“亲眼看到自己的调研成果得到了决策部门的重视，觉得辛苦没有白费。”2006年3月8日下午，还在打针吃药的王维忠，早忘记了全国人大及吉林省人大有关领导再三规定的“安心休息，不参加社会活动，不接受记者采访”的嘱咐，答应了网易新闻网的访谈邀请。15时许，他在满脸无奈的小儿子王绍申的陪同下，悄悄地“逃”出了宾馆。这位身患重病的老人来到网易访谈室，与广大网友们谈起了有关“新农村建设的问题”，下面我们摘录其与主持人刘佑平的部分对话：王维忠：我从去年的五次会议以后，以及今年发表的“一号文件”和这次我们在会议期间讨论的关于“十一五”规划的一些问题中，都谈到了建设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