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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定一其貌不扬，说话结结巴巴，那扑克牌型的脸，看上去好像一块发面饼。据说他40年代初毕业于上海某个医学院，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为抗日，他参加了新四军。到1955年被授军衔时，他已是解放军中的一名大尉军官。但他仍笃信天主教，而不是共产党员。1957年整风鸣放，他提出应该坚持宪法上规定的信仰自由，不要在教会系统中搞“三自一新”的宗教改革。于是他被认为攻击了党的宗教政策，被打成了“右派”。他想不通，认为这是蛮不讲理，不辞而别地回了安徽老家，漫游四乡，行医糊口。数月后，他被“抓获归案”，开除军籍，送交劳动教养。在三余庄，他仍然坚持他的宗教活动，每顿饭都要独自端坐无人处，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最后说声“阿门”，才举箸进食。队长和指导员认为，这是抗拒改造的一个宗教狂，因之需要批斗，促使其“迷途知返”。
批斗会冷冷落落，尤其对李定一宗教信仰的批判更为乏力。作这种发言的人，只能泛泛地说16世纪的欧洲新兴资产阶级也搞过反封建、反对罗马教皇的宗教改革运动，并说当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时代，随着宗教存在根源的消失，即一切剥削阶级及其影响的彻底消失，物质生产和科学文化的高度发展，宗教也将逐渐趋于消亡，等等。
对这些话，李定一根本听不进去。他听着听着，竟然低下头眯瞪起来，接着就鼾声大作，这被认为是“抗拒改造的死硬分子”。会后，这两位都被弄去三余庄以南两公里的大队部关了“禁闭”。
对这样的批斗会，我是反感的。对邢松劲，他的那种观点我不表赞同，但他只要没有破坏性的行动，他那样想就让他想去好了，不必兴师动众地强制改变他的观点。对李定一的宗教信仰，更无权去强行干涉，而且，对思想观念，是不能用刀剑去改造的。把这样的人都关了“禁闭”，如关囚笼，一天只给两小碗稀粥喝，则更是一种暴政！
29 漫长的隧道（Ⅱ）
一
1966年3月上旬的一天，高庄教授的“劳教”两年到期了。指导员对他及时宣布解除“劳教”，让他从围绕着破破烂烂铁丝网的南院“右派”队，搬到了只有半截花墙的北院“就业职工”队。
这立刻在“右派”队引起了不同反响。像我和高庄这样也是后来“加重处罚”被送来“劳教”的人，就以为到期也会及时解除的；但从1958年春天就进来“劳教”的人则大发牢骚：“晚来的人都走了，我们已被‘劳教'七八年的人，为什么反而成了无期徒刑？！”
1966年4月23日，我的“劳教”两年也到期了。但我并没有像高庄那样，被及时解除“劳教”。等了几天，仍然没有动静，我想，这是否与我的一次绝食有关？
这次绝食发生在3月底，起由是关于发放食堂粮票。按照惯例，每月28号晚上分发下个月的食堂粮票，各人精打细算，基本上都能吃到下个月的28号。独独在这个3月份，由于队部工作上的拖拉延误，28号晚上没有分发粮票，29号早上就有很多人没有粮票吃早饭，照样饿着肚子去出工。
虽然，我的粮票略有富余，不仅自己吃了早饭，还三两二两地接济了一些人也吃了早饭，但到了中午，这些被接济的人还是只能面对食堂的窝头馒头干瞪眼。此刻，我身边还有几两粮票，足可吃一顿午饭，但为了抗议队长们这种不按制度办事而损害了大家合法权益的行为，我开始了绝食。
同组的苏自田和组长范宝新以为我也断了粮票，苏自田给我送来了半斤粮票，范宝新还买好饭菜端到我的面前，我也拒绝吃。
范宝新觉得事情不妙，连忙放下他自己的碗筷去队部汇报：“戴煌绝食了！”分管我们这个组的小王队长①立即跑了来，再三劝我吃饭，我也毫不动摇。
①整个三余庄有两位王队长，一位年龄较大，身材也较高，为了区分清楚，大家背后称他为“大王队长”，称分管我们组的这位叫“小王队长”。
晚上，我继续绝食。晚饭后，队部终于从大队部领来了粮票，当即分发。
对于这件事，会不会影响到对我及时解除“劳教”呢？我认为，即便有所影响，队部也应该有个明确的说法，不能“不宣而战”地默默拖延对我的“教养”期。
4月30日出工时，我向组长说：“我去队部说件事。”就来到了队部。队部的屋子里空空荡荡，只有指导员一人在，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
“指导员，关押我两年的期限已过了。你们为什么还不给我解除劳教？你们还懂不懂得法律？就是一个真正的罪犯，被判刑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到期不释放人家，你们也得说明为什么不放，为什么加刑，加多少，并且还要出示正式的法律文书。而我们这些人被‘劳动教养'，还美其名说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为什么反而不作任何说明，就把我们无限期地这样关押下去？”
这位指导员似乎还有几分涵养。我说了许多带有几分责问的话他竟没有插一句话。他静静地听我说完，略加思索后，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这样说：
“我们只是个管理机关，对你们的去留没有决定权。我们一定向上级反映你的意见，望耐心等待。”
隔了一个多月，我被值班人员叫到队部，指导员正式向我宣布：
“根据上级的指示，你的两年劳动教养已经期满，现在宣布解除。至于工作安排，上级将和新华社联系，然后才能决定，望你继续耐心等待一段时间。”
这样，我也步高庄教授的后尘，由围绕着破破烂烂铁丝网的南院“右派”劳教队，搬到了没有铁丝网的北院“就业职工”队，结束了“劳教”生涯。
一个月后，“文革”大战登台了。指导员又对我说：
“由于文化大革命，新华社的领导人吴冷西、朱穆之、邓岗等人都戴起了高帽子，敲着脸盆儿游街示众。新华社人心很乱，没人敢过问你的事，你只能暂时在我们这里留场就业了。”
这就是说，我成了一个“二劳改”的“留场就业人员”，到苹果园、梨园、桃园、葡萄园、草莓地去修枝、除草、打农药、施化肥、采果、装箱，麦收时也一齐去大田割麦子，忙了夏天又忙来了秋天，不断地忙碌着……
二
“文革”伊始，北京城到处是自生的红卫兵和来自全国各地接受毛泽东检阅的红卫兵，一片乱哄哄。红卫兵和许多“造反派”胡乱打死人，许多胡同常常向外拉死人去火葬场的恐怖消息，不时传到三余庄来。（lz）
接着，我听到了来自新华社的一些传言。据说，新华社内的“卫东彪战斗队”之类的“造反派”，在张贴“打倒”、“火烧”、“炮轰”、“砸烂”吴冷西、朱穆之、邓。岗等人的大字报中，有时也列有我的名字，同样在我的名字上也打了红××。原因是他们曾“鼓动”我“闹翻案”，“事败后又包庇”我只劳教两年，而没有给予更严厉的惩罚，其中跳得最高的人，认为我“应该被处以极刑”。
这个人，是一个远离自己丈夫的少妇。在我与潘雪媛尚未相识而青青已被接回北京的时候，她曾一度相当殷勤周到地帮我照料过青青，还曾对我“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后因我对她的非分之求装着不知道，旋又与潘雪媛相爱，她就反目为仇，对我耿耿于怀。在我被送进牢门之后，她就曾在新华社的某些人面前大声嚷嚷：“把戴煌这样的人留着干嘛使？他把攻击的矛头直指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杀他不足以平民愤！”“文革”一来，她更成了一个“意气风发”的“造反派”，在“揭发批判”新华社的一些“走资派”的时候，便声色俱厉地嚷嚷这些“走资派”对我这个“应被处以极刑”的人“竭尽包庇之能事”了。
对这样的“造反派”，对这样的“对伟大领袖忠心耿耿”的人，应作何等评价？！
也正是在这种时候，“良乡机械厂”传来的消息说，周总理的那位老同学被人活活打死了！据说那是良乡一些中学的红卫兵和机关“造反派”，纷纷拿着钢丝鞭和铁棍木棒，到“良乡机械厂”大院“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们把这位老先生拖上了土台子双膝跪地，扒光了他上身的衣服，钢丝鞭和铁棍木棒一古脑儿地一阵猛打，打得他满身满头鲜血直流，当场断了气！
接着又从新疆传来消息说，在公安医院监护我的那位年青善良的徐干事，也被人打死了！据说他带着一些“就业人员”去新疆支援边疆建设，新疆当地的一些“造反派”要对这些“就业人员”大打出手，他上前说理拦护，说这是违反党的政策的。这些“造反派”竟说他是“庇护牛鬼蛇神的现行反革命”，在拼了命地痛打一些“就业人员”的同时，对他的头部也施以重击，他当场倒地不治而亡！
正当这许多无辜者横遭死难的时候，团河劳改农场的年轻干部也都臂套“红卫兵”袖标，在农场所有林荫大道的要道路口，来回巡逻放哨，阻挡外面学校涌来的红卫兵，或一些劳教“右派”和“就业人员”原机关前来要人回去批斗的“造反派”：
“我们这里也有红卫兵。如果你们所说的这些人有问题，我们这里也不会轻饶他们的。”
这样，不知保护了多少人的性命。
对此，我们应该感谢团河劳改农场的领导者。如果是在北大荒或“良乡机械厂”，这些人即便不会惨死于皮鞭棍棒之下，也会遍体鳞伤，鲜血横流。
三
1966年冬天，天津、唐山间掀起了“一定要把海河修好”①的热潮。位于茶淀车站以西也归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后改称劳改局）管辖的清河劳改农场，也抽调了大批劳力，奔向了整修海河水系的工地，团河劳改农场也抽调了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就业人员”前往清河支援。
①毛泽东的题词。
清河农场以潮白河为界，潮白河以东、茶淀车站以西的几个老分场，创办于新中国建国伊始；潮白河以西的几个分场，创办于“大跃进”的1958年。因之那里紧挨潮白河西岸的第一个点就俗称“581”，由此向西的第二个点叫做“582”，再向西的就叫“583”、“584”，最后一个点是整个清河农场掩埋死人的地方，叫做“585”。
这样，整个清河农场由东而西连绵数十里，南北宽约十余里，拥有“劳改人员”、“劳教人员”、t‘就业人员”不下4万人，是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在北京市境外最大的劳改场所，大大地大于同样归其所属的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和吉林白城子农场。
来到了清河农场，我没有立即被派往海河工地，而被分配到位于582这个点的潮白河分场的直属队，任务是为修建组当小工，或去葡萄园挖沟埋覆越冬的葡萄藤条。
一天上午，刮着大北风。我正脱了棉袄绒衣，弯腰掩埋葡萄藤条，突然感到好像有一股电流，从骰骨向上快速闪射到脑后的颈椎骨，腰就弯得直不起来了。我试着扭扭腰，腰就疼得像是截断了似地，怎么也直不起来；试着就那样弯着腰铲铲土，也照样疼痛难忍。
活是没法再干了。我只得弯着腰挂着锹，一步一停地慢慢挪到了分场部医务室。医生捞起衬衣看了看，摸了摸，又用小木槌上上下下地敲了敲脊椎骨，说是“闪了腰，受了风，脊骨没受到伤害”，给了我一包止痛片，而不给我开工伤假条。但是我的腰不能直，头上冒着汗，咬着牙，好不容易伸直了，可又不能往下坐。费大劲坐了下来，又不能站起来。躺在炕上，连翻身也不能翻，这哪还能继续参加劳动？
在这十分困难的时刻，我碰到了两位好心人：一位是修建组组长兼技师陈德和，一位是直属队的指导员于友善。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俩。
陈德和身材瘦小，但结实精干。他出生于江浙地区，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曾担任过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工兵团团长。
1949年1月，他率领他的工兵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