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这句话是说得不错的。但是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地等待这种“改变”，而必须坚持着活下去。鲁迅先生说得好：“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有光明。”我们要力争不像小罗那样悲惨地死去。这样做的惟一办法，就是一个“吃”字。
在第二生产队，一天只吃两顿饭：上午饭上午九点，下午饭下午三点，一天的劳动时间也就在这两顿饭之间。
一天上工，到苞米地里去清理秋收时尚未成熟的根本没法脱粒的青皮苞米堆，把一些青皮苞米从苞米杆上掰下来，用马车拉回队。
在清理中，我们发现大大小小的田鼠纷纷逃跑，那数量多得惊人，光用脚踩就能踩死一片。大家都用麻袋把它们收拾了回去，我竟收拾了半麻袋。
当天收工吃了下午饭，我们各自都把自己收拾回来的田鼠剥了皮，剖了肚，装在各自的洗脸盆里。我的脸盆里一共装了大小81只，放了水，搁了些盐和辣椒粉，放在两条炕之间取暖用的火塘边。等炖熟了，一会儿就下了肚，压根儿不觉撑得慌。
在没有田鼠吃的时候，我们就吃从地里拉回来的青皮苞米。
队里存放这些青皮苞米的用木头垒起的马架子，就在我们班住的同样用木头垒起的马架子附近。我们在太阳快落山时吃罢下午饭，等天黑定，人人拿一只空麻袋，去那个马架子装回一袋冻得梆硬的青皮苞米，一边剥皮一边往火塘里丢。等把冰烤化了，就戴着棉手套拿起来拍拍打打吹吹灰吃了起来，连嫩嫩的苞米心也一并嚼下肚。就这样地烤烤吃吃，忙活到夜里十一二点，直到把一麻袋的青皮苞米都下了肚才上炕睡觉，反正第二天九点钟吃罢上午饭才上工。
在这大饥饿的年月，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的辩证养生说对我们是不适用的。他说：“欲得长生，肠中常清；欲得不死，肠中无滓。”很显然，这是对不愁衣食、常常吃得过饱的人说的。而对整天辘辘饥肠、饿得头晕眼花的人来说，恰恰就得肠中不清、肠中有滓才不至于像小罗们那样地死去。
23 死亡场（Ⅲ）
一
小罗死后不久，从云山畜牧场不断传来留在那儿的难友中的一些人相继去世的噩耗，死者是唐文彝、汪之淼、王广谋、王九成、张建淼，等等。
唐文彝，江浙一带人，国家经委高级经济师，苗条的中等身材，瘦削的脸庞，斜梳着小分头，文质彬彬，业余爱好唱京旦，尤其唱《苏三起解》，唱腔娴熟优美，同时他还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他早就得了浮肿病，后来又瘦得像一束干柴，好像风一吹就要不支而倒。他虽然仍然老老实实地干活，排长还要挖苦地说他在演花旦，不是干活的把式。但班长戚玲对他百般照顾。有一次割水稗，戚玲就把他藏在高高的水稗堆里，让他歇了好半天。
小云山大批死人之后，一天休息，唐文彝请假去云山场部买咸菜和油炸面儿子，戚玲还派另一位难友与他结伴而去。结果在云山场部什么也没有买到，他就说服了那位难友不必再陪着他，说他一个人能走，遂独自从云山场部穿过云山水库大坝，去大坝西边的850农场五分场四队合作社想买点儿吃的，结果同样什么也没有买到，只得满怀失望地空着肚子往回走。
他走走歇歇，走到大坝中间的大闸附近，实在走不动了，就背靠着水闸坐了下来，想歇口气再走。但他再也没能站起来，挨到天黑就坐在那儿惨然死去。
他死去的前一天，还跟同班难友军医李定国讲述，他刚收到一封家信，他的孩子附信说：“爸爸，你们夜晚在野外干活，要点一堆篝火。狼怕火，这样狼就不敢来吃你们了……”结果他没有被有形的狼吃掉，而被无影无形的但更加残忍的狼——人为的大饥饿——吃掉了！
精通医道的李定国断定，唐文彝完完全全地死于低血糖，“当时只要有100毫升5％—10％的葡萄糖，就能够救他一命！”
二
跟着死去的是汪之淼，华侨，瘦弱的身材，面色苍白，他害着肺痨病，他们的机关也没让他免除通过“北大荒流放”这一关。农场领导当然更不把他当作病号看待，修水库，砌房子，耕种，除草，收割，“受不了也得受”。
小云山大死亡后，汪之淼跟着别的难友继续去野鹅滩割大豆。割完了那儿的大豆，回“七间房”基建大队时，他挑着行李死在夜路上，只比大死亡的难友们多活了十多天。
他死后，活着的难友从他的身上查出了900多元人民币。但这顶什么用？
“有钱他也买不到吃的，还是走上了黄泉路！”一位难友痛惜地说。
下一个死者叫王广谋，是精通军事后勤业务的大尉军官。他身高近两米，长方脸，络腮胡，人称“关东大汉”。他原来肤色黝黑，干起活来特棒，每天割麦子、割大豆都能割到五亩以上，干别的活也都名列前茅。
可叹的是，他也早早地得了浮肿病。在“吃食贵如金”的时候，他虽文章满腹，却不如一囊钱，他曾用他的一件皮大衣和一块日本航空怀表，向“七间房”的保管员换来了两斤泥鳅，一顿就吃完了。但他最后还是死了！
再一个是王九成，国家商业部的干部，由浮肿病到皮包骨，活活地饿死在集体宿舍的大通炕上。
难友们不相信他睡在炕上就会死去，连忙请来了队部的医生。医生抓起他一只枯瘦的手，把了把脉，就推开他的手下了炕，问旁人：
“现在几点了？”
有人看了看自己的手表，说：“晚十点。”
“噢，他死了！”
他死前最后享受的，是两瓶商标上印有大红灯笼的“灯笼果酒”。
他的死讯被报告到了队部。队长竟让大家就那样继续把他放在大通炕上，等第二天天亮再处理。难友们只得仍然陪他睡了一夜，第二天从队部领来了一张席子，把他卷巴卷巴地送上了后山。
再一个是原国家侨委的干部张建淼，和汪之淼一样，也是归国华侨。
前一天早起，下着小雨，他和大伙每人喝了一碗稀汤粥，从“七间房”去云山场部背小米，给养鸡场做饲料。出来不一会，他觉得浑身冷得打战，返身回屋加了件衣服。这样，他就落到了一群人的后面。从云山场部往回返时，每人也只背了一袋几十斤的小米。这时已是半夜了，他仍然落在大家的后面。大家到家后都上炕睡了，也不知他会什么时候回来。
第二天早六点出工，大雾。原电影洗印厂的蒙族干部莽珉走在全班的最后，朦朦胧胧地看到路边躺着一个人。他上前一看，原来是张建淼：眼镜没有了，手电没有了，一袋小米也不见了，但他还在轻轻地喘着气。莽珉火速回队部报告，弄了辆平板车把他拉回“七间房”，一个多小时后他就断了气……
除了饿死的和因饿而病死的，还有不忍凌辱而自戕身亡的。
一位难友，是独身回来报效新中国的归国华侨。在饿得毫无办法时，他给在英国的老父亲写了信，这位老父亲从伦敦给他寄来了几桶奶粉。队长和指导员就说他“丧失了国格”，“破坏了新中国的政治影响”，对他开了“批判会”。他觉得这是对他的莫大凌辱，而“士可杀不可辱”，遂在黑夜中投井而亡……
究竟死了多少人？农场始终没有公布过。仅据在一个队里当统计兼文书的杨崇道说，光是他所在的那个队百十来名“右派”中，经他的手写了死亡报告的就有30余人，几乎占这一个队“右派”总人数的1／3！勉强活着的也都已到了灯枯油尽的地步，随时随地都可能魂归西天。
三
但也有魂归西天又被救活了的，他就是我的老战友戚玲。
戚玲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也会面临他在1949年打进南京后创作的那首《傅来友诉苦》长诗中所描述的那种惨境：“挨过一年又一年，日子好似滚油煎。财主门前酒肉臭，哪管饥民饿死在路边。”“种地户指头大的地也没有，饭碗就像飘在水上头。”“吃多少树皮和草根，糊一天来算一天。”
他两度浮肿，又两度干瘦如柴，形同骷髅，长而乱的头发盖满了头。他常常饿得一点儿办法没有，只好到垃圾堆上翻找出一些鱼肠子或鸡骨头，用挂在身上的那个黑乎乎的铝锅煮着吃。
有一阵，他突然卧床难起，只有敲钟开饭，他才举步维艰地扶着墙去大食堂喝一勺稀汤粥或吃一个树皮团子。大家见了面，都没啥力气说话，只能“尘世叹茫茫，各人心自知”，恨自己没有起死回生的良计，不能再去六虎林河敲冰捕鱼捕蛤什螟，上山找蟒蛇蛋、野菜和榆树皮，而只能坐以待毙。
他就这样地躺在大通炕上东想西想，常常在昏糊中被人叫醒。他感到他像一盏小油灯行将油尽灯灭，倒也没有什么死亡的痛苦。
有一天，他躺着躺着又昏迷了过去。当大家收工回来时，发现他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顿即慌乱起来。适逢云山场部卫生所的一位工医生来“七间房”巡诊，大家忙请这位王医生进行抢救。这位王医生只是号号脉，用听诊器听了听，确认已停止呼吸，就嘱咐第二天安葬，一些难友不能抑制地围着哭起来。
统计兼文书杨崇道哭了一阵，忙回队部去写了死亡报告。李定国说：“不能眼看着老成就这样死去！”他出门追上了那位王医生，讨来一个急救包，给戚玲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又进行了人工呼吸，戚玲仍无复苏的征兆。他又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再次进行人工呼吸并挤压起搏，使戚玲终于呼出了一口气。紧接着，他要杨崇道去大食堂讨来一碗玉米馇子汤，一小羹匙一小羹匙地往戚玲口中灌去。这样，终于把戚玲已去西天的灵魂又唤了回来……
四
在这没完没了的死亡威胁下，许多人的心实际上已经早死了，正像有人所说：“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电影《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海魂》的剧作家之一的沈默君大尉，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到北大荒后，和我一道修建过“五一水库”，也一道在山上剖过木板。由于他早年在河南的一个土木工程学校读过书，他还专门设计过一排猪圈。1960年夏天，他被调到850农场文工队之后，和一些赶马车的铁道兵退伍老战士常常聊天，获取了伪满时期铁路扳道工与日寇作斗争的素材，匠心独具地塑造出地下党员扳道工李玉和及其义母李奶奶、义女李铁梅的英雄形象，写出了剧本《自有后来人》（几年后，被江青等人移植为京剧《红灯记》）。
由于长时期营养极端匮乏，他也得了浮肿病，对生活的现实极为不满。一天，他给一只狗套上了军上衣，又让这只狗到处乱跑，以昭示干了多少年革命的军人，如今还不如一只狗精神抖擞。由此他被罪加一等，打回了云山畜牧场园艺队，遭到冷酷的批斗。
从此他销声匿迹，病得连迈步都很艰难，和一些病友整天都躲在自己的病房里。就是在大白天，这病房也是死一般的沉寂，而耗子们却如入无人之境，公然出来打打闹闹，甚至啃活人的脚。
在这种境遇下，沈默君更感孤寂冷漠，看透了世事人生。当有人去病房探望他时，他悲愤而痛切地说：
“都是黄泉路上的人，还有什么好看的呢……”
一些人的心，就这样死去了！
24 将与死亡场告别时
一
在我们的人正不断死亡时，中央考察团又来了，宣布第二批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的名单。
这次摘帽大会我没去，因为我已彻底失望。什么“老同志”。“老战友”，除了整人的而外，绝大多数的人，只不过在人人自危的氛围中，明哲保身而已，没有一个敢于为了真理而仗义执言的。我甘愿以过去也有过军衔军籍的身份，混在一批来自中央军委各系统的准备长留北大荒的“老右”里，悄悄地呆在一分场第二生产队。
我感到这个生产队的干部职工还比较讲人道，将来把我的大女儿青青接来，在这儿安家落户也不错。
但是，我这个海市蜃楼的梦想迅即幻灭。中央考察团准备召开第二次大会，宣布中央各部门“右派”的去向时，终于发现应到一分场场部集中的人群中少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新华社的戴煌”。于是一分场党委立即给第二生产队打来了电话：“让戴煌赶快打起铺盖到分场部报到！”
这样，我只好打起行李，搭乘第二生产队去分场部拉东西的马车，来到了分场部，并立即参加了中央考察团宣布去向的大会。
也许因为这时候中苏之间的大裂痕已不可弥补，或许还要加上农场对我们这批人暴虐太甚，死亡现象太严重，所以，考察团宣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