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大豆和割麦子一样，都是一种十分简单的劳动，只要有力气有腰功和一把小镰刀就行。但此时此刻，对于这些连站都站不稳的“老有”来说，它的繁重程度的递增，就是几何级数的了。
“干不动的也得干！”祝副场长在地里一边转悠一边吼。
夏天割麦子“大会战”，他还在腰上别着左轮手枪，也这样边监工边喊——“你们受得了得受，受不了也得受。”现在在大豆地里，他仍然老调重弹：“割不完绝不收工！表现不好的，甭想摘帽子！”
为了除去扣在脑门儿上的“紧箍咒”，大家只得不吝惜维持生命的微弱热能玩命儿干。但是肚子饿得实在太难受，有人开始一边儿慢慢地割，一边儿偷偷地剥开生豆荚，往嘴里塞大豆。
“偷”字多难听！可是此时此地，要活命的本能就促使许多人不得不这样做，尽管都是读书识字人。
“你趴在这儿干什么！”
随着祝副场长的这又一声吼，大家才发现，正趴在垄沟里“偷”吃生大豆的原国防空军司令部的大尉军官“周大个子”，被祝某当场“抓”着了。此刻，这位身高1。82米的大块头，已成了细长细长的勾腰曲背的瘦大虾，徒有“周大个子”之名了。
又随着祝副场长的一声吼，大家纷纷放下手中的小镰刀，集中到“周大个子”的地垅里开起了“现场批判会”。按祝副场长的说法，“批判这种偷吃国家大豆的犯罪行为”。
“像‘周大个'这样死不改悔的右派，”祝某说，“是不能摘帽子的！”
这勾腰曲背的瘦大虾，也料想摘帽无望，一下撑直了腰，顶了祝某一句：
“生大豆并不比糠团团香！只要榆树皮管够，谁也不会吃这生大豆！”
“你你你……你纯粹是个活畜牲！”祝某火冒三丈地骂着，边骂边气呼呼地掏出一个小本本，把这件事记了下来，边记边嘟哝着说：“周大个，你听着，我叫你今生今世摘不了帽子！”
这奇怪吗？在云山畜牧场，当干部的骂人，是一点儿也不奇怪的。这位祝副场长，在基建大队当大队长时，不论何时何地，只要看到“老右”，他总是“骂”字挂帅：对干得好的要骂，对干不好的更是骂声如放鞭炮了。
午时到了，大豆地里照常响起了“休息”的哨音——“进午餐”。可是绝大多数人，这时哪儿还有“午餐”可进？他们只得穿着破胶靴，蹚过宽宽的一溜水，钻进了野鹅滩，刨草芽，挖芦根。突然，原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兼诗人戚玲，在灌木野草丛生的小浦上，发现了两只柔绒似雪的小鹭鸶。它们伸长了细脖子，张着小嘴，呀呀乱叫，煞是可爱。戚玲强忍饥饿，把它们用细草包包好，发誓要带回去养大，送给北京或别的什么城市的动物园。
“你这完全是做梦！”祝副场长闻声走来，对戚玲发出一阵阴笑。“你们人都没得吃，你哪来粮食鱼虾喂它们？再说，你就是把它们喂大了，谁给你送去什么动物园？”
戚玲决心已定，他把这两个小生命放在原来的案巢中，准备晚上收工时带回小云山。
“午餐”时间过了。哨声一响，人人又弯腰如捣蒜，挥动小镰刀，继续执行那当天根本无力完成的每人必须割完五亩大豆的“决死”令。
天快黑了，每人的两大垅地，还没有割完1／4。祝副场长大怒，用他那嘶哑的吼声下了一道新的命令：
“伸手不见手指才能收工！”
吼完，他自个儿就“单枪匹马”地先回小云山了。
天色真的已到了祝副场长命令要求的“标准”了。指导员李惠一声“收工”，也拔腿先走了。饥寒苦累的“老右”们，尽管归心似箭，但想快走也快不起来，只能在粘乎乎的路上慢悠悠地往回晃。
这时寒风凛冽，夜幕厚垂，雨夹雪越下越大。“老右”们一个个缩着脖子，东倒西歪地向前挪。泥下坚冰如滑板，许多人挪动三五步就是一个跟头。有的被摔成了泥人，浑浊的泥水顺着衣裤往下流。有的人简直是趴在地上往前爬，有的人就直挺挺地倒卧在泥水中。
诗人戚玲，这时怀里捂着那两只小鹭鸶，一手握着小镰刀，竟抒发起“三闾大夫放逐赋《离骚》”的情怀，边崴泥边哼出了几句诗：
夜雪倍感朔风紧，悠悠归途齿发寒；
困兽犹战再抖擞，羊肠河洼不可慢；
弱者摸黑如履冰，搀扶涉水齐心颤；
路遥时长落荒多，呼救无力沦夜幔……
原海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团员杨川林海军上尉，与一些难友首批崴回了小云山。他急忙跑到队部向指导员李惠报告了路上的情况，并说“说不定会死人的”，要李惠赶快想想办法。谁知李惠这个“共产党员”，这个“政治指导员”，竟然只对杨川林苦笑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
夜里11点钟，又有刚回来的人去队部报告：
“路上倒下了不少人！最好赶快派人拿些菜团子，去接他们回来！”
第一批摘帽后在队部临时做统计和文书的杨崇道中尉，立即叫醒已酣酣入睡的李惠指导员：
“指导员，指导员，怎么办？”
“你们去就行了！”李惠不耐烦地嘟哝了一句，翻了个身又睡了。
杨崇道立即找来了也是第一批摘帽的蒋同磋、郝起新、罗小棠等几位排长，又找了几位稍微还有点力气的难友，带着一篮菜团子，提着一盏马灯，直奔七虎山方向而去。他们一边匆匆而走，一边高声喊叫：
“喂——，有人吗——？喂——，有人吗——？”
听不到任何人回应的声音。
走出了一里多路，他们才发现了一个人，默默地躺在泥路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任由雨雪纷纷落在自己的身上，但还有一口气。用灯罩已被熏得半边黑的马灯照着仔细看看，原来是抗美援朝立过功、转业后在国家计委工作的科长马竞亮。几个月前，就在这个小云山，他常到垃圾堆上捡些鸡骨猪骨，用火烤来刮骨灰吃，被排长盛桂林汇报上去，被队长、指导员当作“丑化社会主义的典型‘泡将'”而批斗得不让吃饭。蒋同磋和一位随同的难友，立即替换着把他背了回去。其他人继续朝前走，继续边走边喊：
“喂——，有人吗？……”
又走出了两里多地，他们才又碰到一些倒在地上或坐在地上的人。每见一个，他们都首先送上几个菜团子。
说来也真怪，几口菜团子下肚，这些人就立刻恢复了说话的能力。他们一边大口大口地啃着菜团子，一边念叨“这下可救了我们的命”，并打着手势说：“后面还有不少人，赶快，赶快给他们送菜团子去……”
杨崇道等人继续边走边喊，向东边的黑暗中摸索而去。
不一会儿，发现远处有一团火光。他们加紧跑到那儿一看：原来是一个小火堆，旁边拢着五六个人，正在给一位掉进冰窟窿的难友烤衣服，带头的是原八一制片厂的技师金星。他们哆哆嗦嗦地一接到几个菜团子，也都不约而同地说：“这下可救了我们的命了！这下可救了我们的命了！”他们也是边啃菜团子边说：“后面还有人，快去救！”
杨崇道把郝起新、罗小棠留下来照看这几位，自己带着跟来的另外两个人，继续向黑暗中摸去。他们摸到一个大水泡子边上，发现一个人正仆倒在那里。杨崇道连叫几声，他都不应声。杨崇道俯身一摸，这人浑身的衣服均已湿透，表面一层都已结了冰。杨崇道把他翻了一个身，用马灯一照，原来是当年负责保卫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的高射炮营的上尉代理营长兼营参谋长孔祥（庆）忠①。
①该同志的名字作者记忆不清，为祥忠或庆忠。
此刻孔祥（庆）忠双目紧闭，满脸的络腮胡子上也都已结了冰茬儿。杨崇道连声呼唤：“老孔，老孔！”他也一声不应。杨崇道把一只菜团子柞到他的嘴边，又大声喊：“老孔，吃菜团子吧！”也真灵，老孔双眼立刻使劲睁开了一条缝，狠狠地咬了一大口菜团子。
谁知道，他还没把这口菜团子咽下肚，还衔在嘴里，就再也不动了。摸摸他的鼻子，连，丝儿气都没有了。杨崇道他们不相信老孔会就这样死去，轮流地奋力往回背，想背到刚才见到的那个火堆旁，帮他烤烤火，或许能使他缓过气来。
但是，等背到那火堆旁，那儿的几个人已走光了，火也灭了。再摸摸老孔的鼻子，还是一丝儿气也没有。他的全身上下里外，只有手腕上的那块旧“罗马”表还在走动，旁的一点儿活气都没有了，身子也开始僵硬了！
杨崇道只得和一位难友留了下来，守护着死去的老孔，派另一位难友赶快回去报告指导员李惠，力争套一辆马车来，把老孔的遗体拉回去。
然而，杨崇道二人在雨雪风交加的茫茫黑暗中焦急地等了一个多小时，等来的口信却是：
“李指导员说，活人回去，死人明天再说。”
杨崇道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只得带着两个“活人”回去。回到了小云山，他忙到各排一查人数，包括已知道的“死了的”在内，还少三个人！
这时，尽管在这一年多没吃饱过肚子的100多名“老右”中，没有一个人还有力气再去找人、背人，但还是有不少人想挣扎着去寻找失落的难友。可是队部指示：
“不准去！不准影响明天的继续会战！一切有关死人的事，等天亮后再说！”
人们只得集中力量抢救已经背回或用木板抬回的人。
蒋同磋等人背回的马竞亮和另外四个人，被放在食堂里，身上还多少留有一些余温。大家纷纷要求小云山队部的王卫生员来抢救。这位似乎只配给人发点阿斯匹林和灰锰氧的王卫生员，拿着听诊器前来看了看，听了听，连声说：“完了！完了！”
在大家的苦苦恳求下，他才给这几位濒临死亡的人每人打了一支强心针，但边打边冷冷地说：
“这都是白打……没救了……都拖出去吧！”
蒋同磋忙说：“他们的胸口还都有点儿热气哩，哪能‘完了'呢？”
卫生员瞪眼说：“打了强心针，心都不跳了，光有点儿热气管屁用？！”
说罢，他就拿起针盒和听诊器，扬长而去。
蒋同磋不忍看着这几位难友就这样死去，又去请求队部给云山场部打电话，要求场部卫生所派一位医生来。没想到云山场部的答复竟也是同一个口径：“明天再说！”
人命关天的大事，应该分秒必争，岂能“明天再说”？！一些难友七手八脚地继续给马竞亮等人烤火的烤火，按摩的按摩，有的还给他们一一做了人工呼吸，彻夜未眠，终于救活了两个人，而马竞亮和另外两个人再没有缓回气。
天亮了，云山场部才派来了一位医生。这位医生走到停放马竞亮等人的门板旁边，急匆匆地一一翻开他们的眼皮看了看，不无惋惜地说：“啊，太晚了！不行了！”从他的神色和口气不难看出，并不是他们当医生的有意姗姗来迟，而是场部领导对卫生所的通知太晚了！
在朝鲜前线立过战功的马竞亮和另外两个人，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活活地作践死了人，大家惶然又愤然。副场长祝某和指导员李惠，也只好威风暂敛，没有再下令吹哨子接着“大会战”。
早饭后，队部让人套了一辆马车，到那条死亡路上去拉人。赶忙了两三个小时，连孔祥（庆）忠在内，又拉回了四具全身已结了冰的尸体，再加上马竞亮等三人，这次“大会战”一下就死了七个人！
他们是：马竞亮，孔祥（庆）忠，原中央军委桂林测绘学院的教员——酒糟鼻子的矮老头儿唐奕晔，瞎了一只眼的徐老头，原交通部的干部刘湖深，原人民银行的干部陈伯龙，还有一位一时记不起其姓名的难友。
面对这七位死去的难友，所有活着的“老右”都默默哀戚，没人吭声，这天真是最阴沉最冷酷的日子。
七位死者都被放到了小云山废弃的打铁房，那儿既没有窗扇也没有门。夜里怕狼群来把死者叼走，从部派军医李定国去值班看守，另派原中国新闻社编辑朱凤藻打着马灯做伴。
“我们的生命如此不值钱，连畜生都不如！”李定国向朱凤藻叹息着说，“猪和牛马都喂得饱饱的，我们却挨饿！至于荷兰种牛的待遇，更不知比我们的要高出多少倍！不定什么时候，我们也会被饿死！”
是啊，人世间最可宝贵的是人，而不是牛羊猪狗。但在具有奴隶主意识的人看来，则奴隶不如他们的牛羊猪狗，这在我们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国度尤其如此。
“过去老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朱凤藻说，“只有亲身经历了，才能深刻体会这‘饥'与‘寒'之间恶性循环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