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诤酢�
六
第一条干渠的土方任务，我们连抢先完成了，并迅速转移到西边几里地的第二条干渠。刘文指导员认为我们干劲很足而生活大艰苦，特别给我们半天时间搭小窝棚，让我们不要再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上盖蓝天下铺地”了。我用几根茶杯粗细的桦树杆，搭了一个从正面看高不足一米五的“人”字形尖顶小窝棚，棚顶和棚后及两斜侧捆扎了薄薄的一层“小叶草”，前面的进出口挡了块冻得铁皮般的破油布，褥子下面也铺了一层草。这比睡在酷寒的露天下确实好多了。
但四面仍然飘霜进雪，呼呼地透寒风。外面零下40度，里面也高不了三两度。早早晚晚，都得戴着棉手套吃饭，小铁勺儿也常常冻在嘴唇上拿不下来。
有一次，正当小铁勺儿冻在下嘴唇上的时候，出工的号声响了，我用力一拉，拉掉下嘴唇上的一小块皮，流了不少血。
夜间睡觉，仍然要戴着棉军帽把头缩在被窝里。为了第二天早起不让靴子再冻得伸不进脚，不管上面沾了多少泥水，也像保护宝贝疙瘩似地把它们塞在大衣与棉被的夹层里。
这种种艰苦，对我来说都不在话下。且不说枪林弹雨下的生死考验都不知经历过多少次，就说这冰天雪地的熬炼也早领教过了。1948年元旦前，在苏北盐城南面30里地的伍佑一举围歼蒋介石的王匡部队，我就曾和战士们一样在小河沟的冰水中泡了半夜，冻伤过一只脚。1952年1月底，在朝鲜前线采访罗盛教烈士的事迹，在冰天雪地中爬山越岭，跋涉了100多里，被汗水蒸湿了的棉军衣，也曾冻出了一层硬壳。同时我深知此时此刻的北大荒，环境就是这样，不是谁故意对我们过不去。如果人人都怕艰苦，都去住高楼大厦，那么新的高楼大厦会从地皮下自己冒出来不成？
到此为止，大家认为自从来到北大荒之后的流放生涯还是一种“文明的流放”，人格还是受到了尊重。但是由于天气越来越寒冷，土层冻得越来越厚，常常要三四个人排在一起猛打“排子镐”，才能把冻土层凿开一条裂缝，所以大家的体力消耗也越来越大。尽管大家没有怨声叹气，精神仍很饱满，但毕竟像俗话常说的那样——心有余而力不足。每人每天要完成七到十立方米的定额，确实越来越艰难了。
更不幸的是，大家所敬重的刘文指导员，突然不见了！
14 文明骤化为野蛮（Ⅰ）
一
刘文指导员的“失踪”，在大家的内心深处搅起了极为不安的波澜。据说，他被指控为姑息同情“右派”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调回云山场部批外反省去了。连队的工作完全由四队来的尹队长和三队来的朱副指导员负责。
从此，尽管十分艰苦但尚算比较文明的流放生涯，立即宣告结束。
尹队长40多岁了，家里有个刚二十出头的“支边青年”的年轻妻子。不管大家如何苦战，他也常常离开工地连部的那顶大棉帐篷，回到小云山四队家里去。经常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就只能是三队来的那个朱副指导员了。因此在这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为这位朱副指导员多费点笔墨。
在1958年春天“向地球开战”的转业风潮前，朱是一名少尉。他的水平之高低，一时难以看得出，但其为人之粗暴和蛮不讲理，却是十分明朗的。他那满是雀斑的圆黑脸庞上，又有一些浅麻子，加上为人如此，所以大家并不关心他的大名，而背后一律称之为“朱麻子”。心地善良又懂得政策的刘文在时，朱麻子和尹队长还常常骂我们是“土匪”、“俘虏”、“一群老绵羊”①。刘文这一走，他们就更抖活得出格了。开口：“你们要知道，自己是干什么来的！”闭口：“你们要识相，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刘文常说的“努力工作，刻苦锻炼，加快祖国建设”一类的催人奋发上进的语言，似乎从未在尹队长和朱麻子的齿缝间迸出过。对王震将军带头喊的“同志们”这三个字，尹队长和朱麻子就压根儿没往心里去。他们动不动就训斥我们给他们“丢脸”，使他们“抬不起头”。惟一的根据是，他们到云山场部去开会，只能坐在最后面，不敢向别的连队挑战应战，因为我们的战绩“老是在最后”。
①因为我们不少人常常翻穿老羊皮大衣。
这就奇怪了！我们连第一个完成了一干渠的包干任务，转移到二干渠快一个星期了，三个“左派”精英连还在一干渠迟迟未转移，我们怎会成为“最后”？！
原来那些连队都是亩产“万斤粮”、“十万斤红薯”的“卫星成绩”，而我们却是“铁榔头砸石头——实打实的”。
二
一天都深更半夜了，我们刚刚拖着十分沉重的一双腿，回到了各自的小窝棚，正脱大衣、棉衣人被窝，朱麻子就让三队来的第二排排长田振兴，丁丁当当地敲响了连部棉帐篷门前的一小截钢轨：“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大家纷纷从各个小窝棚里钻了出来，边扭衣扣边向那灰色的棉帐篷跑去。原来是朱麻子要训话。他向帐篷边上一指，说：
“你们看，今天从团部扛回了两面大黑旗！这就是你们的‘光彩'！你们如果再不好好给我们争面子，我们也绝不再跟你们讲客气！（不知他什么时候跟我们讲过“客气”。）还要降低你们的口粮——少干活就少吃饭嘛！”
第二天，果然，太阳快落山了，两大箱午饭还搁在沟边上，宁可让一粒粒苞米馇子冻成了冰豆豆，也不让大家吃。究其原因，说我们还没有完成上午的定额。
很多人当即发起牢骚来，越干越没劲儿。可是皮大衣上一尘不染的朱麻子，却让值星排长田振兴喝令大家摘去头上的帽子，光着头干活，还要边干边唱歌，说是“让他们提提神”。这个田排长居然照办：“快摘掉帽子，摘帽子，快，快！”
田振兴何许人？原是汪精卫汉奸部队里的一个士兵。鬼子投降后，他被我们的部队俘虏了过来。解放战争中，他由战士而班长、排长、连长，建国后又升为一个师的作战科长。不知何年何月，他转业到了工业部，也当了个科长。又不知是何原因，他也被扣了顶“右”帽，被发配到了北大荒。一到北大荒，他就施展出了他那到处行之有效的“特长”——投机钻营、捧上压下，很快就当上了排长，成了朱麻子的“大红人”。排长轮流值星时，他的一只胳膊上套着“值星”二字的红袖章，神气活现地在全连面前说：“我虽然也是‘老右'，但现在和你们不一样！我是监工员，就是要代表领导来监督你们！”
为此，曾有人当众斥责他：“你算个什么东西？！”刘文在的时候还有人建议刘文撤换他；但有朱麻子的庇护，哪能撤？
此刻，田振兴在沟边上来回跑，边跑边吆喝：“快摘帽子，快摘帽子……哎呀，快摘啊……”见大家大眼瞪小眼地不动弹，他那黑不溜秋的一脸横肉急得直颤颤，牛暴子眼鼓得更大了：“快搞啊，快唱呀……”
对人的尊严如此蔑视和践踏，稍有一点自尊心的人谁能摘、谁能唱？只有几个胆子太小的人，有气无力地哼得零零落落：“咱们工人有力量，嗨，咱们工人有力量……”
这当儿，朱麻子在一旁气得麻脸刷黄，气急败坏地说：
“好吧，你们不唱，你们不唱！你们的眼里哪有党的领导？！可你们要明白，你们再不老老实实赎罪，我们有办法治！！”
说完，他就骂骂咧咧地走开了。
我望着他那渐渐远去的背影，不禁想：“赎罪”？我们有什么罪？这种强迫大家饿着肚子去为自己“争面子”的人，也能叫做“党的领导”？这种人所以也高喊“革命”，说穿了，不就是为了自己的一官半职、耀武扬威享清福吗？！就是真地为了“革命”，这样蛮干也是不许可的。第一，弓弦绷得太紧，总有一天连弓背也会被折断的；第二，接连不断地“放卫星”，事前准备，养精蓄锐，事后疲惫不堪，实同休息，即便“卫星”上了天，全过程的总成绩还不如每天按部就班的平均工效高，这何苦来？何况，这当中由于草率从事、窝工返工，既浪费了材料和时间，也让大伙白费了力，这对谁有利？！
当晚收了工，我连晚饭都没顾上吃，先钻进了连部那棉帐篷，向朱麻子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改变强迫劳动和强制“放卫星”的做法，既利于国，也利于人。
朱麻子无动于衷地向我瞪着眼，冷冷地说：“听到啦！你快回去吃你的晚饭吧——”
奈何？真可谓“将帅无德无才，苦死三军战马”！
三
我们的命运在这种人的掌握下，必然会不幸接着不幸！
一天，由于冻土层太厚，五六个人排在一起猛打“排子镐”，它也纹丝不裂。眼看当天的土方定额无法完成，朱麻子决定爆破。事前又不向大家讲清楚爆破必须注意事项，国际书店一位姓王的同志奉命去给炸药包安雷管，当他刚刚安好雷管大喊一声“安上了”，还没等他跑开隐蔽好，远处管按电闸的侨委的一个同志就心急火燎地按下了电闸，只听“轰”的一声，王同志被炸了个粉身碎骨。人们连忙奔过去抢救，只找到他的一条腿。大家惊痛得目瞪口呆！
这一不幸事件，使得大家议论纷纷。很多人认为，这是朱麻子等领导一味地强迫大家多干快干、草管人命的结果。他们事前既没有说明爆破守则，也没有准备旗语信号，才导致了王同志惨遭粉身之祸。这责任应由朱麻子等领导承担。但是事后大家所看到的，侨委的那位同志成了替罪羊——被逮捕判了刑，王同志的那条腿被悄悄掩埋了事，连个追悼会也没开！
正当其时，山上的“右派”伐木队也不断传来不幸的消息。
四
这个伐木队，也是在王震将军的统一号令下，在“大跃进”的热潮中组成的。
据说当时首都正在热火朝天地搞北京火车站、人民大会堂。电报大楼、民族文化宫、军事博物馆等“十大建筑”，迎接建国十周年。王震的口号是：“进军完达山，拿下20万方优等木材，保证首都十大建筑的需要，支援大连造船厂的建设，向新中国建国十周年献厚礼片很快，各大农场就组织起3000多名复员转业官兵，兵分数路，挺进完达山林区。
我们所在的云山畜牧场，也遵奉850总场的指示，从打草队和“五间房”、“三间房”抽调了一百多名“右派”组成了一支伐木队，深入完达山南麓的原始森林进行伐木大战。其组成人员有电影演员张莹、李景波，新华社的编辑方约、陈亮、陈封雄，老《大公报》的名记者朱启平，总后勤部的军医李定国，八一制片厂的摄影师戚玲，等等。
这些人中绝大多数过去都没见过原始森林啥模样，更甭说对又高又粗的大树拉大锯劈大斧了。为了避免伤亡，伐木队领导也曾召开过大会，请当地伐木老师傅传经送宝，讲授伐木要领与注意事项，也讲了些被树砸死砸伤的教训。因为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人人都听得很入神，特别对如何判断被伐树木的倒向及伐木的姿势要领等等，听得格外认真，许多人还做了笔记。
可是老师傅们一讲完，伐木队队长陆某就极其威严地双手往下一按说：
“你们不要忘记你们是来劳动改造、认罪服法的！你们可不要调皮捣蛋、偷奸要滑！我要告诉你们，我陆某可不是好惹的！如不相信，我们就竖个对立面较量较量……”
这样的训话，等于给大家当头一棒，把大家刚才听老师傅传授经验教训时的兴高采烈训得烟消云散，只能冷冷地面面相觑。坐在最前面的一些人只见陆队长浅浅的麻子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似乎对大家充满了莫名其妙的仇恨。
最后陆队长又给大家强调说：“伐木场也是战场，钢锯就是战士手中的枪！人在枪就在，枪亡人就亡！记着没有？！”
台下人都睁着失望的眼睛瞪着他，只有几个人稀稀拉拉地回答说：“记得啦——”
第二天天蒙蒙亮，大家就吃罢早饭匆匆上工去了。大家人人腰上系着皮带或小草绳，别着小斧或小镰刀；挂着饭盒水杯和毛巾，肩上扛着钢锯或大斧头，走起来了当乱响，和西伯利亚的囚徒一般。
进入林区后，各班散开，两人一组，看清树的长势和倒向，用镰刀小斧清除了树边的杂草和灌木，就躬下腰蹶起屁股，一来一往地拉起大锯来。锯了下口再转过身来锯上口，不一会，林子里就响起了“顺山倒”、“迎山倒”或“横山倒”的呼叫声，提醒周围的锯组注意或快闪开。每随着一声呼叫，就是一棵大树倒地的隆隆声。随即人们拿着大斧和大锯修去枝杈，再把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