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痛苦难以消减而外，原来一度笼罩心头的阴影似已全然消散。
三
不过，文明流放只是生活的一方面，只是对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的有礼貌的尊重而言。实际上，我们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生活也相当艰苦。我们住的草坯房子四面透风，树枝编就的草炕拥挤不堪，每个人的很多东西只得摆在外边露天里。窝头、玉米渣子、黑面馍虽管够，但菜极少，有时只有几粒黄豆咸菜，甚至连盐都缺少。我们到“五间房”20多天，只看到过王震派专人送来的一小捆报纸。
我们每天早晨四点多钟就起来，直到晚上七八点钟才休息，是地地道道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十五六个小时内，除了吃三顿饭和洗脸洗脚的时间外，基本上都是在不停顿地劳动，要抽空儿写封信或洗件衣服，简直就成了一件十分困难的“任务”。很多人不得不带着一些硬纸头，工问一有小歇就把硬纸头放在膝盖上写起来，一封信往往要写好几次才草草写完。脏衣服和泥袜子只好堆在屋外墙脚下，洗澡更成了一大奢望。
这时候的天气已经不很冷，但是变化无常，“一日四季”是常有的事。蓝天白云，烈日当空，突然就能乌云翻滚，骤然雨下，甚至飘夹着雪花，所以常常离不开棉袄。
但是大家没有怨言，都欢快地苦干着。
在水库工地，刨土的刨土，抬土的抬土，一刻不停。我和文化部艺术局戏曲处的科长辛若平辛胖子合抬一副筐。抬了几趟觉得还有余力可使，就加了一筐再加一筐，最多时加到四筐。漫画家丁聪和书法家黄苗子合抬一筐，抬了几趟觉得扁担压得慌，就用毛巾、绒衣裹着扁担头，甚至用双手托着扁担头，步履艰难地向前挪，也不肯歇一歇。
在原《大公报》记者部主任肖离那个组，军医李定国和《人民中国》杂志英文版的编辑彭阜民合抬一个筐。彭阜民个子矮小，又书生气十足，走在后面的李定国为了照顾他，常把绳子往自己跟前拉一拉，他却认为这不公平，一定要把绳子拉到扁担中间才起步。后来李定国与吴道宏合抬土。吴是江浙人，戴副近视镜，斯斯文文，但干起活来也绝不含糊，也非要把绳子拉到扁担中间不可，人们遂叫他“吴道行（beng）”，说他“修行到家了”。
抬土的人们大多快步如飞，气喘吁吁，没有可能多说话，只在拿空筐往回去时才轻松地缓口气。抡镐刨土和装筐的人们有时能说说话。外文出版社西班牙文翻译徐培基长得活像普希金，白白净净的瘦长脸，留着大络腮胡，双目炯炯，精力充沛，一边刨土，一边不时用西班牙语唱歌，大家途不叫他徐培基而叫“西班牙”。有时候，他还叽哩咕噜地使劲喊着西班牙语的劳动号子，有人根据他所发的音节笑他说“吃了馒头发烧”。
带有民歌风味的最有趣的工种是打夯和打破。每铺一段上，打夯的就抬起大木夯使劲地往下砸，边砸边喊号子：“快哟，嘿唷！赶呀，嘿唷！快哟，嘿唷！跑呀，嘿唷，飞啊，嘿唷……”打夯的砸了几遍后，打硪的就上来了。他们八个人散围成一圈，将八根绳子拴紧的石娥高高地抖起往下砸；每砸一次，由一位领头的唱一句，大家跟着喊一声“哼唷”：
这里的土地肥到了家呀，哼唷！
插上根筷子会发芽呀，哼唷！
栽上根木柴也开花呀，哼唷！
使劲捏一把油花花呀，哼唷！
等着好汉们来开发呀，哼唷！
……
地上人们欢快地劳动着，空中布谷鸟、云雀、斑鸠、鹤鸦飞叫着，构成了一幅美好的改天换地图。虽然附近的荒草灌木丛中，隐藏着零下几十度也没有被冻死的黄皮蚊子和小咬，人们方便时不得不像欧洲古典贵妇人戴面纱似地戴起防蚊帽，再在屁股后面烧起一把草。也有人风趣地说：“这里只有‘烤股学'而没有考古学！”
由此，大家也深刻地体会到“北大荒的四件宝”确实很可贵；“雨衣破棉袄，水靴防蚊帽”，而不是“人参、貂皮、乌拉草”。我们越来越熟悉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了。
6月30日，队部决定彻夜大干，以优异的成绩迎“七一”，向党的生日献厚礼。我们马不停蹄地干了一白天。吃罢晚饭，工地上竖起木杆，拉起电线，安上电灯泡，拉来“五间房”的移动发电机，就拼了命地干起来。
我们许多人虽然已被开除出党，但“党”，仍然是自己的母亲啊，谁不愿意为母亲的生日献上一份心？
半夜，虽然人人已累得精疲力竭，抬筐的打着眯吨儿磕磕撞撞地往前走，刨土的装筐的拄着锹镐就睡着了。但有人一声呛喝，“同志们，加油啊，坚持到最后！”大家又都抖擞起精神干起来，一直干到7月1日太阳出来。吃罢早饭，稍稍休息一会儿，就又接着干。如果7月1日休息一整天，那还叫什么献厚礼？
四
这时，片片草原已绿浪滚滚。每一座比较平缓的山坡上，密匝匝的嫩草千红万紫。那叫“五花草”，牲口最爱吃。
云山畜牧场场部未雨而绸缨，决定从“五一水库”抽调近百名作风踏实、劳力最棒的青壮年“右派”，组成一支打草队，我也被挑选在内，由原是上尉军官的水库指导员刘文率领，到云山场部支援畜牧二队抢打开放着五颜六色小花的“五花草”，为几百头奶牛、黄牛和骡马贮备越冬草料。
这打草，与我们在苏联影片中看到的顿河哥萨克壮汉们的打草方法完全一样。草场都是远离开垦过的大田区的山坡小林间没人踏过的处女地，既无人烟，也看不到走兽，只有山蝴蝶、蜜蜂、牛蛇、小咬和草丛中的多种虫类。
大家进入草地，就像投入了花的海洋一般。每人一把大钐刀——用一丈多长的小桦树杆做成的刀把儿，两寸多宽、半米多长的钐刀片，左手握着刀把儿的上部，右手握着刀把儿中间“A”字形的扶手，从左到右，一个人跟着一个人，排成相隔十来米的像台阶形的梯队。上身一摇一摆地各自平抡大刀，刀片几乎平贴着地面，刷刷地有节奏地前进，像舞蹈一样健美。站在远处的高坡上向下看去，像是一群游泳健儿拼搏在绿色的波浪里。
这样每一刀下去，从右到左，大约三米来长半米宽的前弧形地带内，可谓‘寸草不留”。很快，人人的身体左边都拢成了一条夹着各种小花的鲜嫩的长长草龙。稍后，就有人用拖拉机、马车把这些草运到场部一个个事先挖好的敞口地窖边，用粉碎机将其粉碎喷射到地窖内，等窖子满了，用履带拖拉机将其压实，才在上面封顶，让其发酵，冬春好喂牛喂马。
这是抢时间、赶季节的重活儿。草若稍微长得老了点，牲口们就不爱吃，青贮入窖也丕易发酵。所以大家拼了命地干，起五更，睡半夜，白天任凭酷日烤晒，黝黑的光脊梁都晒出油来，大云山“祖孙三代”牛虹不断地飞绕叮咬，每人每天平均也能打光半公顷草地。一个月左右，就把大云山和十多里外小云山一带所有坡地上的“五花草”全都打光了。
于是我们开始成了四处流动的“突击队”，割小麦，刨土豆，不管日晒雨淋。
有一次，明明蓝天白云，正好干活，突然雷声滚滚，乌云翻滚，刮起了龙卷风，头顶上下起了瓢泼大雨，大家都淋湿了。我奉命从云山场部西南七八里地的第一生产地的土豆地，向云山场部送急信：要畜牧二队伙房为大家制做防感冒的酸辣汤。当我正路过一座密林边缘时，“咯吧”一声，一个顶头雷劈了下来，山坡上的一棵大树被劈断，我也被震倒。后来一股刺鼻的硫磺味把我激醒。我发觉自己只是滚了一身泥，继续向前跑，好似要完成一个神圣的使命。
五
秋天来了，我们又到草原上去打细长的“小叶草”。打草方法同样，但一垅一垅地就地先晒干，然后用木杈垛成一个个两人多高的草垛，分布在草原上，随时都可以拉回喂马，故曰“马干草”。
入冬，一割完大豆，我和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的秘书焦勇夫等十几人进入完达山，专伐坚硬的柞木，在劳改新生的老师傅们的指导下制作爬犁，准备隆冬季节向山下拉木头。不到一个月，即1958年12月1日，又奉命挑着行李下山，到草原上“大干水利”。
此刻正是举国轰轰烈烈“大跃进”的历史新阶段。850农场“大干水利”的人马，号称黑龙江省铁道兵农垦局水利第一师，下属各分场各组一个团；我们云山畜牧场号称第六团，下辖五个连：一、二、三连由一、二、三生产队的转业军官、农工和内地来的“支边青年”①组成，被认为是“左派”精英连队；四连是劳改新生连队；五连就是来自各个生产队和打草队的“右派”所组成的“右字号”连队。
①全称为“支援边疆建设青年”。
这五个连，在云山场部东北方向十几里外的沼泽大草原上一字排开，按人数的多少和地势的高低分段包干，开凿同一条四到八米宽、一米五到两米深的大干渠。团连排都有军旗，全部实行军事化，红旗漫卷，军号嘹亮，气势颇为壮观。
在这亘古荒凉而今苏醒了的大草原上，“右派连”的领导班子，由各自率领本生产队“右派”来的队干部组成。小云山第四生产队的队长者尹担任连长，畜牧二队打草队的指导员刘文担任指导员，“三间房”和“五间房”第三生产队一位姓朱的原少尉军官任副指导员。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们似乎都在暗暗地摽着劲：看看谁负责改造的“右派”表现得最出色。
我们这个排的排长是电影演员郭龙泰，成员都是打草队中最棒的。刘文又从中挑出原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的劳动干将组成一个班，成为全连第一排的第一班，满心想把这个班培养成思想改造中的优秀典型。
我就在这个班。刘文鼓励我们“大干一冬，苦战一春，为争取重新回到党的怀抱而奋斗”。
对于我个人，刘文似乎更一直寄予厚望。早在春天的“五一水库”工地，他看我劳动得很卖劲，与人抬土上大坝曾由一筐加到四筐，碗口粗的大扁担都被压弯了，他就曾叫我“悠着干”：
“老戴，我们相处的时间虽不长，但对你的为人我已经了解了不少。你是个好同志，吃亏就吃在嘴上，太耿直。应该牢记北京的教训啊！”
人非草木！对他的心意我心领神会！
这时，草原上早已天寒地冻，白雪茫茫，零下三四十度。我们这个排，尤其我们这个班，人人都使出了最大的劲，毫不畏缩。每天开工，我们都要先用大铁镐凿开两尺多厚的冻土层，然后用铁锹一口气甩出下面的软土，不然一会儿就又冻硬了，又得用镐刨。每人每天如果完不成七到十立方土的定额，深更半夜也不收工。第二天天还没亮，军号一响，就又一骨碌爬出被窝，扛起铁镐铁锹，用急行军速度，赶到十几里外的干渠工地先干活，等送饭的马车来了才吃早饭。这样，每天的睡眠时间最多不超过四小时。
就这样，还要不断地“放卫星”——三天小卫星，五天大卫星。就是说，一个月30天，要放大小卫星十多次。最多的一次连续苦战了56个小时。几乎人人都满身大汗，口喷白气，只穿着薄薄的棉毛衫裤。一说“歇口气”，只有五分钟，连忙披上棉袄，站在沟里拄着铁锹就睡着了。
曾在“三间房”当着众人的面，与王震将军对过话的原国民党上海市副市长“吴老”吴绍澎，此刻反穿着他那件黑羊皮翻领大衣，操着手，腋下夹着一把小手锯，肩上搭了个装着斧头和凿子的工具袋，胡须上还挂着一小串冰鼻涕，高一脚低一脚地在沟边上慢慢地来回走，向沟下反复嘟囔着一句话：
“哪位要修镐把锹把（呕欠）？……”
后来为了节省上下工长途跋涉的时间与精力而多干活，我们都奉命把行李挑到冻透了的草原沼泽地，割几把草，把被窝铺在透明的冰层上，连夜苦战。照明用的木柴和废柴油供应不上，大家都自动把铺盖下面垫的草抽出来照明，褥子或油布就直接铺在冰层上或冻土上。早晨军号一响，戴着棉帽或狗皮帽缩在被窝里睡觉的脑袋竟钻不出被窝，因为被窝头被呼气呼湿了，都冻成了冰壳儿，被面和大衣上也是一层冰霜。大泥鱼似的靴子，更被冻得梆梆硬，怎么也伸不进脚。有时候窝窝头也冻成了冰疙瘩，不得不抡起劈柴的大斧，把它们劈碎了再往嘴里塞。开水供不上，大家就凿开沼泽地的冰层吃冰块，还把这叫做“冰激淋”、“冰棍儿”。真正是意气风发，满不在乎。
六
第一条干渠的土方任务，我们连抢先完成了，并迅速转移到西边几里地的第二条干渠。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