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于是一位老老实实的售票员被抓上了“右派”,尽管他一向与世无争,从不得罪任何人。
还有一所中学,分到两个“右派”名额。其中一位教员因有“海外关系”,整风鸣放时又提过两条建议,已被定为“右派”,但还有一个名额没有着落。在全体教师大会上,谁也不愿当面得罪人,总是“评”不出来。一位教师早饭时多喝了一碗面汤,想去厕所方便方便。他自以为政治上要求进步,又精通教书业务,说啥也轮不到自己当“右派”,便放心大胆地上厕所去了。没想到他前脚走,后脚就有人提他的名,其他教师立即齐声附和,举手赞成。等他一泡尿撒完回来时,他已成了“右派”!
真乃“青蝇一相点,白壁遂成冤”!在“五间房”的一群人中,虽然极少有这种糊里糊涂地被划成“右派”的人;但可以说,在“青蝇一相点,白壁遂成冤”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正是这样一群人被流放在一起。
13 文明流放
一
开头,第三生产队的转业军官们待我们虽算客气,但都只称我们“各位”,“大家”,或者张老李,而不叫“同志们”和“同志”。可是很快,气氛全然改观。
那是大家正在东片“三间房”吃晚饭的时候,只见房前的岔道上开进来几辆小吉普,从车上下来的人中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身材瘦削、个头较高的上了岁数的人。大家注目而视,原来是王震将军。他只穿了一身简朴的灰色中山服,外套一件军大衣,足蹬布鞋。他是特意来看望我们这些“右派”的。
我们立即放下碗筷鼓掌欢迎。随后各人又端起自己的熬萝卜碗,拿着窝窝头,以王震将军为中心,在房前屋后和小山坡上围成一个不成形的人圈,听他讲话。没想到他还是过去的那种老习惯,像面对当年跟随他南征北战的众多将士们那样,放开洪亮的嗓门,第一句就是——“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呵,我们还是“同志”啊!大家立即爆发出狂热的长时间的掌声,有的人还擦了眼泪。
掌声过后,王震继续讲话。他鼓励我们不要悲观失望。他说:
“有些地方不欢迎在整风鸣放中跌了一跤的人。我说我不怕,都给我好了。只要参加开发北大荒的,就都是我的同志。”
说到这儿,他再次提高声调说:“同志们,我欢迎你们!”
人群又爆发出更为狂热的长时间的掌声。
王震继续说:“你们虽然犯了点错误,但与龙云们不同,你们还都是国家干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我希望你们要吃得起苦,经得起新的磨炼与考验,将来继续为党为人民奉献自己的才华。”
在谈到我们这些人都还年轻有为、前程仍很光明的时候,他提高了声调问:
“你们当中年纪最大的,恐怕还不到五十岁吧?”
人圈中站起来一位穿着黑羊皮翻领大衣的人,手里还端着自己的铝饭盒,用苏州、上海一带的官话回答说:
“王将军,鄙人今年五十一了。”
“哦?你尊姓大名?”
“报告将军:我叫吴绍澍。”
王震将军半仰着脖子,凝视着眼前的小山头,似乎在回想着什么。一会儿又“哦'了一声,对吴绍澎说:
“对,想起来了,先生你好像是——原来是国民党方面的什么人吧?”
“将军好记性!”吴绍澎敬佩地说,接着他说出了自己的简历:抗战中,国民党上海地下组织负责人;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上海市副市长;后来因对蒋介石不满,内部倾轧,就参加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说到这儿,吴绍澎对王震说:“从那时候起,我就和贵党站在一条战线上了。”
“好得很!”王震请吴绍澎坐下。“朋友们过去为人民事业做过的好事,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吴先生今年五十一,也还不算老,同样有前途。望你保重身体,向前看,在这里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不要勉强。我也祝你和大家一样锻炼成功!”
将军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中间不断被掌声打断。在北京,有谁像他这样仍把我们看做“同志”,并说了这许多寄予厚望的鼓舞人心的话?
他还对我们说,农场就归他统一领导,如果大家对农场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求,可以随时提出来,也可以直接给他写信。
不久,将军特地给我们拨来一台可以随时移动的两轮发电机。我和一些同志奉命去云山畜牧场场部把它拉来“五间房”。夜晚,我们的草坯房和房前房后都亮起了电灯,成了完达山南麓惟一的一颗“夜明珠”。农场的上上下下也都学着王震将军那样,对我们恢复了“同志”的称呼。
二
最初的劳动,是在山脚下辽阔的翻耕过的田野上10人一组,拉拽24行播种机播种小麦。我们都能够理解,“骏马能历险,耕田不如牛”,但当机械动力和牛马不足的时候,我们这些两条腿的“老黄牛”就是惟一可以派上用场的动力了。所以大伙儿拉得很起劲。每一趟都得拉上1000多米,还没拉上半趟,就把棉袄、绒衣脱得光光的,只穿一件单褂子。
麦子播完了,我们就在“五间房”下面的水洼子南面,抡大镐,要大锹,用永远不会折断的小碗口粗的大扁担抬土,修筑名叫“五一水库”的土坝,打算拦蓄完达山流下来的涓涓细流,日后既可灌溉农田,又可养鱼放鸭,改善生活。
工间休息,有人钻进附近的小林子采蘑菇,有人躺在草地上仰望深邃的蓝天,唱起《贝加尔湖之歌》。传说当年苏武牧羊,就在贝加尔湖畔。
一天上午,水库工地全体丢下工具,钻到水库土坝南边小杨树林里寻找一头猪。这是队里伙房买的一头大肥猪。指导员刘文叫《光明日报》记者尤在去云山场部把它赶回来。个子瘦小的尤在辛辛苦苦地把它赶了半天快到家时,它下了公路一头钻进了小杨树林,尤在东找西找左唤右唤它也不出来,只好把大家都叫来找猪。大家排好队,在林子里翻来覆去地搞了一场“拉网战”也没发现猪影儿,只得败兴而回。有人不无幽默地自嘲说:“这么多知识,硬是对付不了一头猪!”说得大伙儿哈哈乐。
这时我们吃的是窝窝头、大馇子粥和熬大萝卜,有时也能吃到黑面馒头。那是我们自己轮流去“三间房”的小磨坊,像小毛驴一般整天围着大磨盘磨出来的,从第一过到最后一过,一点儿麸皮都舍不得丢的“一条龙面粉”,又粗又黑。大家把这种面蒸出来的馒头叫做“巧克力疙瘩”,吃起来也真美。
但是草坯垒成的“五间房”可不美。我们人人几乎都在自己的铺位上空平吊着一块尼龙布、油布或雨衣,以拦截从带树皮的屋梁上掉下来的毛毛虫和虫屎。下雨天,外面大下屋内小下,外面不下屋里还下,尼龙布又成了“空中小水库”,兜拦滴滴嗒嗒的漏水。谁不小心猛一抬头,就会哗啦一声碰翻了“小水库”,浇得满草炕都是水,自己也成了落汤鸡,引起哄堂大乐。偶尔也有一两条青花蛇、火赤溜从屋梁上掉下来。一经发现,一声喊打,大伙儿一齐上,就要了它们的命。
使大家更为兴奋的是北大荒的春天。这片亘古荒无人迹的原野,没有遭受到大自然不肖子孙的蹂躏,没有空气污染。碧蓝的天,白洁的云,漫山遍野的牡丹花、芍药花、黄花菜、桔梗、丹参、刺五加、猪笼草以及多种多样叫不出名字的花花草草。它们争妍竞艳,色彩缤纷。尤其是,几乎每个晴朗的早晨,东边地平线上的云际间,都会出现长达半个多小时的海市蜃楼的景象:树木,田野,房屋,道路,湖泊,马车……美不胜收。
5月初,雨后的一个大休日①,我们男男女女,踏着湿润的小路,到碧翠的森林边缘,一边欣赏布谷鸟和各种山鸟的鸣叫,一边采集各种花草,回到“五间房”培起大大小小的花圃。电影名演员李景波摆开架势,大腿往二腿上一跷,拉起了京胡,商业部的一位块头瘦小而中气很足的“刘老板”,大唱《追韩信》、《借东风》、《空城计》;杨角夫妇和青年画家于善甫、孙承武等人在光洁的桦木板上画画;中央乐团的首席双簧管陈永田,则吹练闪光的黑管,复习从法国专家那儿学来的指功和运气功;我与我们新华社的陈亮、陈封雄以及丁聪、丁耀瓒、朱启平等人,则赛开了桥牌。
①一开始,北大荒十天休息一天,故曰“大休”。
一位青年人,名叫郭冠军,对外文委的俄文翻译,则用典雅流畅的文笔,给他在北京的妻子——来自莫斯科的娜塔莎撰写《完达山书简》;毕业于清华大学高教部留学生司的青年罗相成,在研读厚厚的一本《马卡连柯教育法》;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卓如和外交部国际货币专家孙方——李克农上将的乘龙快婿——围着大花圃谈心漫步;北京电影制片厂剧本编辑部的编辑——被吴祖光称做“小天才”的田庄,则教军医李定国学唱古巴民歌《鸽子》;另外还有不少人在大声练习俄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
李景波的胡琴拉累了,就向别人表演“笑”——各种不同的人在不同场合不同神情下的笑:大笑、轻笑、阴笑、狂笑、热笑、冷笑……一共37种笑。他边表演边说“笑能治病”,因为笑能使人的心肺和腹部得到锻炼,可以加速血液循环,调节心律;放声大笑,可使面部、胳膊、腿部肌肉放松,从而能够消除烦恼和压抑;笑又是天然镇静剂,可以减轻头痛和背痛。
另有一些人,更会享受大自然的恩赐。他们三五成群,带着小锅和手提式饭盒,背着装有酱油精和胡椒粉的小挂包,到草原上的穆棱河支流去钓鱼。那简直不是钓鱼而是拿鱼、抓鱼。那小河里从未见过人类的鱼,尤其是那种大头胡萝卜似的“老头鱼”,每见人影,就纷纷游上前来娱目欣赏这两条腿站着的玩艺儿。人们求之不得地伸手去抓它们,它们也心甘情愿地让你抓。抓到手立即开膛剖肚,往开水锅里一扔,很快就是一锅白如牛奶的鲜美的活鱼汤。人们啖饱灌足之后,就势在河边上铺开油布,小憩晒太阳。
写过近600行长诗的诗人戚玲,晒着晒着太阳,突然诗兴大作,写出《溪边小憩》一首:
芍药金针铺满岗,熏风送暖小溪旁;
牧羊稚子远归去,短笛无腔下夕阳。
我们偶尔也看到一两头梅花鹿和狍子。这些鹿和狍子似乎也少见两条腿立在地上的人,常常停足凝望。人们悄没声息地向它们走去,它们就无声地向后退一退;人们往回去,它们又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始终与人们保持二三十步的距离;人们放声吆喝一声,它们才惊跑而去。在惊跑中还要停下来回头张望一番,好像依恋不舍似的,真有趣!
一天,铁道兵农垦局打电话到850农场,说北京新华总社一位周记者要到云山畜牧场看望正在劳动的右派,叫下面有个接待的准备。850农场打电话到云山畜牧场,云山畜牧场又打电话到第三生产队的“五间房”。三传两传,把“周记者”传成了“周总理”,弄得“五间房”的指导员刘文很紧张。他立即布置杨角带着李定国等人去大路上扎欢迎牌楼。杨角们用不易枯萎的带叶的树枝搭起框架,并用一块红布写了“热烈欢迎”四个大字挂在牌楼上。一切就绪后,杨角站到不远处的山坡上观赏了一番,大为赞叹地说:“真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啊!”
的确,四望片片林海,点缀着那么一幅红布,颇具诗意。可是忙到最后,才确知要来的不是周总理而是周记者,而且因时间不充裕不来了。尽管如此,白忙了一番的杨角、李定国等人还是觉得忙得挺惬意……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就算是流放吧,这也是胜过近代任何国家的相当文明的流放生涯了。这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创造。所以有人谱写了这样的歌曲:“完达山下,兴凯湖旁,我们聚集在这里,建设北大荒。”并在“五一”晚会上演唱。
“五一”晚会在“五间房”之间的草坪上举行。电影演员郭允泰和管仲祥跳起了“芭蕾舞”,李景波改唱了一首苏联少女唱的歌曲。那歌子的原词是“晚霞中有一青年,他徘徊在我家门前。这青年默默无言,只把那眼光闪一闪”,他改唱为一个老太婆的口吻:“晚霞中有一老头,他徘徊在我家门口。这老头一声不吼,只是把眼睛向我瞅一瞅……”直唱得大家前俯后仰。
总之,人们似乎都在尽量推开忧愁、痛苦和内心思考着的历史与现实。就我个人而言,除了被强行开除出党和骨肉离散的痛苦难以消减而外,原来一度笼罩心头的阴影似已全然消散。
三
不过,文明流放只是生活的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