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我不这样认为。就是没有彭真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动员与保证，我也要这样讲。
小时候读私塾，恩师姚荫卿老先生，常常在我的书法练习本的空行中，出些上联让我对，偶尔也写点富有哲理的词句让我背。有一次，他写出了这么两句话，“文无论长短贵在精，话不在多少贵在真。”我一直牢记未忘。当我对我们党和国家存在的问题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看法时，就如骨鲠在喉，非吐不可，并在私下早就对一些同志明白表示过，即便有人可能仿用斯大林的错误手段来对待敢讲真话的同志，我也要说出别人可能不敢说的话。
后来我才知道，彭真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动员报告和保证，不过是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的指示，是一大“阳谋”，我们的许多同志竟被“谋”上了！当我从外交学院被召回新华社接受“帮助”的时候，同志们在“口”字楼顶的大会议室里，用小稿纸写的批评我言论的每一份小字报上，都还口口声声称我为“同志”，而《人民日报》总编辑与新华社社长一身二任的吴冷西，就在新华社全国系统的电话会议上宣布：“总社反右派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戴煌被揪出来了！”
一夜之间，新华社大院里就糊满了五颜六色的检举、揭发和责骂我的大字报。我的妻子也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我要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接着就是没完没了的大会小会的批判。
我不服，主动拿出了连我的妻子都不知道的那封给毛主席和中央委员会的还没写完的长信，以昭心迹。谁料到这恰似釜底“添”薪，被一些求之不得的人称做“万言书”。他们指令新华社印刷厂连夜排印，人手一份，作为发动全社人员向我总攻击的“炮弹”……
8 欲加之罪
一
1957年7月25日，新华社在中央机关反右斗争蓬勃开展的综合新闻中，点了我的名。8月7日，新华社又专门以《新华社揭发反党分子戴煌的一系列反党言行》为题，发了一条长达3000多字的新闻，竭尽胡诌编织之能事。其全文如下——
新华社揭发反党分子戴煌的一系列反党言行
【新华社北京7日电］新华通讯社总社最近以来连续举行了五次座谈会
和大会，揭露和驳斥党内右派分子戴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对苏联的
一系列的反动言行。
戴煌是新华社记者，在194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他就对党
不满，反对党，以致企图组织“共产党革命委员会”来推翻中国共产党。
戴煌曾说，如果共产党再不改正“错误”的话，他就要组织新党。他说，
这个新党的名字没有定，叫“新共产党”，或者叫“共产党革命委员会”，
或者叫“第三党”。按照他的说法，这个新党的纲领、目的就是要“消除
干部和人民之间的生活剪刀差”、“实现民主自由”和“消灭特权阶级”。
他所说的“特权阶级”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国家机关干部的诬称。
戴煌利用记者工作上的便利，到处搜集攻击党的“材料”，随时随地
进行造谣诬蔑。他的狂妄的反党言行是一系列的，它涉及到对中共中央的
领导、国家制度、社会主义建设、国际问题以及人民新闻事业等各个方面。
去年11月，戴煌就开始写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万言书”（此信还
未写完），对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他在“万言书”
中谈到“今天有没有官僚统治和特权阶级”的问题时肯定地说，“特权阶
级是存在的，即使它没有构成全国统一的阶级，但是作为这个阶级的胚胎，
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展中。”
按照戴煌的荒谬的说法，这个“特权阶级”已经成了一个非要打倒不
可的“剥削阶级”了，他硬说这个所谓“阶级”同人民之间有着“生活的
剪刀差”。为了证明他的这个谬论，他竟无耻地捏造了这样的“事实”：
“除大米之外，占人口5％的革命者的消费量一定会比占人口80％以上的农
民的消费量要多得多！”他恶意地煽动说：“猪肉和食油都让共产党员和
干部们吃掉了。”他叫喊：“我国的农民是太苦了，太苦了！”老百姓已
经“悲痛地失望了”。甚至，他竟这样叫嚣说：“旧的统治阶级被打倒了，
新的统治阶级又站起来，再发展下去和台湾合并算了！”
戴煌在“万言书”中还用他去年回家（他的家在江苏省阜宁县沟墩镇）
搜集的一个违法乱纪的干部的材料，作为攻击党的“最有力”的炮弹。他
把这个干部的材料加以渲染夸大，他说：“今天的人民和我们的党距离得
多么远！”“全国每个角落，哪里没有这种黑暗的深渊！”
戴煌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中共中央、毛主席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他
说，“坏干部之普遍及其罪行之严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上层的官僚习气。”
他说，他原先“只以为中央是清醒的，会为人民迅速办事的，谁知道也是
同样的官僚，官僚！”他竟狂妄地认为，造成目前这种“全国性的缺点和
错误”，中共中央应该出来检讨。他甚至恶毒地攻击中共中央说，“不要
自负为英明的神吧！”他狂妄地要中共中央“老老实实”，“要敢于承认
自己的不足”。
直到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戴煌还仍然继续肆无忌惮地向党和国家进
行恶毒的攻击。在6月13日的一次座谈会上，他向党放出了一支最恶毒的箭，
他说，他对国家的意见，“用五个大字来概括——神化和特权——这就是
国家矛盾的根源。”这五个大字，就是戴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的“理
论”的基础。
戴煌诬蔑说，自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认为“自己高于一切”，“把
自己神化了”。他对党和国家的干部极尽诽谤之能事，他说今天的干部是
“在老百姓头上拉屎拉尿，作威作福”。他企图把全国的干部一棍子打死，
硬说，“高级干部违法乱纪，低级的基层干部无法无天”，“除杀人放火
外，无恶不作”。他强调这一切都“应该由中央负责”。他狂妄地攻击中
国人民敬爱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他对毛主席是“早就怀疑的”，说自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他就“开始怀疑毛主席犯错误”。
在大家的揭露下，戴煌承认他“诬蔑党的‘神化和特权'的说法，不
是随便说的，而是久经考虑的”。当同志们质问他为什么到处散布反动言
论时，他说，他“要唤起群众，目的是要唤起‘有良心的党团员'，对党
施加压力，以改变现状”。戴煌所说的“改变现状”，就是他在反右派斗
争中所承认的要组织“第三党”，取消共产党的狂妄企图。
不仅如此，戴煌还不惜从各个方面来诋毁新中国。他甚至把今天我们
国家伟大的建设事业也看成是“今人诅咒的‘哗众取宠'的事情”。他认
为，建造武汉大桥、飞机工厂和改造黄河，那也不过是“全世界的科学技
术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值得“自豪”的。
同时，戴煌还公然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来诋毁苏联。匈牙利事件发生
后，戴煌反对苏联出兵援助匈牙利镇压反革命叛乱。他说，苏联的出兵，
“从公正及道义上”来说，“是讲不过去的”。他并且完全颠倒黑白、混
淆是非地说：“如果说苏联出兵是对的，那么美国帮助蒋介石也是对的。”
戴煌对党的新闻事业进行了恶意的攻击。他强烈地要求取消党对新闻
事业的领导，向党要求新闻事业的“独立性”。他诬蔑人民新闻事业是
“愚民政策”。他更到处恶毒攻击新华社的领导人，他的目的是撤掉这批
领导人，拆掉新华社。去年9月，有人控告他在家乡私自召集地主、富农、
被斗家属开会，搜集村干部的材料，煽动群众斗争村干部。为了查明真相，
新华社派人到他的家乡进行调查。戴煌对这件事情非常愤恨，他到中共中
央监察委员会控告新华社采取“秘密警察手段”，对他实行“政治迫害”。
戴煌还同社会上其他右派分子互相呼应。他认为葛佩琦说要杀共产党
员的说法“有其道理”，他同意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和储安平的“党
天下”等谬论。反击右派的斗争开始以后，戴煌还说：“党内‘三害'的
危害性远远超过右派，为什么现在不反‘三害'却反右派？”
戴煌口口声声说他是“人民的喉舌”。他说，他对浪费国家财产、挥
霍人民血汗的人“恨之入骨”。可是，根据大家的揭露，他恰恰是一个极
端自私自利的伪君子。他一贯地追求个人名誉地位。去年，戴煌领了1200
元稿费，一个钱也没有交党费，自己大肆挥霍，大吃大喝。在国家和党号
召认购建设公债时，他只认购40元。他在做驻越南记者回国时，曾经多领
了两个月的国外工资。去年他为不给他提级，内心极为不满。
新华社的工作人员对于戴煌这种种反动言行表示极大的愤慨，他们指
出，戴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右派分子；由于他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和打着
新华社记者的幌子，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大家还揭露，戴煌老
早就站在同党和人民敌对的立场上。从解放后一进入城市，他就开始犯错
误，后来在国内和国外做记者工作期间，又屡犯错误，党曾不断地给予教
育和批评，希望他认识和改正错误。可是，戴煌不接受这些教育，相反他
对党深怀不满，对于屡次所犯的错误，或者当面抗拒，或者假检讨而后推
翻，然后更加猖狂地攻击党。
从去年起，戴煌就更加露骨地处处同党对抗，处处钻空子，他甚至说，
“领导就是官僚主义”，“所有反领导的人，都是好人”，他表示要同他
所说的“官僚特权集团”斗争到底。他并且在党的会议上公开宣布，他要
“准备受打击”，“准备坐牢”。这种种情况，都说明了戴煌走上反党的
道路绝不是偶然的。同时经过几次会议的揭发，在大量事实面前，戴煌还
承认在他的周围有一个“小圈子”，进行了一些反对领导反对党的活动。
新华社的编辑、记者和工作人员们认为，戴煌是记者群中的害群之马，
他们一致表示要决心继续揭露和批判他的一切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
的言行，要他彻底缴械投降。
二
不难看出，这条新闻的主要内容，几乎都是从我那被称之为“万言书”的尚未写完的长信及日常言谈中摘出的片言只句，而且对我的人格也进行了污蔑诽谤。
不说别的，单说“戴煌领了1200元稿费，一个钱也没有交党费”等等来说，就完全不是事实。
这笔稿费，我确实是拿过的。但是稿费一到手，我就遵照党的“额外收入缴纳党费5％”的规定，如数缴纳了党费。我所以没能超额缴纳，是因为上有老母需要奉养，一个没有分文收入而又害有肺病的姐姐需要我的接济，一个哥哥因子女众多欠了国家银行的贷款需要我帮助偿还，另有几个读中学的侄儿需要我帮助他们交纳学费和伙食费，我哪有能力购买过多的建设公债和超额缴纳党费？
所谓“自己大肆挥霍，大吃大喝”，也不过是给自己的妻子做了一套衣服，花去了几十元；身边的同志说“拿了稿费要请客”，请他们到西单商场内的峨眉酒家吃了一顿晚饭，连酒水在内也只花了十元左右。
所谓“在做驻越南记者回国时，曾经多领了两个月的国外工资”，这是似是而非的谣言。事实上，当时决定我回国休假，我的行装和日常用品都还放在河内，由于妻子刚生了孩子，苏北老家又急需用钱，才预领了休假两月的工资，休假结束后，才决定我不再去河内，这怎么能说成是“多领了两个月的国外工资”呢？
至于“去年他为不给他提级，内心极为不满”，这更是没有影儿的事。事实上，1956年秋天国家为大家普遍调级时，我刚进外交学院学习。按照当时的规定，凡是脱产学习的人员，一般均不在这次提级之列。可是，在我根本不知情的背景下，新华社主动给我提了一级，我还有些莫名其妙，何来的所谓“内心极为不满”？！
对所有这类问题，以及对国家政治生活和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