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我想对领袖的看法及颂扬也不应例外。事实已经证明，这种过分的做法及与其相应的许多概念的形成，已给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有害的影响。它的主要表现是：盲目服从，思想僵化；头脑发热，自以为是；下情不能上达，人民意志消沉……这一切的总和，使我们党内的民主传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我们国家之所以也发生这种现象，因素固然很多，但从领导方面说，似乎也有不可推倭的责任。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人民大众的政治觉悟正在飞速提高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生活是否活跃，显然不在于人民懂不懂得民主、要不要民主，而在于执掌国家大权的领导集团发扬民主的程度，在于他们是否切实运用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使人民的言论自由和人格尊严得到应有的尊重与维护。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我们只一个劲儿地强调领导的伟大与正确，想尽一切办法号召大家对领导无限信任与绝对服从，而极少甚至根本没有用事实来倡导或鼓励对任何领导乃至中央的批评与监督；我们只一个劲儿地强调了集中与纪律，而绝少允许要求应有的民主与自由；我们一个劲儿地强调了优点、成绩和贡献，而极少揭露缺点、失误和不足……这一切的总和，把活生生的现实给扭曲了。
从毛主席个人来说，我觉得也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他屡屡告诫大家“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批评犹如洗脸，我们不怕承认错误，等等；可是从党内到党外，我们从未见到过也从未听说过，他老人家自己有过任何微小的缺点，他所领导的中央最高层有过任何微小的错误。他在《实践论》中精辟地阐述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永远不会和存在完全一致，必须不断地予以修正、提高和发展。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漫长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各种各样的事件庞杂无计，如果事事都能得心应手，预料周全，那是难以想像的。但是我们从没有听说毛主席修正过自己的认识的例子，即使有，那责任也是别人的。
拿土改运动的发展来说，从1946年的“五四”指示到1947年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至全国解放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若干具体政策的变化是相当大的。如果说，这当中起初有过若干不周不当之处，一旦发现立即修正补充，本是无可非议、完全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正说明了我们党的英明与伟大，不会有损于任何人的威信。但是毛主席在给某些地区执行者的指示中，往往批评下面这也“左”了，那也右了，这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有些事情明明是中央朝令夕改，左右莫定，弄得下面无所适从，疲于奔命，结果也把责任推给下面了事。譬如有一阵突然刮起大量培养干部风，说什么家大业大，处处都需要大量干部。不看部门的大小及其实际需要，一律都安排了很多副职，谓之“人多好办事”，为将来的大发展作准备。没隔多久，到处都出现了“三个和尚没水吃”的荒唐局面，国家的财政负担也难以为济，于是又怪下面盲目发展一窝蜂，命令收摊子。隔了不久，又说要大发展，复又“人丁旺盛”起来，干部成堆的局面越发难以收拾了。说来归去，大家都不好，只有领导个人好。虽然不能说，这就是“事成功归己，事败罪他人”，但给人们的印象的确是不妙的。
总之，如果毛主席真正是谦虚的，他完全有能力要求全国的报章杂志少发表一些歌颂他个人的东西，尤其是那些言过其实的“一切归功于毛主席”的东西；如果毛主席真正是谦虚的，他就不应该答应罗荣桓的要求，把《八一》杂志封面上原是朱总司令题写的刊名换成他的题字。如果毛主席真正是谦虚的，他就应该提倡大家向众所敬爱的所有领导人高呼“万岁”，而不应该把大家喊了多年的“朱总司令万岁”的口号给取消掉，而只剩下他一个人的“万岁”，更不应该默许中宣部常常指示全国哪些地方必须挂毛主席像，节日的报纸刊物该登多大尺寸的毛主席照片，开会游行时如何喊“毛主席万岁”。
事实上，毛主席的一言一行未必都是正确的。我们一度奉之为信条的“我们正在做着我们的祖先连想都没想到过的伟大事业”的说法，我以为就是不够妥当的。
在中国，就政治抱负而言，天下大同说并非出之于我们这个时代，而在先秦时代就出现了。只不过我们的祖先受到时代的局限，不可能预见到我们今天正在走着的能够到达大同的正确道路罢了。
从科学技术方面说，我们今天的许多所谓创举，也并非在我们这个时代突然从天而降，其中除吸收了国外的有益知识与经验外，也接受了我们自己祖先的许多知识与经验。
就是这样，我们今天也还没有任何一种所谓创举，能够像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那样，在当时的全世界处于独创式的领先地位。我们今天能够建成武汉长江大桥、飞机工厂和改造黄河，固然也很了不起，但那不过是我们能够正确接受古今中外的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结果，而并不等于在首创方面已超过了我们的祖先。
当然，比起过去若干腐朽的帝王统治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用许多震撼人心的字眼，来赞颂我们已经取得并即将取得的伟大业绩并不过分。但是我们所说的祖先，首先应该是我国历代的劳动人民。他们在那千层万叠的重压下，在那贫困、痛苦和落后的境况下，还能够不断地以无与伦比的创造性劳动，为我们的祖国在全世界争得了很多荣誉，这本应该十分值得作为他们后代的我们所永远崇敬的。俗话说“无天即无地，无上即无下，无父即无子。”没有我们祖先的辛勤劳动与创造，即不会有我们今天的进步与繁荣。在他们的面前，我们是没有资格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骄傲与自豪的架势来的。如果我们今天目无祖先、贬低祖先，似乎只有自己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顶天立地的盖世伟人，那么要不了太久远，当我们的子孙进入宇宙时，他们也“如法炮制”地冷嘲今天的我们愚昧、落后与无能，没有竭尽全力建设我们的祖国，我们在黄泉之下将作何感想？！
至于“人多是好事”、“我们不怕人多”之类的说法，更是违背我国当前的历史要求的。当我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不能远远超过人口增长需求的时候，人口的无限制增长，只能起到拖后腿的作用。毛主席之所以常常要发出诸如此类的豪言壮语，似乎是想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他最伟大、最有办法，是空前绝后的天才、奇才、绝才，大家跟着他，什么也不用怕、不用愁。事实上，多少年来，大家也确实就是这么坚信不疑地跟着他走过来的。而此刻我认为这是不确切、不全面的，如果再这样下去，迟早会像斯大林式的统治那样，把全民族带入险象丛生的境地。
如何避免继续向这种境地走去？
首先，我希望避免虚夸的宣传和歌颂。人民是否喊“万岁”或是否挂领袖像，应由人民自己作主。如果由“上面”指示这样做，则无异于强制。
其次，对领袖与中央的缺点错误完全可以批评，并适时地公之于世。
再次，在反对分散主义而强调集中的同时，也要反对惟命是听、盲目驯从。应该大力提倡每一个革命者都要学会独立思考——正如毛主席自己也曾经提倡过的那样——对每一个事物都要“闻一闻，嗅一嗅”，以辨别其好坏，并切切实实地给大家创造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条件，而不要光以“不怕杀头坐牢”的空洞鼓励为满足。
最后，领袖们应当经常和人民群众见面，定期召开记者招待会，以便于人们了解他们的真实面貌，不再把他们当做高不可及的神秘人物。
只有这样，领袖们才能及时洞察现实生活之毫末，感触到人民的脉搏与需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古人所说的“上下交则泰”，否则必将“国之无邦也”。
至于党内生活，那种党就是领袖、领袖就是党，甚至于任何部门或地区的大小领导，都可以在他们个人与党之间画上等号的极端荒谬的现象，更应该立即克服。因为党不是抽象的、神秘的，而是由现实的人缔造和组织起来的。而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绝不会一般的高矮胖瘦，即便久经考验的领袖人物，在某一时某一地，也会有想错说错做错的可能。因此反对某个具体部门或地区的领导，甚或不同意某个领袖人物的某一说法或做法，就不该扣以“反党”、“反领导”、“无组织无纪律”的大帽子。
所有这些，毛主席过去做得怎么样，今后又会怎么样，不是不值得忧虑的。我的这种“一反常态”的重大心理变化，我以为是好、是进步、是真正地开始趋向成熟。最低限度，倘若再有强劲的政治风潮涌来，我绝不甘心再让别人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任意涂抹荒诞的迷信色彩了。
这时我急于想对我很不了解的城市与农村的真实生活，作一番细心的考察。因为多少年来，我一直从事军事报道与国外报道，对城乡民间的生活不甚了了。正当其时，我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有助于实现自己的这一愿望，这一任务就是去上海报道苏联舰队的来访……
3 上海行
一
1956年6月下旬，苏联第一次正式派出友好舰队访问中国，泊留地在上海。新华总社特派我的老友李财因和我前往，配合上海分社的同志们完成这一报道任务。我的任务是写好最后的两篇稿件——我军“南昌”舰到长江口外迎接苏联舰队和苏联舰队进入黄浦江驶达南京路外滩的抛锚地。
这时候，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早已外露，世界范围内正涌起一股股凶猛的反共浊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动荡中。在这困难的紧要关头，巩固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大支柱——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团结，其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不是官样文章而是别开生面地搞好苏联舰队友好来访的报道，也就具有一定的政治价值。
6月中旬的一天，我与李耐因登上了北京直达上海的快车。我们几乎两耳不闻窗外的隆隆声，悉心研究随身携带的上海一带海域的水文气象图、访问活动的细节安排以及一大摞外国舰队互访的新闻资料。一到上海，就住进临时作为接待苏联舰队的指挥中心的外滩南京路口的和平大厦，也几乎闭门不出，构思我方军舰到长江口外的海上迎接客方舰队的第一篇报道的蓝图。
6月19日午夜，李耐因留守和平大厦，准备向北京编发我将从军舰上发出的第一篇稿件。我则身着浅灰色英国凡尔丁西装，内村白色印度绸大翻领衬衫，与来自全国各大报的几十名记者以及塔斯社驻华记者，登上了著名的“南昌”号护卫舰，向长江口外破浪而去。
20日清晨，两国军舰在海上遥遥相遇。我与塔斯社记者，首先跟随我们的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彭德清海军少将，共乘一艘银灰色鱼雷快艇，登上了访华舰队的旗舰“德米特里？波日阿尔斯基”号巡洋舰。
这是苏联太平洋舰队的主力舰，排水量达1．3万吨。在我们这些从未见过偌大军舰的人看来，它显得宽大雄伟，也很长，从舰头到舰尾执行勤务的军官们，居然要乘坐小吉普车来回奔忙着。
不一会，那艘鱼雷快艇又陆续把“南昌”舰上的几十名中国记者，分别送上了客方旗舰和后面的两艘雷击舰。我与来到旗舰的中国记者及塔斯社记者，被邀进舰中的客厅。厅内只有一人多高，使人感到低矮憋气。但里面的布置庄重而豪华：厚实而柔软的红地毯，四边钉得牢牢的新绿色壁毯，一大圈拧着地脚螺丝的沙发，当中摆着油光锃亮的核桃木长方桌，桌上铺着洁白的厚台布。桌面上似乎也被固定了的花瓶中，插着鲜艳的红白相间的玫瑰花，散发出沁人心脾的幽香。
但是我们注意到，厅内的正壁上，只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像而没有斯大林的像。这变化的原因，是无须多嘴多舌的。离开北京时，我们就被告诫过：与苏联舰队任何同志的交谈中，不得涉及赫鲁晓夫的报告与斯大林事件这类十分敏感的问题；就是中国同志相互交谈，如有苏联同志在场，也不得谈论这类问题。这作为一条纪律。
我严格遵守了这条纪律。在登上几层楼高的舰桥，向舰队司令切库罗夫海军中将的采访中，在与舰队参谋长彼得罗夫海军少将的交谈中，在和随舰的苏联海军报纸的一位中校记者的接触中，我都专心致志地本着巩固与加强中苏团结的宗旨，搞好自己的报道，避口不谈任何富有“敏感性”的问题。
不一会，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