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现在开始念。”
江涛一手拿着小册子，一手把架在鼻梁上的白边近视镜扶扶正，就用他略带山西口音的腔调，一字一句地念了起来。
他整整念了一上午，大家都肃然静听，几乎没有人咳嗽，没有人上厕所，没有人交头接耳；抽烟喝茶的人擦火柴、放茶杯，也都小心翼翼，轻而又轻，就怕影响自己和别的人有哪句话没听清。
然而这外表的镇静，平息不了人们内心的狂澜。从每个人面孔上的表情就不难看出，这个后来被全世界都称做“秘密报告”的报告，不啻于在大家固有的精神领域中，突然投下了一颗无声无息的原子弹。它那无声无形的强大冲击波，猛烈地冲击着每一个人的心灵，使得人人震惊、愕然、迷惘，伴之以轻轻的长叹。
起初我也不能理解，像斯大林这样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为什么竟会有缺点和错误，而且严重到如此骇人听闻的地步？同时，在全世界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竟会让这样严重的错误发生，而且久久不能被揭露和纠正？我愈想愈深，愈深愈乱，最后竟乱纷纷地不能自我摆脱。
道理很简单。在少小年代，我就深深地接受了我国侠义小说和帝俄时代民主主义文学的熏陶，同情苦难人，仇视暴虐者。这种思想情结，使我在日寇、汉奸、土匪、国民党顽固派和共产党的各种势力犬齿交错动乱不安的岁月中，未曾沾染过任何政治污点，刚满16岁就偷偷离家参加了新四军并很快入了党，踏上了革命征途。这征途虽然充满着艰难与牺牲，但其前景是那样的光辉灿烂。而现在，在这光辉灿烂的前景上突然投下了一道巨大的暗影，使人不禁一时无法抑制心头的悸动……
最后我自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此看来，斯大林并不像我们过去所宣传和想像的那么伟大。可是我们为什么又要一直宣扬他是个十分仁慈、异常谦逊且集人类全部才智的最伟大、最富有天才的革命导师呢？他显然没有保持住他应有的高贵品德，而且利用了人民对他的信任与爱戴，为自己的沽名钓誉和树立个人崇拜作了不懈的努力。
在我的心目中，斯大林已成了一个既有奇功亦有重罪的人物，而不再是我曾经极端崇拜过的革命导师了。而在此前，我是把他当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举世无双的革命领袖的。
1953年3月初，我正在朝鲜前线的许世友兵团采访，突然听到他不幸去世的消息，我和大家一样痛哭流涕，哀愁万分。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损失了这样伟大的领袖，我不知道会不会再有第二个斯大林领导全人类继续奋斗。
1954年春天，我去越南采访，路过睦南关（后改称友谊关），适逢睦南关人民集会纪念斯大林逝世一周年。我出自内心真情的需要，自动率领随行人员参加了纪念活动，并发了一条电讯。
这都说明，我对我们的领袖和导师，本有着无限的热爱、无限的信任和十分虔诚的崇敬。但在经受了“秘密报告”原子弹的强大冲击波的冲击后，我痛苦地发觉有人蒙蔽了我们的良心，愚弄了我们的单纯，彻头彻尾地欺骗了我们，我不禁愤愤然了！
同时我也不能不这样想：从1917年到1956年，苏维埃革命成功快40年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党和人民的政治嗅觉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应该达到很高的水平了，可为什么还不能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或制止其发展，反而听任其蔓延危害，久久不能揭发？现在斯大林故去了，有人讲话了。而如果他果真万寿无疆，那么这种悲剧是否将会永远演绎下去呢？现在敢于讲话的人们，当年干什么去了呢？他们为什么不肯万死竭忠苦谏，反要振臂高呼“伟大的生身之父万岁”呢？领食人民俸禄的人们，应该忠心于革命和人民，还是忠心于某个个人抑或只忠心于自己的所谓荣誉、权势和脑袋？如果他们过去对如此重大的问题都可以置之不顾，那么他们把人民对他们的信任与委托又置于何处？这能算是真正的革命者与政治家么？
另外，两万万人民又到哪里去了呢？如果“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为什么视而不见、不出来说说话呢？如果他们欲说而不说，是什么东西不让他们说？如果说了并说了许多，又是什么东西使得他们说话算不了数？
对这么多的疑问，我曾设想过多种答案，试图努力说服自己：这是一种误会，一种偶然，甚至是一大谣传；但是我无法用一根合乎辩证逻辑思维的有力的线，把所有的答案都贯串起来以自圆其说。我反复地想来想去，只能勾画出这样一种局面，才觉得比较地合乎逻辑：
斯大林同志的本质是好的，但又是不纯的；他有着过人的才智，但又不是万能的；他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在苏联各族人民和世界人民中赢得了崇高无比的威信；但他又未能保持住革命导师应有的谦虚谨慎。斯大林同志被功绩和颂扬冲昏了头脑，对自己的缺点放松警惕而采取了放任的态度。他自认为自己是最最忠于革命的，自己的一切都是最正确的，越来越不喜欢听到不同的意见，而酷爱别人对自己的驯服和赞颂。于是他对革命的尽力和对个人权欲的满足同时并举，在个人与党之间画上了等号。一旦遇有不同意见，他就认为这是对他的不驯服；而对他的不驯服，则无异于对党对革命的不忠；而对党对革命的不忠，则必然是“反党”和“反革命”，必然是“人民公敌”；既然是“人民公敌”，则必须对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置他们于死地而后快。在这整个过程中，无须通过经得起检验的法律程序。因为在他看来，他自己就是党和政府，完全有资格独断专行而毫无歉意。对人命关天的大事尚且如此，那么制订和执行一般方针政策时执意孤行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种种不利于革命的行为更是无可避免的了！
如此种种迹象，不能不在广大干部中引起强烈震撼。真正忠诚于革命的大智大勇者嗅觉敏锐，目光犀利，善于从微小事物中洞察到深刻的含义。他们真诚而果敢地挺身而出振臂疾呼，可惜在横加的“反党分子”和“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罪名下，被杀头的杀头、流放的流放，几乎被戕害得干干净净。有些人本来也想出来规谏，但不够忠勇，只得明哲保身；有些人不说则感愧，欲说又不能，苦闷至极，自短其身；还有一种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国家与老百姓的事是好是坏，均不在他们的闻问之列；更有一种人见利忘义，卑鄙无耻，竭尽阿谈逢迎之能事，明知是错误的也要颂扬备至，甚至不惜勒紧人民的裤腰带也要作弊撒谎，蒙上压下，确保乌纱，邀功请赏；再有就是那种绝对相信领袖相信“党”的“死忠臣”，事事依靠领导、服从领导，不善于也从来不想独立思考而明辨是非，能做好事也能跟着做坏事。
至于两万万人民的状况，大概也差不到哪儿去。
社会主义民主名存实亡了！人民和自己的看法一致，就打开民主的匣子，并由此进一步宣扬自己就是人民意志的化身；人民和自己的看法不一致，则对不起，民主的匣子就悄悄地合上，只剩下集中了。这样下来，如果还不脱离现实、脱离群众，那只有托天之福了；这莫说错误会越来越严重，就是满心想办好事，也会办出坏事来了！
这些从未有过的思考，害得我食不知味，寝不安席，顿失日常惯有的笑容。我的妻子很纳闷，问我出了什么事，老想些什么？我摇摇头，说没有啥。虽然她14岁就参加了新四军，早已是共产党员并是新华社的助理编辑，但她毕竟没有参加国内工作会议，没有听过那个“秘密报告”的传达，我得严格遵守会议所宣布的纪律，不能向她一语道破而宁可自作苦思，苦思的结论是——
社会现象复杂，人心各异，一切的一切，并不像我们过去所想像的那么简单：不是白的就是黑的。事实上，许多肯定无疑的东西也许是假的，许多被否定了的事物却可能是真的。“心之官则思，思则得。”自己既然也有一颗心，就应当有所思，求所得，不能再人云亦云了！
2 照镜子
国内工作会议接近尾声了。
一天下午，我们接到了通知，要大家赶快准备一下，马上乘车去中南海和毛主席照相。
许多同志大喜过望，衣冠楚楚，谈笑风声。而我和我的一些最要好的同志，对此却并不怎么热心。尤其是我，竟突然感到这索然无味。有的同志一再催我赶快回家穿上在越南采访时的西装革履，打好领带，与大伙儿一块儿去。其中个别人似乎也揣测到了我在思想感情上已发生了某种变化，便特别悄悄地对我说：“不去不好。”怯于老友们的面子，我只好答应去，但坚决不更装，仍然穿着往常的那套银灰色中山装，也没梳梳头，就跟着大家上了车，进了中南海。
我们远远地下了车，来到了西天太阳斜照着的周围有不少葡萄架的合影广场。许多同志喜笑盈盈地站上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合影台，有的人还尽量往前面最中央的椅子跟前凑。其中特别是保卫处长吴文正，双手紧紧地把着最中央的一只椅背，好像他是党的最忠实可靠的一员，那位置非他莫属。
等大家都排好了，中南海的侍卫负责人汪东兴来传话，说毛主席要吴冷西同志去一下。不一会，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彭真等领导人由吴冷西陪同，来到了大家的跟前，大家热烈鼓掌，领导人也轻轻地拍手示意。
礼毕，毛主席向几位摄影师瞅了瞅，觉得他们当中少了一位最熟悉的人，忙问：“侯波呢？侯波怎么没来？”这位著名的女摄影家、新华社驻中南海的摄影组组长立刻在我们的队伍中应声答道：“我在这儿哪！”毛主席寻声望去，远远地指着侯波乐哈哈地说：“啊，对，今天你应该是合影队伍中的一员……”这又引起许多人的一阵欢笑。
可是，直到大家又鼓掌欢送毛主席等领导人离去，我从始到终都绷着脸，没笑过。
我“发神经”了吗？
不，我清醒得很。我应该承认，我的心情有了某种变化。1947年春天，我还在苏北文工团搞创作的时候，曾自己作词配曲，弄出了一首带有苏北民歌风味的《歌唱领袖毛泽东》，并在苏北的一些部队中传唱过。在那之前不久，苏北文工团的同志正分散在坚持敌后的部队中打游击，听说胡宗南的部队占领了延安，毛主席还在陕北坚持领导殊死斗争，我曾为他的安全忧虑得掉过泪。这种无限热爱之情一直保持了许多年。但是自从受到了赫鲁晓夫冲击波的猛烈冲击，这种感情便不复存在，而自己又缺乏那种逢场作戏的本领，就显得很“幼稚”了。
那一阵，我的脑子里乱如翻江倒海。我借用了苏联的这面巨大而“神奇”的水晶镜，来验照我们自己的这块土地上有没有类似的苗头。日本的一则谚语说得好：“高坝长堤，毁于蚁穴。”而蚁穴是那样的微小，小得难以发现；即便发现了，也很可能被认为微不足虑而疏疏放过。惟一的办法就是要多看、多思、多疑，做到防微杜渐。
由此我想得很多，想到了我们的经济建设、文化教育，更想到了我们的政治生活——尤其是中国有无“个人崇拜”，成了首屈一指的大问题。
联想的结果不怎么妙。我觉得中国也有个人崇拜现象，虽然它还远不及苏联那般严重。
首先我深感对毛主席的颂扬太过。在人民的心目中，似乎毛主席无所不知，无所不精，不会有缺点，更不会有错误。他既能事无巨细地通达古今，更能万无一失地预卜未来；他不仅在指挥战争、领导建设等方面有着盖世的才智，就是在生活道德的方方面面也都堪称世人的楷模。如果他在哪些方面还没有给当代和后世留下典范式的著作，那也只因为他没有工夫写而不是不能写。因此他是人间的红太阳、人民的大救星，同时是集人类全部智慧的最伟大的天才。如果没有他，中国就不会有这场伟大的革命，革命就不会成功；如果一旦失去了他，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则将不堪设想……
对这样的宣传、赞颂和教导，我认为充满了唯心主义的色彩。这样的天才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尽管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强调过，对革命领袖的信任、诚服、崇敬和爱戴，不仅为革命利益之所必需，同时也是出于革命群众对革命领袖人物的真挚之情。但很多人认为这又不能做得太过分。太绝对化。按照列宁的说法，正确与错误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我想对领袖的看法及颂扬也不应例外。事实已经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