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党中央在成都金牛坝举行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等都到附近邻县红光公社观察。他们足迹踏过的田野，称为“幸福田”。成都会议虽然提出要“冷热结合”，实际上，“热”已相当高了。
我多次穿越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得天独厚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像乳汁一样哺育着川西平原，合作化时期，这里水稻单产六七百斤，麦子三四百斤，油菜二三百斤。“大跃进”一来，新都、新繁相继出现“油菜工”。一些社队给“油菜王”吃小灶，让“油菜王”在路边排队成行。“油菜王国”虽然增产了，大面积油菜却减产了。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从成都到乐至、遂宁、三台，沿公路两旁，到处插着丰产路、丰产坝、丰产沟、丰产田的木牌。乐至县为使三十五万亩小麦能“大跃进”，组织了七八万人的专业队伍，按军事化建制，专门挑水挑肥。龙台公社两万四千多亩麦子，1957年平均亩产只有二百斤，1958年，却提出亩产要达三千斤。这本是浮夸的神仙数字，可是，我被群众热情冲昏头脑，信以为真，把神仙数字写进《跃向新高峰》的通讯。
我和孙跃冬、丁帆来到大邑县。这里到处红旗招展，全县大半劳动力上山大办钢铁，留在家里的九万多男女，组成军事化的深耕兵团，采用“运动战”的方法，在田野里安营扎寨，昼夜不离战地。深耕深挖，到处轮番作战。平坦的田野里，到处挖成深沟，有的深达三四尺，像战壕一样布满田间。人夜，又强迫群众点燃一堆堆柴火，对挖出的生土，进行熏烧制肥。我们对这种违犯常规的蛮干，也曾在一篇通讯中加以报道。
成都市区也大办钢铁。不少机关院里修起砖石土高炉。没有焦炭用柴烧，没有矿石就炼废铁，一些家属用的铁锅、盆子、门环，也被动员出来参加“大办”。对这些愚蠢的做法，人们敢怒不敢言。上级仍在说，“大炼钢铁是政治，既炼钢，又炼人！”
我到了江油县中坝。这个传说是哪吒闹海的地方，几十里全是“大办钢铁”的人山人海。来自绵阳、三台等县的三四十万干部群众，一听到“江钢集合”的命令，一夜之间全都上了山。人们顶着秋雨，踏着泥污，搭草棚，砌高炉，运矿石，用人拉大风箱，代替鼓风机。在日夜苦战里，有的土炉子流出盆子大的矿渣，更多的是只见冒烟，不见铁水。
广西鹿寨县用大窑炼铁的经验传到工地，人们涌进深山老林，砍倒大片大片森林。在山上挖出深三四丈、宽一两丈的大窑坑，将砍倒的大树干，竖立起来塞满坑里，然后，倒进矿石，从下边点起火来。无奈树干湿，只见冒烟，不见起火，更不见铁水。凡是冒烟的窑坑，都被当做了“钢铁卫星”。
一天夜里，省委通知我去参加中央的电话会议。到会的只有省长李大章和我两个人。在各省汇报放“钢铁卫星”的数字以后，中央一位负责同志点名向四川催调粮食，说上海、武汉存粮不多，命令四川连夜顺长江再次紧急运粮。李大章说，知道了，知道了。转过身，他苦笑着对我说，江苏、安徽、湖北放了那么多“高产卫星”，为什么还要从四川调粮？我们省的存粮快要调空了，叫我从哪搞粮食呀！
在北京开会的省委负责人，看到各省都在“放卫星”，打电话问四川情况。过了不几天，传出红光公社放五万斤“卫星”的消息。成都市各机关干部向红光公社涌去。我立即同记者赶往现场。心想，这下该给四川争光了，哪知，到田间一看，只见二亩多稻田里，堆满了移栽的稻子。密密实实的稻穗上，连人站上去也能经得住。我们感到很奇怪，便问几个社员，他们躲躲闪闪不说话。只有一个老农悄悄说：“我们这是神仙地呀！”他顺手拔起一把稻子：“你看，这是打夜战栽的！”他说，干部强迫群众，连夜把二三十亩成熟的水稻，连根拔起，为放“卫星”，拼栽在一起。
我们带着凄楚的心情回到机关。晚上，省委打电话，说省委书记阎秀峰、许梦侠找我，“今天你去了吗？你实地调查了吗？你们新华社准备报道吗？”我如实汇报了看到的情况。我说，“我原来准备报道，现在看来‘卫星'是假的，不准备报道！”
“对，不要报道！”阎秀峰、许梦侠几乎同时表态。接着，他们给我一封揭发信。一个干部在信中揭发说，红光公社放的“卫星”全是骗局，是上边压出来的。
飞向天空的“卫星”破灭了。省委负责人回成都后，在一次干部会上批评，不放“卫星”是不相信新生事物。反右倾开始后，不同意此种做法的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温江地委副书记和我，都受了批判。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公社是天堂”。温江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城关上游人民公社一夜收了一万六七千份申请书，连一些老太太也点着火把登门要求入社，“可不能把老娘丢在外边”。一些社员所以敲锣打鼓入社，实际上是“一入社可以放开肚皮吃饭”。在食堂，我看到粗粮细做，干部社员在公共食堂里，大摆红苕筵席。
1958年11月下旬，我到北京开新华社国内分社社长会议。途经八百里秦川和河南西部，看见铁路两边，土高炉火光冲天，堆在田野里的庄稼却没人收。包谷堆在地头，棉花白花花地挂在枝头，成片的柿子树上，树叶掉光了，树上的红柿子却没有人摘……这些姓“公”的庄稼变成了后娘的孩子，在寒风中摇曳。
我向编辑部农村组谈了这个情况。编辑要我写一条《要把丰收果实收回来》的读者来信。发表以后，反右倾时，这封信竟成了我“坐在火车上看缺点”的证据。
吴冷西同志在分社社长、记者站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提出记者头脑发热，要记者对一切事物应保持冷静的头脑。经过讨论，记者头脑开始冷静了，从飞在天上，回到地面，比较实事求是了。
新账老账一块算
1958年底，飞在天上的“卫星”纷纷坠落。我同许多人一样，经过实践的教育，开始从空想和梦幻里醒来，把眼睛向天，转向地面，看到了“三面红旗”下的灾难。
物产丰富的四川，为支援全国，连年调出大批余粮。近来粮食、蔬菜突然紧张起来，原有的大批存粮几乎外调空了。省委公开号召吃代食品，过去喂猪的牛皮菜，变成了人的当家饭，五角钱一斤的南瓜，远调人川。干部的口粮标准，由三十斤压减到二十三斤，有个时期减至十七斤。许多人浮肿了。而这一切，都是由于宣传“卫星”上天，打肿脸充胖子，将口粮当余粮，发扬所谓“共产主义风格”造成的。
1959年8月27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发表公报，错误地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号召全党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9月上旬，中共四川省委召开地委书记和厅局长干部会议，学习讨论庐山会议文件，讨论彭德怀向毛泽东写的万言书。四川省委为了测验广大干部对彭德怀意见的态度，发明了全国独一无二的考试法，要科处以上干部，在“赞成”或“反对”栏内画圈。我没有参加考试。在省委会上表态时，表示拥护中央决定。我说，彭德怀肯定“三面红旗”是对的。信中的意见，有的符合实际，有的不符合实际。从四川看，“三面红旗”还是有成绩的……
我的发言，被小组长汇报成完全赞同彭德怀的意见。省委负责人发火了。他说，纪希晨1957年写了《春风未度剑门关》，这件事，我一直记着，这次要老账新账一块算！
省委会议后，我正准备下乡做人民公社调查，省委宣传部通知开会。宣传部副部长指着我们到场的三个人说，我奉命通知，省委要你们检查！常苏民（省文联主席），1956年省党代表会上，你发言批评省委官僚主义，不重视文艺工作；王达（省广播电台台长），你在党代会上批评省委不民主；纪希晨，你1957年在《人民日报》上写《春风未度剑门关》，批评四川未广开言路……
我当场申辩说，这篇报道是我向省委汇报编辑部的电话内容以后，按省委的部署和统战部开的名单，按党中央的鸣放精神写的。那位副部长说，这些我都不清楚，你快检讨吧！
省委宣传部直接主持对我的批判。规模由小到大，由党内到党外……在持续一两个月的批判里，火力集中在《春风未度剑门关》一稿上。这样，我被列为四川新闻界的重点人物。对我的结论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政治上违法乱纪”，撤销党内职务、行政降职，下放劳动。
我被下放到仁寿县劳动，经历了少有的艰苦。我以生产队副队长的身份，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挨饿，曾一连七天吃稻种籽、吃红苕秧。我亲眼看见倒在路边的饿死者的尸体……下放期间，由于我反映一些干部违法乱纪，再次以右倾受到批判。这段时间，尽管吃了不少苦头，但我始终充满信心。下放不仅锻炼了革命意志，同社员建立了感情，也了解了下情，受到党组织的好评，认为我在严峻的考验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品德。
1963年9月，党纠正反右倾的错误。对1959年我受的批判，进行初步甄别，把结论改为“在反右派斗争初期鸣放报道中犯了政治立场不稳和违反组织原则的错误……免予处分”。二十年后，1980年9月，四川新华分社经四川省委批准，才对我彻底平反。
1964年初步甄别后，我才向报社、总社写信，说明我是为什么被批判的。与此同时，我向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子意同志汇报甄别情况，提出“我从《人民日报》来，要回《人民日报》去”，得到批准。于1964年8月，离开我随刘邓大军进军西南以后生活、战斗了十五年的四川，回到了人民日报社。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作者：戴煌
开篇话
据说在偌大的古都北京城，直到人民共和国创建伊始，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棵原产亚热带地区的菩提树。其中三棵分布在一些公园里，第四棵就在我们新华社通向佟麟阁路南口的后门、也叫西门的小四合院里。每到春夏之间，满树隐藏在椭圆形叶子下面球形花托内的点点小白花，向整个小院飘发出一阵阵沁人肺腑的馨香。人从树下过，往往就会把这种馨香携带到别处，从而使嗅觉敏锐的新华人立刻就会脱口而出：“啊，你刚从后院来！”
经40多年的变迁，人数扩大了十多倍的新华社大院的面貌，早已今非昔比了。虽然这棵树皮干裂而惹人喜爱的菩提树，还被特别珍爱地移去了别的所在，但那灰色平房的拥有合作社和洗衣房的小四合院，已经荡然无存了。紧挨着这四合院里边的一座灰色建筑物——被“老新华人”过去称之为“外文出版社食堂”——也在十年前被拆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座奶黄色的美观漂亮的高达18层的三岔宿舍楼。接着又在其南，砌了座同样高度的二岔宿舍楼。
不过沧桑可巨变，而历史将永存。至少，对我和我的一些朋友来说，那灰色的大食堂留在我们记忆中的影像，是永远不会被淡忘的，至于1957年及其以后20年的种种遭遇，就更不会被淡忘了……
1 赫鲁晓夫冲击波
1956年3月，新华社国内工作会议，就在那灰色的大食堂里举行。人们把一张张方形饭桌拼接成长条桌，较短的一条横在一排卖饭的窗口前，作为主席台；三条长的摆成“川”字形，成直角地直对着主席台。所有的长桌上，都铺着洁白的台布，上面搁着花瓶、烟灰缸和放置香烟的小碟，外加带盖的白瓷茶杯和热水瓶。简朴而清雅的布局，配之以大家无拘无束的发言，整个会场的气氛是融洽和谐的。
突然有一天，人们吃罢早点走进会场时，感到会场内的气氛似乎变得严肃起来。国内新闻编辑部秘书兼做大会秘书的江涛，拿着一本小册子向与会者晃了晃说：“苏共二十大一结束，我们党的代表团团长朱总司令就飞回北京了。他带回了赫鲁晓夫同志关于斯大林同志的‘秘密报告'。（吴）冷西同志说，根据中央的指示，这‘秘密报告'先向参加会议的同志传达，全文照念，不得加入任何解释性的插话；同志们只能听，不能记，也不能擅自向没有参加会议的同志传达，这作为一条纪律。
“好，现在开始念。”
江涛一手拿着小册子，一手把架在鼻梁上的白边近视镜扶扶正，就用他略带山西口音的腔调，一字一句